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15”日本宣布投降不久，云南钢厂派我到重庆钢厂实习。假日去江北任家花园拜望王化三老师。王老师第一句话就说：“前几天我们还提起，你们几位附中校友在昆明创办了一所中学？”我说：“是，建设中学，全名‘中国建设中学’。”王老师说：“行！有机会详细唠唠。”说这所中学是附中校友创办的，并不恰当，实际是附中校友首倡，联大同学共同创办的。后来有幸与王老师同住任家花园将近半年，然未得机会较详细地向他介绍这所中学，到现在事隔整整50年，王老师已做古，每念及此，甚感内疚。今年是王老师诞辰95周年，读赵慈庚老师《王化三先生生平散记》，知王老师“久蓄之愿”是“想团结几位同道筹建一所中学”。噫！此即半个世纪之前称许校友创办中学之因乎？谨以此文献给王化三老师。 　　 　　 　　 1943年，已是10月份了，联大山海云剧社才把《家》公演完毕。名义上是学生暑期公演，实际那时联大已开课四周了。山海云剧社是联大哲学系1945届校友（以下均略去“联大校友”四字）周大奎为主，联合其它众多同学组织起来的，用肖荻（注1）的话说，填补了一时联大话剧演出的空白。继1942年暑假演出《北京人》之后，1943年“暑期”又公演了曹禺根据巴金的小说改编的大型话剧《家》。这出戏从排练到演完收场，耗用了近三个半月的时间，我（本文执笔人机械系1945届魏铭让自称）实在招架不住了，恨不得末场戏的闭幕锣一响就跑回拓东路（工学院在那里）去应付考试。实际不回拓东路也不行，借用的道具服装还未退还完毕，就听说文林街文化巷周大奎的住处坐满了债主。我是后台主任，花大钱的事多一半经我的手，债主们讨债第一对象是我。原来打算通过公演筹措一点钱，办一所理想的中学，谁想到花销如此之大，演出后入不敷出，落个满“家”债务，我只好一走了之。我走是走了，但债务并未“了之”，回到工学院还惦记着周大奎和董杰（社会系45届），前者是舞台监督，后者是前台主任，他们将是何等尴尬？ 　　 过了没有多久，大约10月末，周大奎来工学院找我说：“债算是搪过去了。”（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这一次来找我，是邀我陪他去北门书屋找李公朴先生，请李先生支持办中学。 　　 “天啊！你们还没死心？”我十分惊讶。 　　 他说：“正因为没死心，才商量着，中学还要办。”还说，已经开了两、三次会了，十多个人多数主张还是要办。初步分工：刘彦林、董杰负责教务，林瑞符负责跑校舍，他和我俩人跑学校的注册备案。 　　 李公朴先生原来就很支持我们演剧筹款办中学，我们在北门书屋二楼见到他，他依然鼓励我们并建议我们去请马约翰老师出面。我们见到马老师，马老师刚刚病愈，介绍我们去找龙绳武先生（昆明市警备司令）。龙先生也十分支持，说：“联大的先生们在昆明办学，培养我们云南的子弟，我很欢迎”。他说他将打个招呼给龚自知先生（云南省教育厅长），让我们过两天去教育厅。等到我们带着申请书去教育厅，事情就不那么顺利了，要审查中学的校舍、设备、办学基金和董事、校长及主要负责人名单等。最后一项倒是我们的优势，前三项我们全无，好听一点说是正在筹备，其实只是刚有个目标。因此，教育厅迟迟不批，我们确实也无力把物质条件写清，让人家核查得个“属实”的结论。左说右说还是空对空，无济于事，只好等待。 　　 注册备案的事没有进展，最困难的校舍问题倒是出乎意料，解决得特别顺利。林瑞符、周大奎他们去找中华职业教育社孙起孟先生，孙先生最终表示：“职业学校在昆明的物质条件也十分困难，联大很多位先生在本校任教，个中情况大家是知道的。不过经我们研究，愿意支持你们办中学，凡是职校能办的，一定支持到底。”校舍问题解决了，是否把这一情况向教育厅报告，请他们迅速给予注册备案呢？大家考虑再三决定：不再去自找麻烦，“有鸡叫天亮，鸡不叫天也亮，”筹备就绪就马上挂出校牌招生，争取12月上旬上课，我们应当勇敢行事。 　　 教室是借昆明职校的，课桌、座凳连黑板、板擦也是用职校的，学校的招牌就挂在门柱上。