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景贤入监的那个月算起，监狱方规定，家属可每月探一次监，但会见时间只有短短一刻钟。监狱的所在地离家很远，公交车要换多辆(那时没有地铁)，路上来回得花三、四个小时。但是，为了能够每月见上一面，为了能带给他一些精神食粮（书报等）和物质营养品，就算路程再远，就算天上落铁，我也绝不放弃。因为，相见虽然短暂，却是我们彼此能够在艰难岁月里坚持下去、坚持到底的精神支柱。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长期来独自挑起一副家庭重担，时常会产生再也支撑不下去的感觉。这种精神状态，在探监的时候，难免有所流露。景贤就会拿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来劝慰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诗中“君问归期未有期”，是最触动我心境的一句，只要这句话一出他口，我便抑止不住满腔的辛酸，泪如泉涌。这时，景贤想用他的手替我抹去眼泪，但冷酷的铁栅栏生生地将我们隔开。在默默注视着对方的眼神中，我们都无可奈何的读到了这样的五个字：“但愿人长久”，是啊，我和他，除了还有这一点点的愿望外，确实是什么想法都没有了。 　　愿望总归只是愿望而已。到了1992年，度过整整十五年的牢狱生活，使景贤原本患有的最严重的丛集性偏头痛及胃病、高血压都日趋加重，又加上长期蹲在监狱底层仅三平方米阴暗潮湿的监房，在水泥地上铺一块木板当地铺睡而得上了关节炎、腰椎间盘滑脱等，对他病体真是雪上加霜。15年的精神压力生活压力使得我也是心力交瘁，实在感觉支撑不下去了。我虽然在这前一、二年内曾先后给当时市委领导、市政法委写过多封信，请求给予景贤保外就医，但均杳无音讯，犹如石沉大海。万般无奈之下，景贤曾建议我给邓颖超同志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当年，景贤任上海市委书记一职，是周恩来总理提的名。邓颖超同志对景贤也是有所了解的。在信中，我向她反映了景贤被判十八年刑期以及入狱十五年后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的情况，请求有关方面网开一面，允许他保外就医。没想到，邓颖超同志的批示意见很快下达到了上海，这一年的六月下旬，监狱方同意景贤保外就医的申请，但提出，在刑期未满的三年里，一是他的生活费、医药费由家人自理，二是不允许参加任何社会政治活动。在我签字同意后，景贤才获假释回家养病。我打心眼里深深地感谢邓大姐的关照，也更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景贤在监狱里待了整整十五个年头。在这十五年中，家庭的变故可想而知。老父亲久病在床，他没能陪伴侍侯，更无法尽到作为儿子养老送终的义务。两个女儿结婚成家，他也未能到场祝贺……好在这一切的一切都已过去，我俩终于坚持到了再相聚的这一天。他离家的时候，一家还只四口；他回家的那天，已是全家八口围在一桌吃的团圆饭了。两位女婿，婚前婚后都曾陪着我去探过监，两个外孙，虽然名字都是他起的，而且也偶然带去见过外公，但终究小孩太小，印象不深。这时，八口人，三个家庭，团聚在一套小三室的居室中，大人们，甜酸苦辣的滋味涌上心头，悲喜交加；孙辈们，用陌生的眼光偷窥着还满头黑发（家族遗传）、他们却要叫他外公的人。此时的景贤已是年届花甲之人了。养好身体，含饴弄孙，是我们全家交给他的两大任务。尽管我们的家居相当拥挤，经济也不宽裕，但有他其乐融融地陪伴在我们身边，我感到安全、放心，感到心情无比愉悦，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当然，对于这种经历了千辛万苦，尝尽人生百味的辛酸岁月终究得以结束，对于这份失而复得的真挚感情，我是倍加珍惜。 　　