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990年）8月中旬，在联宝兄府上相聚，彦林兄嘱：“追忆一下玄风桥和古路坝的附中生活，写三五事，长篇也好，短文也行，望言之有物。”又说：“本拟请德润兄写，惟他工作忙，又将外出。”言外之意由我代劳。长短我倒不怕，惟“有物”的质量指标难以达到，接近德润兄的水平亦甚不易。想到校训中有个“勇”字，这才动笔。好在不是写史志，不必多方查证。然，虽非史志，也不可单凭“分析”胡言乱语，追而记之吧！印象深的写，含糊的不写，再请诸兄审阅一下、改正一下。即使仍有问题，也就少多了。挂一漏万、张冠李戴也难免，文责自负。 　　附中！实在令人怀念，附中阶段的生活终生难忘。抗战初期，进附中读书，由玄风桥迁古路坝，自入高中部起到毕业离开坝上，路途不算远，时间也不算长，一群从沦陷区（或即将沦陷的战区）流亡到后方陕西的青年，能就读于全国一流的中学，受教于最有名望的诸恩师门下，机会实在难得。难怪有人说我们“幸运，令人羡幕”。回想起来，“幸运”确实自感幸运，“令人羡幕”倒也未必。那时，真正值得青年们向往的地方是近在咫尺的延安和与敌寇拼搏的抗日前线。 　　 　　（一） 　　 　　1937年末，我由北平到西安，1938年元月考入玄风桥附中（那时是西北临大高中部），和同学们一样，未曾理会宿舍里双层统铺木板的硬度和教室隔墙麦苗的清香，首位的是读书。不过，连我在内，同学们心里丢不下的还是敌人占据后家乡的情况，日本人打到哪里啦？抗日战争形势将怎样？……青年学生到底是应当正规读书，还是上前线？ 　　不久，日军入侵晋南，西安有些震动。大约是二月的一天晚上，听说李公朴先生由晋来秦，在西安高中报告晋南形势，张壮（？）等我们三人去听讲。有的人提问：“听说晋南抗日队伍里有人搞摩擦，情况如何？”李先生答说：“联合起来一致抗日是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反对摩擦。”李先生方脸墨髯，身材不高，体魄结实，斩钉截铁的回答至今铿然有声。接着又传闻敌人打到了风凌渡，这一下慌神的人更多了，听说有些教授提议“临大”迁校。对此，高中部的同学议论不一，记得教室门口壁报上有一篇文章坚决反对迁校，认为不能风声鹤唳。反对归反对，迁还是要迁。怎么迁法？对部分同学来说，不用说迁出西安以后将来的生活无着落，连路费也没有。同学们多数只身或二三同伴逃出沦陷区，在西安靠向个把亲友临时借贷度日。有的同学无亲无友，靠一同逃出来或路上认识的同学们来接济。不走又怎么办？脱离高中部又将何处去？怎样读书？哪里是家？这时听说“临大”将发给学生迁校旅费，我们是“临大”的高中部，理应同等待遇。于是推举代表前往“临大”。同去的代表共三四人，能回忆起来的现只有高三的李士清。拟先找“临大”学生会了解情况，井请求声援，然后再向校方请愿。那天离开“临大”学生会已是晚六点多了，回到玄风桥，进校门一看，同学们三五成群，正在灯下议论什么。原来形势急转直下，高中部已通知随“临大”南迁汉中，随校集体南迁的同学每人发给路费十多元。以后昵？有的说不用着急，只要有学校，就要有学生，就会有办法。当时虽然年轻，但细想起来，这话有道理，跟着走！迁。 　　 　　（二） 　　 　　1938年3月16日（或许是12日），“西北临大”高中部师生近百人，随同“临大”的队伍登火车西行。宝鸡下车后，再向西步行15华里，到达益门堡，借宿农家。次日休息了一天，再次日晨出发过秦岭。当然是步行，以后也一直步行，直到古路坝。王化三老师在地理课上曾告诉我们秦岭山脉横贯陕西南部，最高峰海拔3767米。不过，这次领我们过山的不是王化三老师而是王钧衡老师。