词义贞刚，重乎气质
张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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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轲刺秦王时，与燕太子丹在易水送别，高渐离击筑，荆轲作歌。史称荆轲为变徵之声，复为羽声，悲歌慷慨，士皆瞋目，发上冲冠。在宫、商、角、徵、羽五音中，羽音最高，徵在其次。可知慷慨悲歌是一种音调高亢、情绪悲凉壮烈的曲调。 荆轲作《渡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燕丹子》称其为“壮声”、“哀声”。《史记·刺客列传》称其为“羽声慷慨”。《货殖列传》又说邯郸、中山、沙丘“丈夫悲歌慷慨”。这是对燕赵诗风、文风的第一次概括。 到汉末曹魏时，曹操等人的诗风悲凉、雄峻、古朴，诗如其人，真情毕露。唐代诗人元稹说道：“建安以后天下文人遭逢兵战，曹氏父子于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遒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钟嵘《诗品》评论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宋人孙臞翁也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这是燕赵第二次被人们称为慷慨悲歌。 唐后期藩镇割据，“河朔三镇”雄踞一方，韩愈作《送董邵南序》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这是燕赵第三次被人们称为慷慨悲歌。 由此可见，燕赵区域文学艺术最重要的风格就是慷慨悲歌。慷慨悲歌就是燕赵悲歌，在文学艺术中它是为燕赵所独有的固定不变的意象。燕赵之地的社会战乱频仍，燕赵之地的风俗勇武任侠，形之于诗文，就又有了慷慨悲歌的诗风、文风。 战国以后，最早感叹燕太子丹、荆轲事迹的有邹阳。邹阳在《狱中上梁王书》中说道：“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又说：“樊于期逃秦之燕，藉荆轲首以奉丹事，行合于志而慕义无穷也。”最早领悟慷慨悲歌的文化价值，而将其形之于文的有司马迁。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赵燕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在汉代乐府歌辞中，有《燕歌行》、《出自蓟北门行》、《幽州马客吟》、《邯郸少年行》等曲目，多以边塞、军旅、豪侠、远别为题材，反映出燕赵区域文化和音乐上的特点，与以江南为主题的《竹枝》、《柳枝》、《长相思》各曲风格迥然不同。 历代所作的《燕歌行》以曹丕的一篇和高适的一篇最为有名。曹丕《燕歌行》说：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高适的《燕歌行》说：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旗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愁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筋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边庭飘摇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塞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特别是高适的《燕歌行》，诗意连贯，气势豪迈，将边塞的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是他的成名之作。 东汉名士祢衡为鼓吏，创作了鼓曲《渔阳挝掺》，又称《渔阳鼙鼓》。它以奏法急锐高昂著名，与古琴曲中的《广陵散》同为天下名曲。《广陵散》代表南方风格，《渔阳挝掺》代表北方风格。庾信诗说：“声烦《广陵散》，杵急《渔阳掺》。”可见慷慨悲歌的风格在器乐中也有体现。 曹操于建安七年(202)官渡之战中打败袁绍，以汉丞相的本职兼领冀州牧。他虽然不是河北人，但长期活动在河北，实际上可以视同河北人看待。建安十八年，曹操为魏王，都于邺(今河北临漳)。曹魏邺城是在战国秦汉旧邺城的基础上增建的，它由于曾经是魏文侯的都城而有魏地之称，实际上却主要属于赵地。邺城有内外二城，内城中建有宗庙和听政殿、文昌阁两座主建筑。文昌阁西面是内苑，其中有三座著名的亭台建筑，就是铜雀台、金虎台和冰井台。铜雀台居中，因此又称中台；金虎台在南，冰井台在北，合称“三台”。铜雀台是建安十五年修建的，高十丈，有屋一百零一间。后赵石虎时又增高二丈，并在铜雀台上再建五层高楼，楼高十五丈，连铜雀台共二十七丈。在楼顶上又铸有一只铜雀，头高一丈六尺，作展翼如飞之状。金虎台又称南台，高八丈，有屋一百零九间。冰井台也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五间，台上还有一间消暑用的冰室。三台各相距六十步，中间有二桥相通连。