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国早在西周以前，已有一段长期的辉煌而繁荣的历史。召公奭受封燕国，决不是在洪荒的背景下千里受封，而是有着殷商民族子姓燕国一千余年经营的深厚基础。西周初年，商遗民尚有三百六十夫，即三百六十族，不显亦不宾灭，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北奔，而箕子亦不忍言殷之恶。周武王伐商时，周与商力量对比仍极为悬殊，而周武王伐商的理由，也全是针对商纣王一人，并不敢针对所有商人。周武王说商纣王“奸轨于商国”，“昏暴商邑百姓”，说自己是“恭行天之罚”。周武王到商都，商都百姓都待之于郊，周武王说：“上天降休！”商人都再拜稽首，周武王也答拜。司马贞《史记》索引说周武王所以答拜，是因为他以臣伐君，颇有惭德。其实周武王在言论、行事上这般隐晦、委婉，根本上是由商周的力量对比决定的。周武王入商都，虽有“革殷”、“更大命”之说，但是出于不得已，毕竟还要“立武庚”、“返商政，政由旧”。凡此种种都隐约表明了商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所具有的深厚根基。 　　 　　再从周初青铜器的情况来看，西周初年召公封燕时，曾经铸造了不少大件的青 　　 　　铜礼器，但其形制却大多为殷商遗制。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指出，凌源出土的燕盂，由其花纹来看，属周成王时期，而同时出土的各器中，盘尚未有耳而花纹是一带蝉纹，“凡此皆表示它为殷式之遗”，直到成末康初，无耳之盘以及殷器中所特有的蝉纹才渐次消失。这说明在西周初年的武王、成王两代，召公奭在燕国对于那里的经济、文化以至青铜工艺尚不能有完全的控制。这一点也就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的燕国青铜器的断代都是“商末周初”，以及为什么这些青铜器的铭文上要将子姓燕国的“? ”字和姬姓燕国的“匽”字同文连写。从理论上说，商代的文化与周代应该有绝大的不同，但是在实际上，燕国在商末周初之际，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其实并没有多大变化。帝舜时，商契被“封于商，赐姓子姓”，这里封商赐姓都只是名义上的，因为在此以前，商民族已居有商地，已自定为子姓，帝舜所做的只是与商契重新互相认定彼此的君臣关系。同理，召公奭受封时，也是燕民自已有燕民，燕国自已有燕国，周朝所做的只是任命了新一代的君主，而召公奭所拥有的也主要是一个君主的名分。在商代有着深厚根基的燕国，到西周以后就大幅度地衰落了。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原有殷商旧族没有和新的姬姓国君结成紧密的血缘融合和政治合作，二是由于全国的政治中心由黄河以北的殷墟、朝歌远迁到了关中的丰镐。西周定都丰镐以后，燕国不再是畿服内的封国，而确确实实地变成了远边上的一道无足轻重的屏障，其在全国政治形势中所起的作用也因此而发生大变。 　　 　　西周以至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衰落可由以下数事见出一斑。 　　 　　首先，在史籍记载中的燕国国君的世系，自召公奭至燕惠侯中间九世，无名无谥。自燕惠侯以下，有谥无名，并且谥号多有重复。梁玉绳《史记志疑》举燕四十二君，谥号为惠、为桓的有三人，谥号为釐、为宣、为昭、为孝、为文的各有二人。连国君的世系都没有完整的记载，其他史事的混乱程度更可想而知了。据《墨子·明鬼》记载，燕有《燕之春秋》，当是燕国的国史，但这部国史在汉初以前就已经失传了。 　　 　　其次，在其他各国的史籍记载中，旁及燕国史事的情况也十分少见。《左传》记载燕国史事已迟至春秋之后一百余年，而且第一件大事记载的是齐伐山戎路经燕国，第二件大事是燕国发生内乱，燕君款逃奔齐国，都是借助齐国史官的记载而记下的。春秋时燕国绝少参与中原各国的征战与盟会，所以各国史籍也很少提到它。