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启蒙老师族伯父魏元诚运乾先生 　　 　　大伯父际春先生是我的数学启蒙老师，我四、五岁的时候，一直跟着大伯父，他走到那里领我到那里。大伯父教我识数，教我《小九九》，教我归除法。抽象的数的概念，用歌诀帮助记忆，用工具计算全是从这里起步。那时我的“课外”客座教师是出众爷，在大门前面槐树荫凉下，他告诉我“周三径一不足一，方五斜七七有余。”我七岁那年（1923年）正月上了村里小学，老师多了，直到小学毕业前后共有十多位，但儿童时期的老师，我一直未忘，一直忘不了的是族伯父运乾先生。我们那时的那一批学生中间，后来有应受人尊敬的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魏际林、魏瑞科等，有的成了国家（高级）干部，有优秀教师，有著名中医，有企业家，有工程师等等。奉伯村小学对我们的教育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老师们的代表，那个时期奉伯村小学教育的指导者，教师中的核心人物是运乾大伯。 　　一 　　约在1924年运乾大伯因患肺结核病，回老家休养，他经常到村小学来走走，有时替请假的老师代一两堂课。后来随着他健康情况的好转，利用学生晨读的时间，义务为大家讲说一些课外知识。他编写了一本《史简节要》，每天早晨在黑板上写五、六句，让学生抄下来，然后听他讲历史故事。从盘古开天地，燧人氏钻木取火，直到中山先生当大总统，蔡锷护国。我（们）从此知道了黄帝轩辕氏，尧舜禹汤，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桀纣无道。……六君子维新，辛亥革命……。他还介绍过列宁领导俄国革命，说：“孩子们都送进托儿所，喂牛奶长大”。娃娃们离开娘！我们感到惊讶。 　　往后，运乾大伯可能是被村长（村）副们（那时老百姓称村政府为“村长副”）正式聘请为村小学教育的义务顾问了，老师们包括校长全尊重他的意见，按他的安排来教学。运乾大伯藉晨读来为学生们讲过《墨子》（选篇）有三段我还记得比较清楚：一、“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编注－原文出自《墨子·所染》 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二、猫头鹰东飞，有鸟问曰：“子将安之？”答：“吾将东徙。”“何故东徙？”“乡人皆恶我鸣”，接着是问者的衷告：你应当改掉你的“鸣”，不要唱那些人们不喜欢的调子，否则“东人”也不会喜欢你。【编注－原文出自刘向《说苑》：枭逢鸠。鸠曰：“子将安之？”枭曰：“我将东徙。”鸠曰：“何故？”枭曰：“乡人皆恶我鸣，以故东徙。”鸠曰：“子能更鸣可矣，不能更鸣，东徙犹恶子之声。”】三、厨师请示主人，两只大雁，今天待客杀那一只？“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主人吩咐：“杀不能鸣者。”【编注－原文出自《庄子·山木》：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关于《染丝》的感叹，对我的教育很深。过了大半辈子更体会到：朋友、环境、社会的作用对于一个人的影响至为重要；猫头鹰凄厉的叫声，的确不受欢迎；不能鸣的大雁为何被杀？很难明白。运乾大伯那时着重进述的是，很早以前，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有诸子百家，各自有各自的学说。 　　运乾大伯的健康恢复之后，在课堂上为我们讲过《论语》。现在我想，那时他热爱孩子，所以才有勇气，在五四运动过后不久，敢以正课排在小学里的课程表上，堂而皇之地宣讲儒家的经典著作。他是从北京回家养病的，不可能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口号”。