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的选择 　　 吴 季 　　提笔下文时，方才发现自己的这支笔是多么的孱弱，面对艺术家们那直接从事实践的画笔或是刻刀，我深深地体味到他们创作的辛酸……因此我想，过多地说三道四不免无聊，但恰在此时，清朝画家张丑的一句话“长于别古，拙于挥毫”改变了我思维的角度，面对流派纷呈群星闪耀的当今中国美术界，我有理由去作一番宏观的思考。而且，我以为画种或是技法风格的不同仅是形式的因素，它因人而异，因人而喜恶。但美术作为文化之一组成部分在世纪末的中国应该作一番思想、精神因素的思维。 　　一、 由极端走向后现代主义 　　本世纪初，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准则的中国志士仁人以不同的方式去作一番拯救本民族的行动。反映在绘画领域则是以康有为、徐悲鸿……为代表的力主全盘西化，采取西方写实主义与陈师曾、丰子恺……为代表的保持中国画写意传统的尖锐对立，（其中还有高奇峰、陈树人……为代表的岭南派的折衷主义），他们各据其理 ，但却殊途同归，那便是他们都希望在文化上再次振兴中华民族，为此我要高声赞扬他们的这种铮铮铁骨。但在后来，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徐悲鸿所主张的西方古典写实主义语言占据了重要地位，同时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盲目照搬苏联，苏式全因素的写实语言更是极大地影响了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画坛。“文革”的阵痛使中国人民逐渐清醒过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产生了一场历史性的剧变。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的中国人更是迫切地寻找自我，寻找自己在那疯狂的年代里所失去的一切。“自我设计”更成为当时大学生的流行语汇。在文化上，有关表达自我实现这一主题的艺术作品纷纷出现：如张辛欣的小说《我在哪里错过了你》、张承志的小说《黑骏马》……接踵而来的更是先锋派、意识流小说的大量涌现。绘画领域，一大批画家借用西方的形式语汇来表达自己的个性或是一用程度上的对社会的反思。装置艺术、行为艺术、达达主义……在中国屡见不鲜。就我看来，这批“前卫”的艺术家们固然有着他们在实践上的超前的可贵之处，但与之同时,他们却有着盲目照搬西方艺术语言的可悲之处。如1989年，中国美术馆。青年艺术家当场开枪制造所谓的“行为艺术”不就是一例吗？面对这种类似恐怖事件的艺术作品，中国美术馆不得不召来武装警察，并“请”走了唐宋这位艺术家（具体事例见中央美院，尹吉男副教授之《独自叩门》）。音乐方面、崔健在中国摇滚乐之先河，用嘶哑浑厚的嗓子表白着中国人特别是年青一代长期被压抑的性灵。此时中国的文化界乃至全体中国人似乎达到了自我寻找的巅峰状态。 　　89年以后，中国人的血压普遍下降到正常水准，人们开始正确审视西方文化，并同时重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与之同时，中国人再一次以满腔的热情致力于各方面的建议。90年代更是中国飞速发展的年代：京九铁路通车、三峡工程开工、香港回归……但也就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人们又普遍感到某种失落，面对川流不息的人群、车流，面对着下岗……中国人的心态，可谓喜忧参半。王朔的小说便以调侃的方式表达着当今中国都市人的那份无奈，绘画领域则即有以中央美院刘小东、喻红、王华祥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新生代”画家群，他们的画笔关注着现实中平凡的你我，以写实稍加变形的形式表现一幅幅生活场景，其中夹杂着对某些不良生活现象的讽刺。这些新生代画家与王朔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均打破了传统的对真、善、美的理解，甚至将审美的目光转移到传统审美的对立面上来，从而使整个审美再没有一个明确的主体，其中带有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倾向。喻红等人做的尚不过度，但有一些人的作品如果离开了评论家们的诠释或是他们自我的文字表白，常人往往是无法去领会的。就整体而言，9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化艺术界（乃至更广的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的萌芽，其特点在于：只注重表达，不谈思想和世界,视语言自身为出发点和归宿。 　　