当时在今河南汲县还有一个姞姓的燕国，史称南燕，始封国君为伯儵。《左传》称南燕国为燕，称燕国为北燕，倒是南燕国的史事较北燕更早更多地频频见于记载。《左传》之外，《国语》中有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国语而没有燕语，《诗经》中有周、召、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五国风而没有燕风。 　　 　　其三，在春秋战国诸子的记载中，明显可以看出燕国地位的微末和诸子对燕国的鄙夷态度。《庄子》中以燕国为北方最偏远的国家，与南方的越国相并称，有“燕之北、越之南”之语。《孟子》在《梁惠王下》和《公孙丑下》两篇中曾力劝齐宣王伐燕，“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孟子曰：‘可。’”当时燕国是燕王哙在位，国中发生内乱，孟子虽劝告了齐宣王要兴仁义之师，但是并不能做出有效的约束，因此齐国伐燕实际上正是“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是趁火打劫。《史记·燕召公世家》也明确记载了孟子与齐伐燕的关系，说：燕国“因搆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君哙死，齐大胜。”《韩非子》篇幅宏大，又好作寓言，其中多次提到燕国，但都是把燕国放在一种愚蠢荒昧的地位上加以批评和嘲笑。比如，一，郢书燕说：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而误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国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悦，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学者，多似此类。二，不死之道：客有教燕王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学之，所使学者未及学而客死。王大怒，诛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诛学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诛无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无如其身，不能自使其无死，安能使王长生哉！三，削母猴：燕王征巧术人，卫人请以棘刺之端为母猴。燕王说之，养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试观客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观之，必半岁不入宫，不饮酒食肉，雨霁日出，视之晏阴之间，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见也。”燕王因养卫人，不能观其母猴。四，浴狗屎：燕人惑易，故浴狗屎。燕人其妻有私通于士，其夫早自外而来，士适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无客。”问左右，左右言“无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屎。 　　 　　其四，战国时燕国虽列为七雄，但在七国之中最为弱小。苏秦说它“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十年”，辞有夸张。这一点由燕人自己的话中也可明显看出。燕文侯对苏秦说：“吾国小，西迫强赵，南近齐。”燕易王对张仪说：“寡人蛮夷僻处，虽大男子，才如婴儿。”燕昭王对郭隗说：“寡人地狭民寡。”太子丹对鞠武说：“丹不肖，生于僻陋之国，长于不毛之地。”对田光说：“今燕国僻在北陲，比于蛮域。”