我记得最清楚运乾大伯讲得最有力，我们大家弄得最明白，而且我一直认为应当遵循律已的是《学而》篇开篇，“子曰：学而时习之……”的“三问”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的“三省”。特别是人过中年，说自我安慰也好，总愿拿“人不知而不愠”这几个字对照自己，好像运乾大伯还在讲台上，不厌不倦地教导我们。 　　二 　　切莫以为运乾大伯只给我们讲一些空洞的做人处世的大道理，不，不是这样的。他深刻知道乡亲们送孩子上学，是让子弟们有个发展。日子太苦了，读几年书，将来可以到外边找碗饭吃，起码也要会在农村过好庄稼日子，若能深造，将来有个出息更是所望。运乾大伯安排，除语文算数之外，侧重于大小楷，尺牍和珠算。对于大一些的孩子们更是严格要求，说：写字是门面学问。让我们从临柳公权入手，他亲自一笔一划地圈批大楷，有时还把着手教，点竖横撇捺。以后又分组学习，魏碑刀砍斧齐，赵孟頫清秀柔润，各家特点。一时魏瑞科、王志刚、魏元智等成了很拿得出手的写家。乡亲们的喜庆匾幛，结拜，婚姻喜贴，节日楹联，原来只请几位老先生们忙活，那时凡是送到小学来的可以全由学生们包办了。 　　运乾大伯为我们选了一本尺牍教材，请老师像上语文课那样教课。膝下，足下，阁下；谨禀者，敬禀者，敬启者；谨请、敬请、顺请；金安、福安、钧安；家大舍小令他人等，自称他称尊称，我们背得很熟练。现在看来的确繁琐，而非必要，但其中确也体现了传统文化“礼”的所在。运乾大伯说，离家外出，应当会写平安家信，当学徒做生意不丢“掌柜的”（那时老百姓对店员的统称）的身份。说实在的，现在偶而见到文化程度相当高的人，在信函中没老没小的统统用个“你”字，末尾直接写上“某某”（自己的大名），是有点不习惯。 　　珠算直到二、三十年代甚至四十年代还是我国计算工作的主要工具。30年代我在银行里见到过手摇计算机，电动的计算机还极少见。工程计算则多是用计算尺。当店员，首先必须会打算盘，到商店去当学徒，东家先问“会不会珠算？”学买卖（当学徒）是我们那时候读小学很盼望的出路。运乾大伯深知珠算的重要和学生们的积极性（这也反映了家长的要求），在珠算教学上下了很大的力气。他首先注重珠算的实用价值，并以此带动算术学习，引发我们学习数学的积极性。他和老师们研究，在教珠算口诀的时候，重点讲说口诀的算数道理，然后要求我们准确无误，最后训练手法和速度。在我们能自如地计算多位数的加减乘除之后，他自己专门为年岁稍大，即将毕业的学生们讲授农村最需要的课目。首先，是“斤称留法”。那时我国度量衡制度中，重量衡量是斤两并用，16两为一斤。无论农村或者城市，大家最头痛的是斤两的折算。运乾大伯从口诀入手，让我们熟背，“一、退625、二、125、三、1875，……”——指的是：一两折合0.0625斤，二两是0.125斤，三两是0.1875斤……。这样把小数计算法则搬到算盘上来，利用歌诀简单易记。四十年代我在大学读书，工程上的长度计算不像一般计算只是公制尺寸十进制，更多的是用英制，即三呎为一码，12吋为一呎，而吋之下又是另一种习惯，4分之几，8分之几，更多用的是16分之几，有时间或还用32甚或64分之几吋。每当用计算尺得出结果，吋后带小数如3.875吋时，我可以不假思索地写出了3又14/16吋或3又7/8吋。年节赶集跟着家长或帮助乡亲们计算卖（猪）肉、打油、称盐、买酱，该多少钱时，突出地显出了“斤称留法”的威力。那时候常在农闲、入冬、年前考虑土地典当或者买卖，兄弟们分家，丈量地亩的事。这时候，运乾大伯让我们学过的有关（五尺为一步，两步为一丈，60方丈240方步为一亩……等）知识的作用，得到了发挥。但农村的土地不像书上的那样规正，运乾大伯利用这个机会除方形、矩形、梯形的求积公式之外，还特别教我们“圭田”（三角形）和圆形面积的求法。为了让我们明白圆形面积是半径自乘再乘以圆周率的道理，他用纸条卷成一个扁卷，然后切开，将圆圈平铺在讲桌面上形成一个三角形，用以演示，底为圆周率乘直径（周长）而高为圆半径的道理。他利用这个机会反复讲圆周率和勾股弦定律，他说我国古书上早就写过圆周是三，则直径近于一，但比一略少；正方形每边是五，则对角线是七，但略比七多。这时我才明白了出众爷说的“周三径一不足一，方五斜七七有余”的道理。运乾大伯寻找机会领我们跟着地保到村外为乡亲们丈量并计算土地面积，一次一次绝好的实践，无形之中教育我们学了要用，知识应为乡亲们服务。