二、我的困惑 　　后现代主义在六、七十年代的欧美各国盛极一时，八、九十年代急剧衰落，正当它在西方衰微之时，却在中国文化艺术界的一些人当中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根据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提出的标准，由于目前的中国正处在解决温饱的阶段，且处于从前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离适宜于后现代主义的后工业社会还十分遥远”而且“《走向后现代主义》的编者之一佛克马指出,后现代主义代码具有清晰的地理和社会局限，它普及于西方世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存在的”（以上引文见《人文杂志》1996年第一期作者：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目前的经济正与国际接轨，且呈良好的发展势头，如此下去，将来的某一天,中国的文化艺术界是否会像西方一样伴之产生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倾向甚至是一种需要呢？其实，如若简单地按照某国经济状况来审视它的文化状况的做法已不科学。就后现代主义中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这一点来说，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便有皮浪的怀疑主义存在，以后更有叔本华和尼采。而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经济显然未发展到今天这个境界。因此，我感到一种困惑，那便是后现代主义在欧美已呈下降趋势，这已是事实，而在中国一部分文化人却如获至宝，趋之若骛，但是我们又不能简单地视之为盲目照搬西方。因为一部分文艺作品对传统美学的否定与反叛无疑推进着新美学的建构与生成，这对人类文明的进步的件好事。而且我认为，中国人的反叛精神还是很不够的，尤其在文化方面，常常要“言必称两代”，对祖宗的东西不敢作大胆的怀疑与否定。谈到底，这是中国人的个性未得到很好的张扬，自由民主的意识还不够，而这与封建统治的漫长是密不可分的。“五·四”运动虽然喊出了“民主、科学”的口号，但由于没有对广大中人民作一场深入细致的启蒙运动，故这种呼声又是那么脆弱！现在，已有一部分艺术家在做一种对传统美术反叛否定的尝试无疑是好的，但遗憾的是，有批艺术家的具体做法未免太西化了，那么是否又会将眼光转移到中国的文化传统上来呢？实际上，以中国的传统文化或是西方文化来审视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只看到了某种文化的优越性，而忽视其得以产生、存在的特定现实基础及其对文化的基本要求，忽视了这种文化本身的主要功能及其产生的基本条件。”（引自1996年第五期《哲学研究》方真之《关于文化更新和发展的若干问题》）。 　　三、世纪末的选择 　　面对新世纪的到来，中国的文化是否需要更新已摆到议事日程上来，我虽不敢妄下结论，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便是一味地继承传统或是一味地只否定，不建构都是行不通的，面对经济的飞速的增长，中国人的文化也应不断地去建议。作为一名从事艺术理论学习的人，更应该从宏观的角度从思考目前或是将来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在这个大前提下，直接从事艺术实践的人再去建构新的模式，创造新的艺术语言。新文化的形成重在建设，这里面含有极大的人为因素，而不能靠其自发形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固然很好，但那最终只是形式的问题。我们还应该高扬一个主旋律，艺术作品还是要表达一定的思想内容。社会是个复杂的系统文化，也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体，如果任其发展，就无法形成系统的、统一的文化，就不能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优秀文化体系。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虽然百家争鸣，但他们学术的核心就我看来都可以归结到一点，即如何将四分五裂的局面再度统一，统治者与老百姓该以何种姿态生存和相处下去。鉴于这个基本点，诸子百家才能著书立说，游说四方。但最终还是秦国以法家的残酷统一了中国，却以儒家的“三纲五常”麻痹着人民，其他的学说不是被同化吸收便是自我消亡了。 　　那么，在今天，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呢？艺术需要表达哪些思想内容呢？我认为这是每一位艺术家都不应该回避的问题，这其实又牵涉到一个艺术的功能问题。当然，审美的功能必不可少，但最终我认为好的艺术作品还是要能积极地促进社会的发展。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艺术具有陶冶、净化人类心灵的作用。同类而语，我认为艺术就是要抓住时代的特征，抓住人们普遍渴求的真、善、美，让那一颗颗在后工业时代飘泊浮躁的灵魂得以安定。放眼看看周围的人群吧，几乎在一夜之间，物欲的洪流滚滚而来，于是愤世疾俗的抗拒、忧虑不安的慨叹、无可奈何的调侃构成了当代中国驳杂的文化景观。 　　这种景况不得不令人忧虑，稍有责任心的艺术家们能否像当年的徐悲鸿、陈师曾……那样，以振兴民族文化为己任创作出高质量的艺术作品呢？讵同样是世纪之交的抉择。

原文1998 发表于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浏览：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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