王老师背着自己的背包，手拿地图向同学们讲解秦岭山脉的走向，以及它怎样把渭水与汉水两个流域分开和两个流域气候物产上的区别……一路上，先是八九人成队，三五人为伍，沿新修的石子公路蜿蜒而上，驮炊具、锅盖的骡马和赶骡马的农民也掺入其中。后来，我们三五人每当看到“临大”体育系队伍在前面，就舍“之”字的折弯直接向上爬去，超过他们。你追我赶，也不觉得费力。越向上，队伍拉得越长，时而遇到云雾，时而细雨濛濛，再向上走，云在脚下、人在雾中；有雾有云、云雾不分，也认不清哪里是西，哪里是东，反正随大流，向高攀登总不会错。生在河北平原，从未爬过这么高的山，从未见过这种奇景。过午方到最高峰。然而，公路的最高处，并不是一个“峰”，而是山梁，是驼峰间的凹处。三五十米方圆有五六间新盖的草棚，有人卖茶卖水，供过客及驮马饮用。下午三时许，到了秦岭那边的东河驿，准备在这里过夜，下山比上山少用了约三个小时，可想而知，东河驿水平高度高于益门堡甚多。 　　东河驿是个古驿站小村子，村外小河围了半个圈子，河滩里有大大小小的卵石，荻苇杂草还未长高，洗脚很方便。晚饭后，有同学说方才在村外看到被枪毙的逃兵躺在河边。有好奇的要去看看，我没去。怪不得过秦岭的路上迎头见到绳子拴着一大串新征来的“壮丁”被押着东行。 　　东河驿向西南行先经过黄牛铺、凤州（凤县）等有名的城镇。在凤州印象最深的是清真寺。建筑很规整，但已年久失修，看样子还维持着能作礼拜及其他宗教仪式。墙上重要的位置悬挂了不少匾额，其中一块是蓝底金字，除下款外，其他文字已记不清了，下款写的大意是：驻英吉利领事某某敬献。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的是“英吉利”三个字均带犬犹儿。献匾的不是一般老百姓，也不是清朝皇帝的一般文官武将，而是一个外交官，外交官把“英吉利”三个字均带犬犹儿，高悬寺中，如此无知，实属可悲。 　　自东河驿到凤县，有时沿着新开的公路，有时取捷径（也是古大道），涉山间小河，走山梁石板路。还是八九人成队，三五人为伍，行车、炊具、干粮有校方专人照料，只是自带一个小背包，所以并不感到很累。这一带所见，多是荒芜的土地．倒塌了的房屋。老乡们破衣烂衫，面黄（菜色）肌瘦。在一个镇子里（地名回忆不起来了），我们前进的左方是个多级高台阶，上边可能是庙宇或祠堂，我们在台阶上坐下来休息。前进方向的右侧，远处是条和街道平行的小河，近处是一道年久不修半立半倒的矮墙，垂直着街道和小河。墙内几颗杂树无人整枝，墙外是乱砖和石块堆成的人行小路。休息中看到一个年约十多岁的小姑娘在小路上由远而近，衣不蔽体，边走边泣，后面追着一个中年妇人，随走随说，又是喝斥，又星劝慰，爱怜至深，又无可奈何。走近了，我们才见姑娘手里紧攥着钱，很旧的票子，到台阶前折向右边我们来的方向走去。后来听说他们家有个烟鬼，是打发姑娘去街那头买鸦片烟的。是的，姑娘（母女二人）已从不知何处来的票子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 　　钱，除了旧票子之外，在这一带，还看到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通货“半块铜元”，币值是整个铜元的二分之一，然而，这个硬币并不是”圆”的二分之一，充其量是150度。按傅种孙先生和家叔庚人先生编的平面几何教科书的定义，只能称之为“弓”形。剩下的一条“扁鼓形”呢？当然归造币者所有，算作劳务费了。 　　还有一个忘不了的场面。前已提及，过秦岭时碰到用绳拴着的一串“壮丁”这一段路上也有所见。