左思《魏都赋》说：“三台列峙而峥嵘。”杜牧诗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桥。”即咏此三台二桥。三台在文昌阁西，因此称为西园，曹丕诗“逍遥步西园”、曹植诗“清夜游西园”，即咏此园。在铜雀台东面还有一个芙蓉池，曹丕《临高台》诗“下有水且寒”，即咏此池。三台建筑在当时是一个奢侈的举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曹氏父子都十分擅长文辞、性情浪漫的缘故。三台建成后，曹操命诸子登台，各自作诗赋一篇，曹植作《铜雀台赋》，下笔成章，一时传为美谈。 曹操与其二子曹丕、曹植都擅长诗文，并称“三曹”。在他们周围聚集了当时最好的一些文人，如王粲、孔融、陈琳、徐干、阮玚瑀、应玚等人，即著名的“建安七子”。其中陈琳在何进死后避难冀州，先投袁绍，后归曹操，在河北的时间最久。在曹氏父子的带动下，当时北方文人的作品都有一种昂扬悲烈的风格，既有积极强健的志向，又有大悲大愁的忧心，慷慨多气，块垒有骨鲠，被称为“建安风骨”。 如曹操的《短歌行》诗：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萍，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辍，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就表现了他对人生的忧虑、悲伤和他自己慷慨错综的复杂情感。他的《苦寒行》诗：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 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 熊羆对我蹲，虎豹夹路啼。 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 水深桥梁绝，中道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 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 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 就表现了北方环境的严峻和建功立业的艰辛。他的其他诗句如“孟冬十月，北风徘徊”，“乡土不同，河朔隆寒”，“心常叹怨，戚戚多悲”，“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等等，也都表现了同样的心情。 曹丕、曹植的诗句如“谿谷多风，霜露沾衣。还望故乡，郁何垒垒!”“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陈琳的诗句如“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也都处处表现出了建安文学悲烈激扬的风格。 曹植还有一篇专门描写邯郸游侠的诗《名都篇》，与李白的《侠客行》、高适的《邯郸少年行》、清李渔的《侠客行》同为描写北方游侠的最好诗作。 大抵北方王朝兴衰频繁，诗人所见就远，志向就高。北方旱地贫薄，天气苦寒，诗中也就带有寒峻之气。北方人的风尚越是勇武任侠，不畏生死，对人生和生命就越是看得可惜可贵。可以说没有北方生活环境的艰辛苦寒，也就没有北方人的勇武任侠；没有北方人的勇武任侠，也就没有北方文化的慷慨悲歌。慷慨悲歌是燕赵之地自燕太子丹、荆轲、高渐离和曹氏父子以来所独有的。 两晋南北朝的文学作品中，首先有左思和陶渊明的两首咏荆轲的诗。左思《咏史》八首之一咏荆轲说：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 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 陶渊明《咏荆轲》诗说：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 历代咏荆轲的诗很多，其中最有名的还有骆宾王的绝句《于易水送人》，说：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北朝北方的诗人中，有高允和邢邵。高允有一首《答宗著作(宗钦)》诗，最受世人推崇。诗中说： 诗以言志，志以表丹。 慨哉刎颈，义已中残。 虽曰不敏，请事金兰。 尔其励之，无忘岁寒。 其诗古朴寒峻，能得曹操《短歌行》遗意。邢邵是河间鄚(今河北任丘北)人，诗中却有一首《思公子》历来以清新流丽受到推崇，表明北方诗人在诗歌艺术形式上也略可比肩南方。 南朝南方的诗人中，王褒和庾信二人先仕梁，后任西魏、北周，诗风也由绮靡浮艳转为悲壮苍凉。如王褒《渡河北》诗说： 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 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 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 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 庾信《拟咏怀》二十六首中的第二首说： 萧条亭障远，凄惨风尘多。 关门临白狄，城影入黄河。 