我记不清了，大概校长由孙先生出任，周大奎是副校长，也许孙先生任名誉校长周大奎是校长，用现在法律术语来说，肯定周大奎是中学的法人代表。教务主任原公推刘彦林担任，他坚决不干，说是读研究院，功课紧张。后来请吴德宏(1945届)担任。1995年清华校庆，在清华甲所相会，提及此事，吴对我说：“是董杰找我的，讨孔运动时，我们在昆华宿舍就认识了，……被他说服了只好从命。”语文教师有吴德宏、王宾阳（中文系1944届），英文教师有刘彦林，其他教师还有谁，记不清了，但所有教师全是联大同学，这是肯定的。 　　 这年，只招收了高一和高二两个班，每班40人左右，主要是战区或沦陷区来昆明无力就读的青年，或因到昆明时间已晚，各中学招生时间已过未能入学的青年。所有学生一律免费入学，教师及学校工作人员从校长到校工全部为义务职，连教师给学生发的考试用纸，甚至部分补充教材也是教师自己筹措刻印的。有一个小故事，新生入学考试由刘彦林负责筹备试卷，他去商店买纸，付完钱后店员问他，发票货款开多少钱？他哭笑不得，斥之曰：“自己解囊，何云回扣？”携纸扬长而去。 　　 因为是借的职校教室，所以只能上午上课，每天大概是8:00—12:00四节课或7:30—12:30五节课，下午及星期日是职校上课时间。正因为是义务教学，所以教的十分认真；正因为是失学青年，所以学的十分自觉。没有听说谁来检查督学，也没有请谁光临指导；没有每日的“朝会”，也没有每星期一的“纪念周”；大家（师及生）万分珍惜每周这24（或30）节课时。可以说较自然地学习继承了教师们的母校，如北师大附中、河北十七中、北平四中、江苏省上中、杨中、南京中大附中、山东济南高中、山西铭贤中学等等严肃认真求实的校风，再加上联大的学术自由。至于办学成绩，这学年最高年级是高二，所以没有升学率可言。当时也没有校际会考或什么单科竞赛，无法拿出一个统计数字来说明。可能是因为中学没有注册备案的缘故，或许也有个名次等级排列，但我没听到任职任教的同学详谈到过这些，大家自信心很强，我行我素。 　　 据刘彦林说，他当时教高二英文，曾讲授林肯那篇著名的讲演词，全班学生，大都可在提示下背诵全文，其中有两名可以离开书本全文熟练地背诵下来。虽非全貌，亦可略窥一爪。 　　 中国建设中学在职校上课近两个学期，就迁往黄土坡了。将近一年之后学校有什么特色？大家没有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感觉最突出的：一是白手起家，一无校舍，二无设备，三无资金，只有青年学生们赤诚的心办学，应当说是白手起家。二是民办自主，彻底的民办，没有政府机关的拨款，也没有什么社团的资助，当然不能忘记孙先生职校慷慨地借给校舍，更没有大亨们的捐赠。没有谁指示必须教这个，不准教那个；也没有谁命令必须学这个，不准学那个，可以说是纯粹的自立自主。三是无私奉献，所有教职员工完全是义务职，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兢兢业业办学，否则何必来凑热闹？各尽所能各选所长地来讲授，这是当时教师们的所求。四是自觉学习，这样办学自然导致学生们的自觉学习，无需赘述。 　　 1944年暑假后学校迁到昆明北郊，中法大学所在地黄土坡，租赁某部队腾出的空营房做校舍。由原来的高一、高二两个班扩大到初一到高三六个班，学生共约300名，全部住校。睡的是双层统铺，课堂里高凳做课桌，矮凳当座椅，较联大新校舍稍有逊色，但却比有的中学生刚迁后方时坐稻草垫听课为优。整个学校的电灯是联大工学院神曲社同学义务安装的，道路是利用马街子电厂的炉渣由师生共同动手铺垫的。建筑设施虽然简陋，但气势仍属非凡，并请于右任老先生题写了校名。 　　 学杂费是全市最低的，贫困学生减费或免费入学。外聘教师按一般水平付予报酬，联大同学则稍低一些。周大奎仍负总的责任，刘彦林因研究生课忙，同时其在武汉大学执教的岳父病故，由乐山将岳母及妻弟接来昆明，家务负担较多，使其未能再投主力于中学；董杰为训导主任，吴德宏、屈容（从四川特聘）还有一位陈老师（文学院）先后负责教务，特聘中法大学事务主任李老先生兼管全校事务。