不过送新兵的也不完全一样，有一次见到位带兵的官向一群散坐在公路旁的新兵（农民衣着，青年壮年都有）讲话：“当兵也有出息，只要好好干，可以升官，冯玉祥就是行伍出身！”不知道别的同学有什么想法，我当时感到这是进步现象，新兵没有被绑着，官在向新兵们讲当兵的价值，做思想工作。 　　凤县再向西南行到达双石铺，是西北通天水、东北到宝鸡的交通枢纽。这里地处秦岭山脉之阳，纬度更靠南了，时间已是三月下旬，天转暖，春来了。傍晚，我们六七人把帐篷搭在河滩上，同住的有赵慈庚老师、马久斋老师，还有牛树禾、张壮、阵秉聪等人，潺潺流水，钻天杨树，入夜，美美地睡了一大觉。 　　由双石铺折向东南行，南星以下是庙台子，春雨绵绵，路滑难行，在张良庙住了两天。这是李士清他们几位“前站”人员——先行一步、沿途为大队人马安排宿营地的先头部队，计划好了的。现在推测领队的老师大概想一来走了好多天，该小憩一下了；二来天雨路滑，该当休息；三是如此名胜，不宜放过。张良庙建筑于丛山茂林之中，庄严的庙宇，高大的松柏，绿竹、黄瓦、红墙、画廊，池水、小桥，比我熟悉的香山慈幼院静宜园要大得多；也不是后来我到过的苏州园林那种秀丽，而是别具肃穆灵感。庙中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满眼铺天盖地般的对联，文人的、墨客的；英雄的、豪杰的；皇帝的、督军的；知名的、不知名的（当然也是有名字的）。我们也不示弱，在一根粗竹杆上留下了“八魔二怪一妖精共三仙到此一游”的字样。半个世纪过去了，竹杆后来可能制成了滑竿、农具或当柴烧了，不必考证其下落。但八个也好，十四位也好，有谁在数？随校南迁的同班（级）同学是否就这么十几位？那日在德润兄家聚会，文奇兄和我费尽脑汁也想不全了。直到去年l2月5日在彦林兄府上吃饺子，文奇兄才说回忆起了一部分：“二怪”是石怀章和韩焕章，“妖精”是黄少清（谐音），“三仙”是何其珍、崔月娥（阿）和李海兰，“八魔”还未想全。为什么那时自称“魔、怪、妖、仙”而没写‘孺子”、“晚生”或“流亡青年”、“某校某级某班学生”，更回忆不起来了。反正当时一路所见有高山峻岭、茂林丛竹，也有荒芜的土地、断壁颓垣。人们担心西安不安全，向后方转移，有人却被绑着押送前线去抗日……是何等不协调！十六七岁、十八九岁的青年，不能不想起这些事，不能不谈这些事。落笔“魔、怪、妖、仙”肯定不是讨论后一致通过的决定，但总非正统，不是反叛，也是玩世不恭，这是题外文章。还有一事要说，似乎自庙台子起才吃米饭，以前路上吃的是骡马自益门堡驮来的“锅盔”和就地煮的稀粥。至于菜，庙台子之前，高中部师生就自己吃过几次“自个儿屋里的体己灶”，不过庙台子住的这两天菜吃的特别好，大家都感谢几位女同学，萁中朱姐是大家最熟悉的，服务最多。 　　庙台子再东南行是留坝，自留坝起沿褒水南行，经马道驿、河东店就到了褒城。庙台子以后就明显的是下山了，一边是深谷流水，一边是峭壁，看不见山顶，很多地段路是在峭壁上开个“L”字，像缺一边墙的巷道，汽车走很危险，人行倒相当轻松。同学们彼此之间更热悉了，结伴而行，打破了班级界线，议论谈笑，随你自便。或停或走，除去不要远离队伍，不要单独行动之外，学校也没有严格的规定（本来就没有）。救亡歌曲，一过秦岭就开始唱了，先是自己哼哼，也有时你唱我随，开始有上山有下山那段时间唱得少，这时候尽是下山，省劲了，就自发成了松散的集体，有人一句一句地教，大家一句一句地学。记得王景韩老师学歌最积极，他建议教歌的王鑫同学：“你先领着会的或半会人唱，熏熏我们的耳朵……”本来嘛，一无歌片、二无伴奏，边走边教，全凭口授，先让大家听听韵律，学起来就快多了。