荆轲见秦王时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这些话并非都是折节下士的谦辞。秦国在关中刚刚兴起时曾经一度被中原各国视同夷狄，而燕国直到战国后期仍很少参与各国的和战，各国视燕国如同夷狄也是有可能的。 　　 　　其五，战国时期燕国在内政上多有失败之举。燕王哙在位时，信用相国子之。后来又提出效法唐尧、许由，将君位禅让给了子之，又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都交给子之，收了太子的实权，子之南面行王事，燕王哙反而为臣，三年以后，燕国大乱，将军市被和太子平起兵攻子之，搆难数月，招致齐宣王派兵伐燕，攻入都城。燕惠王时，燕兵已经占领齐国七十余城，惟独聊、莒、即墨未下，并且已经驻守了五年，但燕惠王因和乐毅有隙，一即位就派骑劫为将取代了乐毅，结果齐国田单以即墨孤城反攻燕军，一举收复全部失地，燕军大败。乐毅逃至赵国，被封为望诸君。燕惠王既后悔使骑劫代乐毅，又怨恨乐毅归降赵国，于是派人责备乐毅，乐毅为此写了著名的《报遗燕惠王书》答复他，其中有“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等语，由此反衬出燕惠王礼贤下士的不诚。燕王喜时，赵国在长平之战中被秦国打败，损兵四十余万，燕王喜用相国栗腹之谋趁机伐赵。乐毅之子乐间劝阻，燕王喜不听。燕国发二军、车二千乘伐赵，燕王喜亲自率偏军随行，结果被赵将廉颇打败，逐之五百里，包围了燕都。乐间逃到赵国，燕王喜悔恨不用乐间，写信要他回来，说：“今寡人虽愚，不若纣之暴也；燕民虽乱，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语，不相尽，以告邻里，寡人不为君取也。”但是乐间始终也没有再回燕国。 　　 　　其六，即使是在燕昭王、太子丹两代燕国史事最为显赫的时期，当时活动在燕国的人也大都来自其他国家，燕国本土颇感乏人。苏秦、苏代是周都洛阳人，苏氏出自春秋畿内封国苏国的国君苏忿生，原为己姓。苏秦师事鬼谷先生，学纵横捭阖之术，学成之后说服燕、赵、韩、魏、楚、齐六国合纵以抗秦，其中最先说服的就是燕国。苏秦到燕国时，贷人百钱为资，困顿一年有余才见到燕文侯，得到了燕文侯提供给他的最早一批资助。苏秦死后，他的两个弟弟苏代、苏厉也都到过燕国。乐毅、乐闲是魏国人，乐氏出自宋国，原为子姓。乐毅的先祖乐羊是魏文侯时著名将领，曾经率兵攻取中山。乐羊死后乐氏迁居灵寿，属赵，乐毅好兵，受到赵人的推重，但值赵国有武灵王沙丘之难，乐毅又返回魏国。燕昭王礼贤下士，乐毅为魏昭王使者至燕，因留不返。燕昭王重用乐毅，任他为亚卿、上将军，封昌国君。驺衍是齐国人。驺地原为驺国，后属鲁，战国时属齐。战国时期驺地共出了三位驺子：驺忌、驺衍、驺奭，驺衍是其一。驺衍推演出了大九州之说，说禹贡九州只是中国一州，名为赤县神州，像这样的州共有九个，都有大海环绕其外。驺衍提出大九州之说目的是要君主仁义节俭，结果诸侯们确实都对他很尊敬，惧然顾化，但并不能依照去做。驺衍到燕国，燕昭王拥彗先驱欢迎他，自列弟子之座而受业，又为他建筑了碣石宫，亲自前去拜他为师。此外，剧辛是赵国人，荆轲是卫国人。秦开、秦舞阳是秦国人，以国为姓。田光是齐国人，为陈完之后。高渐离也是齐国人，为齐卿大夫高傒之后。郭隗，由其姓氏知为虢叔之后，本为西虢国人。稍后到秦汉时，燕人有中行说归降匈奴，教匈奴与汉争利。又有燕人卫满，亡命朝鲜，自立为朝鲜王。中行说原为晋人，中行氏出自晋大夫荀林父。卫满原为卫国人，以国为姓。再后来到北朝隋唐时期，河北著名的世家大族有范阳卢氏、博陵崔氏、渤海高氏，也都出于齐国。卢氏出自卢蒲嫳，崔氏出自崔杼，高氏出自高傒。高傒是齐桓公时的贵卿、上卿，与国归父同为齐国的守国重臣，周天子的一命大夫。周襄王有王子带之难，齐国派管仲主持谋和，周襄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推辞说：“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陪臣敢辞！”