文科老师有汪曾祺（中文系1944届）、吴德宏、李艮（社会系1945届）等，理科老师有殷汝哲（生物系1945届）、王惠（数学系）和工学院的傅乐忻、孙伯昌（均为机械系1945届）等。除由重庆中央大学请来的金老师等之外还特聘重庆来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叶露茜和桂林来的一位音乐教师，（我忘了她的姓名）来校任教。记得迁校后黄天佑、李世珍（社会系1945届）也任职，我也一直在黄土坡教数学，并同汪曾祺共同任高二班主任。全校教职员工近三十位。 　　 职校阶段可以说是着眼主课、正课，到黄土坡则成了全面发展的局面。到1945年暑假，除举办过全校性的球类比赛，西山旅游，黑龙潭宿营，以黄河大合唱和王骆宾作品为主的月光音乐会之外，还举行过时势讨论会，师生相继发言，谈“青年节”的意义以及该定在“5·4”还是改为“3·29”恰当？这是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此外还演出了话剧“雷雨”。这里我想特别提到的是曾祺兄，前不久《光明日报》曾刊登文章，谈及他与中国建设中学不解之缘，是中国建设中学创办人之一，骨干教师。此外，从山海云剧社成立，试演南国社的《南归》、夏衍的《秋收》到公演《北京人》和《家》，他一直是重要组织筹划者，演出时的化装主任，曾在《家》中饰更夫。此次师生演出《雷雨》，他兼饰鲁贵，他在作品中曾谈到这次演出的片段。 　　 1945年暑假工学院机械系毕业后，我去云南钢厂报到，同时也离开了这所中学。学校不久又迁到环境较好的滇池之滨大观楼附近。 　　 为什么起名“中国建设中学”？首先想的是抗战胜利后，第一要务应是“建设”，其次是无论谁主中华，统一的国家机器还是必要的，为新中国的建设而教育，故名“中国建设中学”。 　　 这些联大同学是怎样走到一起的？据我们能回忆起来所知所闻的是：1943年当时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抗日战争的中后期阶段。前此，有皖南事变，人们觉得国民党在设法制造人民最担心的内战，接着是重庆防空隧道惨案，再接着是香港撤退丑闻，重庆政府的无能腐败也已暴露无遗。几个校友在特定的地点昆明，曾勇敢地张贴出打倒孔祥熙的第一张壁报，得到了联大师生的广泛赞同。然而他们在政治上并未成熟，以其赤诚的爱国心，经常会聚五七友好联大同学，倾吐各自所见所闻所知和所得，探索战后使祖国富强人民康乐该走哪一条路？他们有时推心置腹心平气和地恳谈，有时也坦率激动地争吵。他们极想接触社会，求得锻炼，寻找朋友，寻找指导者，同时也自我表演自我显示。（当时整个大后方的有志青年很多是这样的）。在自由民主气氛较浓的昆明，当地的地方势力较强，在国民党专制还未敢像公然杀害李、闻烈士时那样嚣张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办起了中国建设中学。据我们所知，创办过程中没有什么组织来指导，虽然1945年，教师们在课堂上曾不避讳地称道共产党的《论联合政府》。但我们也肯定这所中学的教职员中大多数接受了共产党的进步思想，他们当中有的是《展望》（新校舍）、《神曲》（工学院）壁报社的发起者或主要成员。《展望》、《神曲》所刊文章内容的进步性是明显的，是大家所公认的。 　　 可以说，他们是一群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热爱祖国的进步青年（注2）。 　　 　　 刘彦林魏铭让（执笔） 　　 2000年6月 　　 　　编者注： 　　 （注1）肖荻，原名施载璇，西南联大同学，因扮演《阿Q正传》中的小D而闻名，而改名。现为广州《羊城晚报》记者，曾主持编写《西南联大校史》。 　　 （注2）现在知道，有几位同学当时已是地下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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