这段路上学了不少歌曲，有《流亡三部曲》、《五月的鲜花》、《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等等。 　　 　　（三） 　　 　　褒城在汉中盆地的北坡脚下，是褒水入平地的口子。此后水流就缓慢得多了。这是个小城，四墙总长不过四华里，城内没有高楼大厦，只是土房、砖房、石头房，东西南北正向街道，倒也整齐，很少见到凤州那里农村凋敝的景象。高中部和“临大”师院同住在中心小学里，这可能是这个县的最高学府，校内整洁，好像没有见到学生们上课，师生们是停课专为我们腾地方了呢？还是暂迁入民房或庙宇里还在上课呢？我没有注意。在褒城待了四五十天，休整，主要的可能是教师们正在寻找校舍，集结师生（有部分老师和同学未随大队步行南迁）筹备上课。借此机会，有的同学治脚上的鸡眼（记得文奇兄脚上就长了个大鸡眼）。一个同学（记不得谁了）和我受学校委托到汉中买了百多本书，雇挑夫背到褒城，当天灯下编出书目，第二天上午就开始出借，很受大家欢迎。 　　在褒城河滩上开过一次盛大的营火晚会（庆祝迁校吧）。诗歌朗诵、独唱齐唱，还有话剧和舞蹈，“临大”在褒城的同学也几乎全来了。晚会上，白士林、韩之江，还有张某某（名字记不清了）演出了《三江好》，很有水平，后来听杨宏煜、刘克俭说，白士林曾当过西北某制片厂的演员，演过无声电影，怪不得有这样高的水平。 　　在褒城还有一件事没有忘：游泳。四月中旬的褒河，在东城脚下流过。黄沙、碧水煞是喜人。入初夏，太阳晒人，的确有点热。游泳去！牛树朱、张壮（忘了是否还有张琛）我们三四人吃过午饭带着大衣（一路上又当衣又当被的清河制服呢大衣）直奔河边。雄心很大，入水游了一圈，不足二十米，赶快上岸。满以为沙滩很暖，其实不然。裹上大衣还是浑身颤抖。原来河水自山谷流来，完全不是平原开阔地带的磁河、滹沱河。实在冷，好在没有出问题。最近听说彦林兄等也曾在彼时彼地下河游泳过。大自然总是一视同仁，想来那时河水也不会让他们感到温暖。 　　 　　（四） 　　 　　1938年5月到了古路坝。离开汉中盆地的北坡脚来到它的南沿。这里是丘陵地带。山坡上有一片青楼瓦舍中西合璧的建筑物：意大利人建的天主教堂。这时高中部正式改名为西北联大师院附中。同学们生活在教堂的东院中，一门之隔是联大的工学院和师范学校之一部分——联大校本部在城固县城。院子是两层楼构成的四院合，楼下作教室，楼上是学生宿舍。楼外小路的拐角处，长着一大丛七里香，气味幽香清新，暖风不时地把香气从后窗吹进教室里。那时部分教室有了竹木结构的桌凳，是赶制的。有的班级上课还要席草而坐。后来，不但桌凳齐备，老师们还制作了一些教具和教学演示设备。至今，萧涤全老师制作的速度、等加速度、自由落体运动演示设备，以及他向同学们演示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这里还必须记述的是对于即将离校的应届毕业班，老师们总是见缝插针、千方百计地组织补课。附中，可爱的附中，悦耳的咏歌声，琅琅的读书声，回荡在汉水之滨，一切走向正规。感谢你们，辛勤的老师。 　　 　　（五） 　　 　　一切走向正规，然而又非平静。 　　原迁校途中，吃饭，这个生活上重要的事，由学校操办，同学们不拿钱，在褒城也是如此。现在正式上课啦。学校通知自下月起学生要缴膳费：每个月四五元钱。钱从哪里来？西安发的迁校旅费，买鞋并未用完，但除去课本纸笔之外，换季衣服也不敢买。即使这个月能凑齐，下个月怎么办？再往后呢？ 　　有个地方放下书桌啦，吃饭又成了问题！怎么办？只有请求学校解决。按大学生的办法发放“贷金”。推代表去找校方，一次两次……回答不一。据了解附中与抗战时期在四川等地的“国立中学”不同，听说那时“国立中学”的教师们不领“薪金”，而是按流亡到后方的教育工作者待遇，发“生活费”，当时计算，实际钱数比“薪金”要少很多。