国指国归父，高即高傒，其后人世代为齐国上卿，地位还在管仲之上。崔杼是齐惠公大夫，有宠于齐惠公，但齐惠公一死，国氏、高氏畏其逼迫，驱逐了他。后来崔杼扶立齐庄公，又回到齐国，专揽大权，杀了齐庄公，又立齐景公。崔杼死后，齐国人改葬齐庄公，戳崔杼之尸于市以说众。卢蒲嫳是齐国权臣庆封属内的大夫，庆封在齐景公时与崔杼同揽朝政，崔杼为右相，庆封为左相。二人有隙，互相倾覆。庆封借崔杼宗族发生内乱之机，派卢蒲嫳攻灭了崔氏，崔杼见家族破败，自杀而死。崔杼死后，庆封更加骄横，嗜酒好猎，不听政令，不久又受到田氏、鲍氏、高氏、栾氏四族合攻，逃往吴国。卢蒲嫳本与崔杼有仇，又是劝说庆封攻打崔氏的主谋，庆封一败，卢蒲嫳也被流放到了齐国北境。过了六年，齐景公去莒地畋猎，卢蒲嫳求见，请求让他回到国都，说：“我的头发这样少这样短，我还能做什么！”大夫子雅说：“他的头发短而野心却很长，他要是回来，会吃了我们的肉，剥了我们的皮。”子雅不但不准许他回临淄，反而将他流放到了更远的北燕。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卢氏一族迁到了燕地。追溯源流，渊源于齐国的河北大族卢氏、崔氏、高氏三族中倒有两族原本是齐国最大的罪臣。 　　 　　总之西周、春秋时期，燕国是默默无闻的。战国时期燕国在七雄中的地位，正如司马迁所说，是“外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燕国在六国中最后为秦所灭，完全是因为有赵国在前作屏障，和距离秦国最为遥远。西周初封国七十余，同姓封国五十余，春秋时见于经传者共一百二十七国，其中在《史记》中列入世家的不足十分之一。司马迁之所以作了《燕召公世家》，很重要的原因是感慨召以奭的惠政。召公奭治陕以西，甚得兆民和，有仁政，后人思之，作《甘棠》之诗。然而如果将姬燕和商代子姓燕国辉煌而繁荣的情形相比，姬燕实在不能说有多少发展和进步。 　　 　　燕赵区域的文化是一个整体，但是燕地的文化和赵地相比也有其不同的侧重。赵地文化源出三晋，有晋文公以来长期争霸中原的陶冶，有繁荣的农工商业的支持，赵地的文化是由社会经济的繁荣而导致的一种文化。燕地正相反，山高水寒，承商朝亡国之乱，又承西周初兴之弊，猥琐而局促，卞急而狷介。燕地的文化是苦寒文化，是由政治经济的相对落后而导致出激变，又由激变而导致出的一种文化。 　　 　　燕国引起当时天下人的注意始于战国中期的燕文公（前358椙?30年在位，又称燕文侯，《竹书纪年》称燕成侯，《世本》称燕闵公）。燕文公二十八年苏秦游说燕国结成六国合纵，赵国是合纵的主国，燕国是最初的发起国。合纵结成后秦国十五年不敢出兵函谷关，合纵解除后秦国与燕国主动交好，秦惠王将女儿嫁给燕文公太子为妻。燕文公死后太子即位，燕国开始称王，史称燕易王。燕易王之子为燕王哙，燕王哙时发生了齐国军队攻入燕都的大事。 　　 　　燕王哙死后，燕昭王即位。燕昭王首先是营建了燕下都武阳城。西周时期新封燕国的都城是借助了今北京房山琉璃河董家林的商城旧址而设立的，燕国在此建都约三百年左右。春秋时燕桓侯（一说为战国时之桓侯）迁都临易，在今容城县境内，建都也约三百年左右。到战国时又北迁到蓟城，其地在今北京旧外城的西北部。在宣武门、和平门、广安门、法源寺、陶然亭等处经常发现战国时代的陶井井圈，大致标出了古代蓟城的范围。在广安门附近曾经发现战国和更早期的遗址遗物，包括饕餮纹半瓦当，说明这里是宫殿区的所在。至今仍存的外城西北部的蓟门遗址，大约就是古代蓟丘的所在。据《水经注》等文献记载，古蓟城有内外城两重，外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有十座城门。城内有公宫、历室宫。有燕市，会聚南北各地的物产，荆轲嗜酒，曾与屠狗为业的高渐离在此酣饮。今永定河古称█（纍字加氵旁）水，流经城南。今莲花池古称西湖在城以西，湖面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绿水澄澄，川亭望远，是一处宜于游览的大湖。燕国在蓟城建都约一百五六十年，到北魏时旧城仍在，后被毁弃。《水经注》说：“燕文公徙易。”其地在今河北雄县境，说明燕国都城再次南迁。到燕昭王时，就又修建了下都武阳城。