他谆谆教导我们，地形是复杂的，不会就是不会，不可装懂，欺骗乡亲们，给乡亲们造成损失，甚至引起纠纷。他还举出以前人们计算不等边四边形时，把两组对边平均，按矩形算其面积，说那是很错误的，必须不厌其烦地划成两个三角形或其他形状来求其确切的面积。运乾大伯参照我国早些时候的数学名著《算法统宗》，教我们开方。利用算盘开方对于小学生来说是较难的运算技术，但为了解决农村可能遇到的更难的“梯田截积”问题，开方是非会不可的。所说“梯田截积”，是在梯形田的一端（上底或下底之一端）截出一定面积来，这是一个一元二次方程式求解的问题。运乾大伯介绍《算法统宗》上的歌诀，我们当时虽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很有几位同学可以按歌诀在算盘上解题无误。又从前有个“趣题”，题说：“361根针，一群闺女来均分，问有多少闺女，每人分多少针？”这是道求361的因数的问题。运乾大伯先出了这样一个题目，然后告诉我们19自乘得361，从此引发我们对“开方”的兴趣。接着他为我们讲超出初小算数范围的质数、因数、公倍数（及公约数）的概念。“韩信点兵”这类关于求公倍数的题，最近我偶然见到1992年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数学奥林匹克（小学新版启学篇）》第29章里有这类问题的训练。运乾大伯还为我们介绍过测塔高，测河宽的方法等等，还顺便说过族叔父协贞先生他们在西北搞大地测量的故事。 　　以上所说的这些“珠算”（实际是数学）课题，视其难易、性质，有的是在课堂里讲，较难较深的是利用课外时间在教员住室里讲的。所谓课外，是夏日的歇晌，冬天的深夜。尤其是冬季，昼短夜长，农活又少，加上乡亲们生活本不富裕，薯菜红高梁也难保一日三餐，北方农村多数是每日两顿饭。午（晚）饭之后，学生们上夜课，约九点下课。九点之后，运乾大伯号召爱学的、大一点的学生们到教员室里来由他为主讲课。不点名、不考试，没有课程表，视情况安排课题和进度，一般到十一点散，有时也延长到甚至12点，总是告一个段落才散。 　　运乾大伯团结老师们辛勤的劳动，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村小学学生人数逐年增加，我入小学时不过百名左右，三年以后达到了150名，把东西两个教室挤得满满的。进入安国城里和南关两所高小的有十来人。我记得1927年夏我们六七个同学由运乾大伯和校长带领去投考南关高小。所有去的人，除我以外全被录取了，奉伯小学教学成绩更出名了。（我之所以落榜是因为我那时才11岁，南关高小靳校长是我父亲的朋友，他知道即使录取，年岁太小也不可能住读。我的数学五题对了四题，是理应录取。） 　　三 　　运乾大伯在村小学里组织教学，不只是在课业方面，他更注意以模范行为教导我们，教我们做人。 　　他不要求统一的学生服装，但注意整洁卫生。他教我们爱护衣服，“半丝半缕当思来之不易！”他告诉我们不要满地磨爬滚打，因为那样“最费衣裳”。学校买了理发工具，同学们互相理发。所有的小楷本、作文本自己制造，他派同学们到伍仁桥成“刀”买纸，他教学生们自己裁纸装订，不仅本子的大小厚薄一致，整齐美观，更主要的同学们学会了装订技术，还为家长们省了钱。他教我们练习大楷，可先用老师批阅后发还回来的字纸，反过来用，利用行间空白练字，字间加字，写得满纸全黑了，再用毛笔沾清水把黑纸写“白”了。 　　运乾大伯教我们“洒扫应对进退”，年岁大一点的学生，让他们实践，练习接待来村来校的客人。告诉我们要谦而不卑，礼而不繁，要落落大方。 　　金钟大药房，之所以成功，妇科、药酒之所以驰名京津保、直鲁豫，主要的当然是由于陈善基先生的医道超群，但另一因素则是宣传广告效用。运乾大伯利用金钟大药房开张的良机，协助陈先生广为宣传，教学生们怎样刻写蜡纸以及调墨、油印等；未收学费一文，教会了好几名同学文本腾写本领，而陈先生也收到了“广而告之”的迅速及时的好处。一时学校办公室成了临时印刷场，看起来蜡纸、毛边纸、信笺、信封等有些花费，但总的算下来陈先生并不增加多少成本。