附中的老师们享受“薪金”待遇，所以附中的学生也就不能像诸多“国立中学”的学生那样，享受流亡学生由政府发给生活费的待遇。校方怕闹起事来不好收场，解释说：“马上向大学请示”，后来又说：“请示了尚未回答”，要求大家“安心等待……”任课的老师们则担心我们学业受影响。同学们理解老师的心情，也了解校方的难处——这件事需要向联大去请示，联大可能一时还未批准，甚至还未考虑。那么什么时候批准呢？十几位由各班（级）选出来的代表（记得有李士清、于柳泉、冈天民、吕德润、杨宏煜、周大奎……)——当时称“战区学生会代表”，屡次开会，反复讨论，认为我们体谅校方和老师们有难处，可谁体谅我们呢？于是又去请愿。几天过去了，还是支吾其词：“上边还没通知下来”，“反正现在你们还有饭吃”。看来没有压力，校方不会认真考虑大家的要求。于是连夜在长老院的地下室（那里非常僻静）开战区学生代表会，决定作出反应，促校方尽快解决。文章就从“反正现在你们还有饭吃”来作。睡觉前就把次日的作法通知了同学们。 　　次日，早饭的号声吹过，同学们按过去习惯在教室前的走廊里等着。稀饭桶一到，有一位代表（忘了是谁）就站出来说：“请静静，现在向大家说一说我们向学校请愿的经过……还没有结果，……某老师说‘反正你们还有饭吃’……”话还没有说出下一句，“啪”的一声，冈天民就在北走廊把碗向地上一摔说；“我们不吃这个不明不白的饭……”，于是“不吃了”，“不吃啦”。从四周喊起，同学们离开了走廊，罢食开始了。 　　昨夜商定，罢食不罢课。一则不能影响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高三同学马上就毕业，正在紧张补课；二则不辜负老师们关心我们学习的苦心；三则不能让心怀叵测的人抓住把柄，说我们扰乱后方治安。所以，八点钟上课钤一响，和往常一样，同学全坐在教室里了。但任课的老师没有准备，他们同情我们，为我们将影响学业而担心，却没有料到我们不罢课。所以铃响三四分钟，还没有一位老师来上课。我从座位上站起来看了看，院子里没有一位老师走过来，于是回头对同学说：“老师罢教了。”又过了三分钟，老师们来上课了。我们教课老师的后面，还跟着一位主任。他一进门就气冲冲地伸出右手粗大的食指，指着我说：“魏铭让，你看老师不是来了吗？谁说罢教？……”我顿时想到，怪不得我刚才说“老师罢教”的时候，有的同学眼睛望着教室门口外边，原来这位主任听见了我的话，我自觉不该说那句话。 　　罢食不罢课，同时“罢食”也没有绝食。昨夜已商定在离校约四百米远往盐井坝去的山梁路口一家小铺里煮了一大锅稀粥，还有馒头、咸菜供同学们吃。中午饭及以后的饭也是在这里做的。钱是临时凑起来的。那时，抗战时期，流亡到后方的青年学生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过的是有饭大家吃、有钱共同花的生活。我记得拿钱最多的是我们级的胡家杭同学，共拿出了近八十元钱。有的同学考虑到集资不易，有自己到小铺买烧饼充饥的。集体就餐的回学，谁也不敞开肚子吃。青少年时期节食还要上课，难熬！ 　　每天等候城固（联大校本部）方面的消息，三天过去了，还是渺无音讯，代表们焦急得很，同学们身上的钱没有多少了，长此下去怎么办？于是决定在第四天派几个代表去找方永蒸主任。原来学校只有郝、冯、张三位主任分管训育、教务和事务，前不久（改为联大师院附中后），西北联大才委任方老师任附中主任，罢食这几天，他未在古路坝，所以我们决定去城固找他。一行四五人（记得有李士清、于柳泉……），清早出发，八点多快到城固了，远远看见一副滑竿，我们推测若是方主任，那么证明校方也坐不住了。