武阳城因在中易水（又称武水）之北而得名，其地在今河北易县东南五里。城址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七里，至今部分城墙及台基犹存。史书上说燕昭王为召延来的各国名士广筑高宫大屋，驺衍所居称为碣石宫，到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时，尚见到在当时的凋墙败馆上镌刻着一些名号。近年来对燕下都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有郾侯戈、矛及兵器作坊遗址、大量燕国刀币等，铁制兵器众多，并有淬火钢剑。秦国灭燕时，此城被毁。燕昭王修建下都的目的，据郦道元访问当地的老人，都说燕昭王和太子丹既召延各国人才，又不让他们窥伺到燕国的虚实，所以另建了下都让他们居住，这个说法未必属实。燕昭王修建下都城的目的可能是想更加接近中原，其用意是要报家国之仇。下都城的作用是荟萃各国的人才和组织、装备、训练燕国的军队。 　　 　　燕昭王是对于燕地文化风格的形成与成熟起了关键作用的一位君主。为向齐国报仇，燕昭王卑身厚币向各国招贤。他去见郭隗，请郭隗为他推举贤才，表示燕国虽小仍愿倾国以待。郭隗说：“君王一定要招览贤士，请从郭隗开始。”燕昭王就为他改建屋舍，尊他为师。事情传开，乐毅自魏国而来，驺衍自齐国而来，剧辛自赵国而来，天下之士争相前往燕国。历史上还留传着燕昭王筑黄金台和用重金买千里马死骨的故事，说燕昭王曾筑金台，置千金于台上，延请天下士。梁任穖《述异志》说：“燕昭王为郭隗筑台，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士人呼为贤士台，亦谓之招贤台。”李白《古风》第十五首《燕昭延郭隗》诗：“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鲍照《放歌行》诗：“岂伊白碧赐，将起黄金台。”今易县东南有黄金台遗址，“金台夕照”为燕京八景之一。《战国策·燕策》郭隗对燕昭王讲述说：“臣闻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请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骨五百金，反以报君。君怒曰：‘所求者生马，安事死马而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宋黄庭坚《咏李伯时摹韩干三马》诗：“千金市骨今何有，士或不价五█（左禾右羔）皮。” 　　 　　燕昭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经过二十八年的恢复，燕国财力殷富，士卒乐战。于是燕昭王任用乐毅为上将军，又借助其他贤士的帮助劝说赵、魏、韩、秦、楚五国发兵，各出锐师，合力伐齐。六国联军在济西打败齐军，之后赵、魏等五国班师回国，燕国军队在乐毅的率领下独自攻入齐国，一举攻克临淄，尽取宝器，放火焚毁齐宫殿宗庙。齐国大败，除聊、莒、即墨三城外其余七十二城都被燕国占领。齐湣王逃到邹、鲁，邹、鲁之君不纳，又逃入莒城，被楚大夫淖齿杀死。燕国报仇雪耻，夷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年之蓄积，战功自五霸以来所未有，天下为之震动。 燕军在齐国驻守了五年。燕昭王死后燕惠王即位，与乐毅有仇，以骑劫取代了乐毅，齐国大将田单趁机在即墨反攻，大败骑劫，失地全部收复。此后又经过二十四年就到了燕国末代国君燕王喜。燕王喜二十三年，在秦国作人质的太子丹逃回燕国，太子丹是对于燕地文化风格的形成与成熟起了关键作用的又一位王室成员。二十五年，秦国灭亡韩国。二十七年，灭亡赵国，兵临易水。二十八年，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没有成功。三十年，秦灭魏。三十三年，灭燕。六国之中燕国是最后灭亡的一国，而荆轲刺秦王也成为六国的最后一次壮烈之举。 　　 　　传说太子丹仰天长叹，乌白头，马生角。