后来每到安国两所高小招生时，奉伯村学生应考很多人都住在金钟大药房，陈先生给予格外的方便。鉴于奉伯有好几位老中医，为了为他们及药铺培养接班人，运乾大伯还利用课余教学生们诊脉，还抄录一些验方和中药名称性能相辅相成，及禁止同时服用的歌诀。 　　每天下午课余时间，运乾大伯安排老师们轮流向同学们讲解报纸新闻，日蚀月蚀，年成灾情，政局新闻，老师觉得该说什么就讲点什么。临散学之前半个小时，同学们有很多人在办公室门前，围听老师读报。我记得清楚的是，一位老师为我们讲国际社会的情况，那时正值“国联”在日内瓦开会：老师说，只有一等国的代表在会上才有真正的发言权。我们中国，国弱民贫，设若国土不是这么大，连三等国也够不上，中国的代表会上只能听听……。运乾大伯当即告诉我们，我国弱就弱在整天打内战上。他愤愤地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四 　　1928年9月我离开村小学跟着二伯父卜五先生去石佛高小读书，11月又转到南关高小，就此离开了村小学。运乾大伯什么时候离开的，我不知道，我只知他后来到北京去任某公馆的家庭教师。东家从意大利购得（现在称“引进”），意大利纯种蜜蜂，在北京繁殖出售种蜂，很受欢迎。聘书期满后，运乾大伯返回安国，东家好意赠送种蜂两箱及养蜂资料，并教授给他全部饲养技术。回来后，运乾大伯在安国专心钻研，认真养殖，种蜂迅速繁殖。那时，在北京、保定，意大利种蜂成了紧俏商品，平常不起眼的蜜蜂，那时价值每箱150元（银元）。安国县，由政府出面组织了“养蜂传习所”，聘请运乾大伯讲授技术，每期二、三十人。城关一带一时养蜂成风，有的人也确实赚了钱。我见到过运夫挑着蜂箱，在保定安国的路上运输。不久听说农民提出了意见，说蜂咬食庄稼，粮食受损严重，反对养蜂。从园艺学上说蜂能传递花粉，对果园收入只会有利，也许蜂的密度过大，反而不利。但现在分析，我认为除去其他成立或者并不成立的“原因”之外，那时只重“繁殖”分蜂，只把“蜂”做为最终商品，未把蜜及蜜制品的生产销售加以重视，可能是这次提倡养蜂未得好结果的主要原因。然而无论如何，这一件事使运乾大伯的声誉受到了影响。做为他的晚辈学生，我深知运乾大伯对此不会介意，深知他只知耕耘，淡泊个人名利。他的所为，只是希望将自己所知所会贡献给乡亲父老。他说过养蜂作为副业，最适宜于安国附近长仕东西河一带乡亲们经营。我不知道运乾大伯予示过“将来”养蜂事业必有大发展的话没有，据我所知中国农科院在西山卧佛寺早就成立了“蜜蜂研究所（院）”，中国从南到北，到处有蜂场，蜂箱，蜂蜜医用食用已很普遍，运乾大伯您是有功的。 　　五 　　族伯父魏元诚运乾先生是他们那一支堂兄弟中的大哥，据闻早年毕业于京师某学堂。 　　是什么力量促使他那样热心于村小学教育，在养病期间就很关心，健康稍有恢复之后就呕心沥血为教育孩子们夜以继日地努力，而不取任何报酬。可否这样写：他出身于耕读世家，从小在农村长大，深知乡亲们的疾苦，深知乡亲们渴望过个有吃有穿安生的好日子。他热爱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道德；他读过清末民初的新制学堂，深知新知识、西方科学技术，包括民主革命对于复兴中华民族的重要性，恨不得一下子唤醒民众。一下子罄自己所知所想传递给下一代。 　　现在“素质教育”是个时兴名词。运乾大伯对村小学的教育方针是要为孩子们将来长大，成为一个素质良好的公民而努力。而他和教员们在具体课程上的安排，教学方法的特点，极其倾向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急需。这，我觉得可能和他心里总存着“乡亲们，父老们”有关。 　　运乾大伯对奉伯村小学教育起了积极的作用，有益于对二十年代的一批学生的成长，有益于奉伯村的发展，我建议这样称呼：他是一位对历史进步起了推动作用的人。我们十分怀念运乾大伯。 　　 　　魏铭让 　　1998年9月 　　于英国，威尔士，施旺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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