我们决定不提古路坝的情况，先听方主任怎么说。越来越近，正是方主任。方主任见到我们很难过地说：“回去吧！回古路坝再说。”低沉的音调，至今还留在我的耳中。于是，我们说：“那几位主任有难处，正是来请方主任的！”便和方主任一同回古路坝了。 　　回到古路坝，方主任立即召集代表们座谈。大家席地（地上有稻草）而坐（记得是在后来的高二文科那间教室里)，代表们诉说了心中的委屈：“为什么不同大学生一样，也发给（流亡）中学生贷金？……”“为什么不把我们的请求当一回事，认真研究及早答复……”。 　　这次请愿罢食虽然不是“革命”，但绝不是“请客吃饭”，是要施加压力给校方，因之，除去绝不越轨违犯校规之外，在言谈语气表情上，特别是对于除教课之外还管理校政的主任们，不会像往常那样毕恭毕敬。我们代表们虽无“斗争”经验，但也深知，组织同学们罢食、拒绝尊敬的师长们的劝说、反驳他们的训示，就必须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反抗他们的错误。否则，软绵绵的，显示不出力量来，那将于事无补。同学们团结一致反抗下去，就必然会出现给（有的）老师下不来台的场面，不得不侵犯“师道尊严”。如当时我们曾说过：“再也不听你们的巧言花语了。”过去，我们从来不会对老师用这样的词儿、说这样的话的，这的确是伤感情的（整个风波过程中，这是最过激的一句话，以后也没有用过类似的言词、语气）。作为老师，很多老师除前所述怕影响学业之外，现在还担心我们血气方刚掌握不住自己，闹出事来，让仇者快。作为校方，则担心我们向大学请愿，上边怪罪他们管理无方。对为首的学生代表，校方当然是看不惯的。认为不安分守已，必须给予惩处。以儆效尤。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同学们没有任何违犯校规的行为，拿不出必须处分他们的理由来。 　　方主任回来不久，学校出了一个布告：（一）给予沦陷区和战区学生膳食贷金；（二）发给每人一套夹制服。还公布了给同学的处分：记大过的两名（吕德润、冈天民），此外记过的有：李士清、杨文奇、崔月娥、魏铭让、周大奎，大概还有于柳泉等。风波前后不过十天战区学生得到了膳食贷金，记过吗？是意料中的事，不去管它，好在没有被开除的。 　　 　　（六） 　　 　　抗日战争爆发一年了，入附中学习也半年多了，由玄风桥到古路坝，迁校前、旅途中、迁校后的所闻所见，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教科书上所没有的东西，这是社会的赐予，是时代的赐予，加上老师们的言传身教的结果。这时候，同学们各自有了各自的想法，各自有了各自的结论，个中有同也有异。应当说，附中的同学们读书是认真的，考试也是认真的。当时离开学校的，除高三毕业班之外，实际还不只上述情况，另有因事因病休学的，也有悄然离去的。记得我们班里吴易周同学（他曾在晚会上表演过武术，说：“我的功夫是从高粱地里学来的”，他大眼大脸膛、体格强壮、头脑清楚、气质非凡）。他就曾几次谈论青年该向何处去的问题，认为不应当在附中读书。他大概也是1938年夏离开学校的，当然多数同学仍在附中读书。 　　追忆附中生活，不能不感谢尊敬的老师们的教育之恩，这是最主要的。

原文　 发表于北京师大附中《在附中的日子》2001年09月第1版  浏览：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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