荆轲欲刺秦王，白虹贯日，天为变动！ 　　 　　太子丹从秦国逃回以后，深怨于秦，畜养武士，无所不至，为了报复秦国，即使举燕国所有也在所不惜。他先找到麹武，对他说：“丹不肖，生于僻陋之国，长于不毛之地，未尝得睹君子雅训，达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陈，幸傅垂览之。丹闻丈夫所耻，耻受辱以生于世也；贞女所羞，羞见劫以亏其节也。故有刎喉不顾、据鼎不避者，斯岂乐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无常，虎狼其行，遇丹无礼，为诸侯最，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计燕国之众，不能敌之。旷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内之英雄，破国空藏，以奉养之，重币甘辞以市于秦。秦贪我赂，而信我辞，则一剑之任，可当百万之师，须臾之间，可解丹万世之耻。若其不然，令丹生无面目于天下，死怀恨于九泉。必令诸侯无以为叹，易水以北，未知谁有？此盖亦子大夫之耻也。”麹武向太子丹推荐出田光，说：“臣不能为太子计。臣所知田光，其人智深而勇沉，可与谋。” 　　 　　田光往见太子丹，太子丹逢行于途，却行前导，跪而拂席。田光坐定，左右无人，太子丹避席而请。田光向太子丹推荐出荆轲，说：“臣衰老，不敢图国事，荆轲可使。”太子丹送田光出门，太子丹告诫他说：“所言者国之大事，愿勿泄。”田光俯首而笑。 　　 　　田光往见荆轲，荆轲允诺。田光又说：“太子丹告诫光愿勿泄，是疑光也。盖闻士不为人所疑，行事而使人疑，非侠也。”于是伏剑自刎而死。 　　 　　荆轲往见太子丹，说田光已死。太子丹惊愕失色再拜而跪，膝行流涕。于是尊荆轲为上卿，居上舍，太子丹日至其门，供奉太牢，间进异物，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太子丹与荆轲临池而观，轲拾瓦投龟，太子丹令人捧金瓦而进，荆轲用尽，复进。太子丹与荆轲共乘千里马，荆轲说：“闻千里马肝味美。”太子丹即杀马献马肝。太子丹与荆轲置酒华阳台，酒酣，太子丹进美人能琴者，荆轲说：“好手琴者！”太子丹即以美人献荆轲，荆轲说：“但爱其手耳。”太子丹即断其手，盛以玉盘奉之。 太子丹与荆轲谋刺秦王，荆轲以为必得秦国降将樊于期之首与督亢地图。太子丹不忍，荆轲往见樊于期，樊于期执刀自刎，头坠背后，两目不瞑。太子丹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置督亢地图中。令勇士秦舞阳为荆轲副使。秦舞阳年十三已曾杀人，人不敢忤视。荆轲等待其友同行，太子丹急于起程，对荆轲说：“荆卿无意起程，请先遣秦舞阳。”荆轲大怒，叱太子说：“何用太子之遣！提一匕首以入不测之强秦，岂是竖子所能？太子既以为晚，请辞行！”于是启程。 　　 　　在南易水和北易水之间，有燕国的南长城。太子丹送荆轲出国门，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之，行至易水之上，荆轲作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宋意和之。荆轲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复为羽声慷慨，闻者皆瞋目裂眦，发上指冠。勇士夏扶当车前刎颈以送，荆轲于是升车而去，终已不顾。 　　 　　至秦，入宫见秦王，秦舞阳色变震恐，荆轲带笑而进。取督亢地图进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荆轲于是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刺之。秦王惊起，绝袖而去，拔剑，剑长不可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奔，众臣惊愕，猝起不意，尽失其度。久之，秦王背负剑，拔长剑击荆轲，断其左足。