秋风别苏武，寒水送荆轲。 谁言气盖世，晨起帐中歌。 摹写北方景色人物，均能烘托出空旷辽远、苍莽悲凉的气氛。另一位诗人鲍照虽未曾生活在北方，但在诗风渊源上继承建安风骨，也能得其豪迈慷慨。其诗最著名的有《代出自蓟北门行》和《拟古》，《拟古》诗说： 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驰逐。 毡带佩双鞬，象弧插雕服。 兽肥春草短，飞鞚越平陆。 朝游雁门上，暮还楼烦宿。 石梁有余劲，惊雀无全目。 汉虏方未和，边城屡翻覆。 留我一白羽，将以分虎竹。 隋代的北方诗人有卢思道和李德林。卢思道为范阳涿人，其《从军行》诗“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为千古名句。李德林为博陵安平人，南方文士江总称其为“河朔之英灵也”。 唐代诗人中，卢照邻是幽州范阳人，“初唐四杰”之一。李峤是赵州赞皇人，“文章四友”之一。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中到蜀郡避难，一次登楼远望，对身边侍女说：“你不是我旧日梨园中的伶人吗?可试唱一曲。”女伶唱道：“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至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唐玄宗听后凄然泪下，侍者也都莫能仰视。唐玄宗问女伶：“谁为此词?”女伶答道：“李峤。”唐玄宗说：“真才子也!”不终饮而去。陈子昂是梓州人，但曾随军北征契丹到达幽州。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为千古名句，史称其为自六朝绮丽之风以来注重风骨、横制颓波的第一人。李颀是颍川人，王之涣是太原人，但李颀曾任新乡县尉，王之涣曾任文安县尉。李颀是盛唐边塞诗人中的前辈，王之涣少有侠气，所交游皆五陵年少，从禽纵酒，击剑悲歌。盛唐时期最杰出的两个边塞诗人，高适在开元十九年到二十一年(731-733)客游蓟门、邯郸，岑参在开元二十七年(739)客游邯郸、古邺城，北至冀州。其他著名诗人王昌龄、王翰、崔颢、李昂、崔国辅、骆宾王、陶翰、刘希夷等也往往以燕赵为题材，写有很多的边塞诗。崔颢《古游侠呈军中诸将》诗说： 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 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 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 错落金锁甲，蒙茸貂鼠衣。 还家且行猎，弓矢速如飞。 地迥鹰犬疾，草深狐兔肥。 腰间带两绶，转盼生光辉。 顾谓今日战，何如随建威? 唐代河北的其他著名诗人还有：“大历十才子”中的郎士元，中山人；李嘉佑，赵州人；李端，赵州人；司空曙，广平人。以及刘长卿，河间人；卢仝，范阳人；贾岛，范阳人。著名散文家、小说家有苏味道，赵州栾城人；李华，赵州赞皇人；张鷟，深州陆泽人。韩愈与柳宗元同为唐古文运动领袖，韩愈的郡望为昌黎，柳宗元自称其先世为中山人。 北方与南方诗文风格的不同，历来均有定评。陈琳说：“河北率少于文章，而为雄伯。”文章指文采，雄伯即雄霸。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说：“江左贵乎清绮，河朔重乎气质。”魏收《魏书·文学传序》说得更详尽些，说南北方“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贞刚”的意思是纯直、刚健。卢照邻在《南阳公集序》中说：“北方重浊，独卢黄门往往高飞；南国轻清，唯庾中丞时时不坠。”卢黄门指卢思道，北齐时为给事黄门侍郎。庾中丞指庾信，梁元帝时为御史中丞。 元明时期在戏曲的风格特点中，这种南北的差异仍然存在。魏良辅说：“北曲以遒劲为主，南曲以婉转为主，各有不同。”王世贞和王骥德分别系统对比过北曲与南曲的风格差异，王世贞说：“凡曲，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弱。”王骥德说：“东晋以后，文辞分为南北。南音多艳曲，北俗杂胡戎。南词主激越，其变也为流丽；北曲主慷慨，其变也为朴实。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戏曲盛兴于元代的大都城(今北京)，元曲作家马致远就是大都人，有《汉宫秋》等杂剧十五种。北曲中有十七宫调，南曲中有九宫调，较北方少一半，当时戏曲似以北音为正宗。 宋代河北的文学家最著名的是柳开和刘筠，均为大名人。柳开文风质朴，有《河东先生集》，刘筠诗与杨亿齐名，与杨亿、钱惟演等十七人唱和，结集为《西昆酬唱集》。 词是较诗更为活泼多变、更易于表达人的复杂情感的文体。北方词人的词作在金代最为可观，元好问《中州乐府》收录金词人三十六家，词作一百十三首。金朝从其立国开始一百二十年间除大定、明昌的三十余年较为安定之外，一直是戎马倥偬、争战不已，因此金代词人的作品都带有悲郁苍凉的风格，与其他地区、其他时期的词作不同。近人况周颐《蕙风词话》说：“金源人词伉爽清疏，自成格调。”金代词作的风格与周邦彦、姜白石、柳永等人不同，而与苏轼、辛弃疾相近，学者称其为“苏学北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