荆轲倒地，以匕首击秦王，中铜柱，火出。秦王复击荆轲，断其两手。荆轲身中八创，自知事功不就，倚柱大笑，箕踞而骂，说：“事所以不就者，本欲生劫之以报太子也。” 　　 　　荆轲已死，秦王不怿者良久。 　　 　　直到明清时，在易县古城外还留有荆轲馆、荆轲城、荆轲山、送荆陉以及渐离馆、渐离城、樊于期馆、樊于期城、樊于期山、金台、小金台、钓台、兰马台、登台、易台等等多处遗迹。荆轲山有明万历十四年（1586）御史熊文熙的题额：“燕义士荆轲之故里。”樊于期山俗称血山，为樊于期刎颈处。金台等各台均高十余丈，方圆数十步，秀峙相对。历代文士如唐骆宾王、陈子昂、李白、韩愈、柳宗元、罗隐、贾岛，宋邵雍、司马光、苏轼，元杨维祯、赵秉文、韦执谊、刘因、李时行，明王大用、王衡、陈璟、李东阳、屠隆、魏学伊、季攀龙、林廷玉、张新、黎民表、李先芳、王世贞等等，都曾前此凭吊，或写诗文遥寄追怀。陈子昂《燕昭王》诗说：“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怅已矣，驱马复归来。”又《燕太子》诗说：“秦王日无道，太子怨亦深。一闻田光义，匕首赠千金。其事虽不立，千载共伤心。”贾岛诗说：“荆轲重虚死，烈节书前史。我叹方寸心，谁论一时事？至今易水桥，凉风兮萧萧。易水流得尽，荆轲名不泯。”胡曾诗：“一旦秦皇马生角，燕丹归此送荆卿。行人欲识无穷恨，听取东流易水声。”李先芳诗：“荆轲别燕丹，悲歌誓不还。此生岂细故，人逢知己难。壮士心不死，秦王骨已寒。至今易水上，千载令辛酸。”李攀龙诗：“匕首腰间鸣，萧萧北风起。平生壮志心，可以炤寒水。”张新诗：“乘间来访荆轲里，此地犹存义士名。蔓草荒原无客到，短垣斜径有僧迎。琳宫夙构风烟迥，石碣新题日月明。剑术空留千载恨，至今易水尚哀声。”只要易水一时尚存，历代文士的流连歌咏也就持续不绝。 　　 　　荆轲是一位著名的侠士，《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了五位侠士，荆轲是其一。司马迁说：自豫让之后四十余年而有聂政，自聂政之后二百二十余年而有荆轲。数百年间仅区区五人，可知在司马迁眼中称得上侠士的都是不世出的大英雄。 　　 　　何谓侠？侠者不君不臣，偏锋一支。侠士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既不遵从国君之命，也不遵从世俗之情，而只遵从自己独有的价值标准。士是读书人的称谓，称得上是侠士的人都读书有成，文武兼通，并不单单习武。侠士重信义，言必信，行必果，一诺千金。侠士注重德操，不自夸自己的才能，不议论别人的短处，“绝交不出恶声，去国不洁其名”。他们注重名誉，不是沽取虚名，而是为了证实自身的绝对完美、绝对自信。他们帮助别人报一答十，不是出于爱怜，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存在的价值和然诺的力量。他们不在意成败，不吝惜生死，不是因为轻视生命，而实在是因为太爱惜生命。生命有两种，苟安偷生、自欺欺人是没有意义的生命，矢志不移、独立自存是有意义的生命。侠士爱惜的是有意义的生命，所以他们都意志坚强，“立意皎然，不欺其志”。为了保全这个志向，他们就会在需要的时候不惜生死，所以像程婴、侯嬴、田光、夏扶甚至在完成使命之后也要自杀而死。生不苟合，死不苟且，死法和生法同样重要。做侠士最重要的不是敢于去拼死，而是敢于在值得的时候自己杀死自己。由于侠士有自己特殊的价值标准，国君不认同他们，说他们干乱国家法令，私设刑罚；普通人也不认同他们，因为他们活着不求财利，死时不惜生命，完全不可效仿。只有他们自己少数几个人之间相互认同，但也都默认于心，从不明说。这样的一种人生确乎称得上是白虹贯日、感天地而泣鬼神了。 　　 　　荆轲好读书，为人博闻强记。他很有理智，从不与人斗胜。在榆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目视之，荆轲默然离去。在邯郸与鲁句践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默然逃去。这是因为他不拘小节，欲立大功。荆轲说：“今轲常侍君子之侧，闻烈士之节，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者，但问用之所在耳。”田光称荆轲是“体烈骨壮，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在卫国，荆轲曾经出手解救十余位贤士大夫脱离危急。在燕都，他与屠狗为生的高渐离交友，终日饮酒于市，酒酣，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歌，相视大笑，已而又相泣，旁若无人。大笑是因为自信，哭泣是由于感怀生命，旁若无人是因为他们早已抱定一死以报答人们。只有处士田光知道荆轲不是寻常人，知道他是“士有超世之行者，不必合于乡曲”，他的情趣志向远远不是普通人用普通的价值标准所可以框范的。 　　 　　侠士必须是刻苦砥砺，孤介独行。只有田光能请出荆轲，而田光自刎身死。只有樊于期之首能使秦王动容，樊于期果然甘心受首。夏扶只因不得同行，当车前刎颈以壮行色。黄金投龟，烩千里马肝，断美人好手，荆轲面不改色。荆轲来到燕国肯定不是因为希图太子丹的黄金、屋舍、车骑、美女，别人可能是，他决不可能。他知道提一匕首以入不测之强秦的后果，早已预存必死之心，何况田光、樊于期、夏扶已死，荆轲更是义无反顾。但他入秦又不是为了太子丹一人一国的私利而去的，他是为他自己平生的志向，“心向意，投身不顾；情有异，一毛不拔”。易水送行，高渐离击筑，荆轲作歌，众人无不动容，荆轲升车而去，终不回顾。荆轲已死，鲁句践悲痛自悔，说：“从前我还怒叱他，他会以为我是什么人！”诸人志向之高之烈以及侠士间心意的默然契合，都已达到了无以伦比的境界。 　　 　　太子丹和荆轲之间也是一种契合。二人的地位、作用不可替代，又缺一不可。宋袁褧《枫窗小牍》评价说：“有燕丹而后有荆轲也。”荆轲自己也说：“昔吕望当屠钓之时，天下之贱丈夫也，其遇文王，则为周师。骐骥之在盐车，驽之下也，及遇伯乐，则有千里之功。”荆轲以太子丹为知己，为天下之士，太子丹自以得荆轲则永无秦忧，二人之间的遇合也算是千古不逢的了。 　　 　　太子丹的精诚与荆轲的志向契合在一起，就完成了燕地文化由苦寒和局促而产生出的激变，就形成和成熟了燕地文化“慷慨悲歌”的独特风格。《枫窗小牍》说：“秦威太赫，燕怨太激，威怨相轧，所为白虹贯日，和歌变徵，”所说甚能理解燕地文化“慷慨悲歌”的真意。燕地慷慨悲歌文化的形成不是社会繁荣的结果。社会繁荣所形成的是志高而扬的大国之风，燕地则是一剑以当百万之师的侠士奇锋。燕地苦寒卑弱，因之它的文化也就自伤自怨，刚烈悲壮。“慷慨悲歌”在心理上是一个情结，是由经济文化的落后和政治地位的低下而导致的一个情结。这个情结经过一种壮烈的撞击，发生逆转，出现升华，于是就化育成为慷慨悲歌的性格。 　　 　　燕昭王、太子丹的养士和荆轲刺秦王的事迹，标志了燕赵文化的形成和成熟。陶渊明《咏荆轲》诗说：“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骆宾王《于易水送人》诗说：“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在《送董邵南序》中说：“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宋苏轼说：“幽燕之地，自古号多豪杰，名于图史者往往而是。”明李攀龙诗说：“缭天兮白虹，萧萧兮北风。壮士怒兮易水飞，羽声激兮云不归。”清初著名反清志士黄宗羲在《马雪航诗序》中说：“彼知性者，则吴楚之色泽，中原之风骨，燕赵之悲歌慷慨。”可知自从战国末年以后，“慷慨悲歌”确实已成为燕赵之地所专有，直到清初延续二千年而不改的独特文化风格，成为燕赵文化的独特标志和主要特征，古往今来一向受到人们的仰慕，被天下有志之士视为典范。 　　 　　 　　 　　 　　关闭窗口

原文2001年7月18日 发表于《燕赵文化》  浏览：2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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