1999年，景贤被判十八年刑期后，剥夺政治权利四年期满。按照宪法规定，他应该是享有出版、言论自由等政治权利的公民了。同时，他在保外就医后，经过全家人的悉心调养，身体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他喜爱写作的愿望重新燃起。他对我说，他要以他的亲身经历反思“文革”，把这段历史史实公之于世，为当政者鉴，也对后人有个交代。我对此表示积极赞同。他在经历了这么大的起落之后，意志未消，斗志尚存，我更是高兴。 　　在克服了资料缺失、行动上受到相当限制等种种困难，文革回忆录《十年一梦》于2000年完稿。完稿后费尽周折，几易出版社，终于于2003年底在香港出版，成为香港十大政治畅销书之一，且名列前茅。读者反响热烈，有褒也有贬。有的说，他讳避了一些不该讳避的事情；有的说，他承担了一些不该承担的责任。但多数读者的意见，认为这本书写得比较真实可信，在众多反映“文革”的书籍中，可算是一部信史。而且对他的可读性也十分赞赏。这使景贤大受鼓舞、大为振奋。他在认真的思考了朋友们的批评意见之后，对我说，他要接着再写，这次，他要把自己摆进去，写得更真些，想得更深些。…… 　　天不佑我！在《十年一梦》出版后的2004年、2005年两年里，景贤因右耳前庭疾患引起眩晕，连续两次住院开刀，手术不算大，但都是全身麻醉，这对一个时年已过七十岁的老人的身体伤害很大。两次手术以后，眩晕却仍未解决，加上他原有的腰椎、关节等多种疾病，从此，眼看着他日见消瘦、苍老，背更驼了，再也不能方便的独自站立行走了，非得依赖拐杖和旁人扶持。然而，即使是在病痛不断折磨他的情况下，他只要能够坐起来，就会趴在电脑桌前，用电子笔，笔耕不止。经常是，深夜我一觉醒来，他还在伏案写作。我劝他，还是保重身体要紧，他却说，他要对历史负责、对党史负责，尽量把当时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让后人在研究中国文革史时有所参考。却万万没有想到景贤的第二部书稿还没有最后完成，心愿还未实现，2007年10月31日下午，他却急匆匆地突然离我们而去。 　　这对我是又一次猝不及防的沉重打击，我当时脑子内一片空白，不知所措。他究竟怎么啦？是晕过去了还是……？我心存疑虑、忐忑不安，让大外孙赶紧拨打120急救车，拖延了很长时间，再次电催，待医生终于赶到，心脏电击数次抢救都已无效了。我的心在淌血，感觉到天塌下来了，没有了顶梁柱，失去了精神支柱，感到家里一时间又濒临到三十年之前，他被突然遭到隔离关押的凄凉情境中，甚至更惨，因为那是一种再也等不回来的心痛。一切都显得沉寂、黯淡、凝固、无望了。 　　可告慰的是，亲情、友情给了我极大的支撑和慰藉，景贤写作组的一些老朋友、好朋友、患难之交朱、萧、陈、大小老王、老顾、小张等等都纷纷前来悼念告别；徐家的族人、几位堂弟和他们的小辈、景贤的忘年交小何夫妇前来告别悼念；景贤的新老朋友小朱、老朱、张、黄等等许多人都纷至沓来悼念告别；我的至亲好友们也以多种不同方式来告别送行。 　　2007年11月6日，在景贤去世六天后，我们全家与部分亲友们在复旦大学医学院提供的遗体捐献告别场所，举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参加告别的亲友有近200人，济济一堂，社会名人、文人沙叶新等也都来参加告别仪式。会场气氛庄重、肃穆、平静，大家从景贤的思想品德、廉正、勤奋、才华等多方面作了评价，予以肯定。五十多年来相依相偎、相濡以沫的亲人，从此永诀！ 　　回顾半个多世纪来，我们的一生是担忧多于平安，患难多于欢乐，离散多于聚合，但我并未有丝毫的后悔。为了纪念景贤，女儿在上海市红十字会专为遗体捐献者提供的纪念网上开通了“徐景贤纪念馆”，使家人和亲友们可以随时上网给景贤献花、留言、写纪念文章，以寄托哀思。徐家的族人还为景贤编辑一本生平经历的纪念册，以志纪念。亲友们的眷眷之情，让我们母女刻骨铭心。谁知这样一件本属人之常情的小册子，有关部门竟然不断横加干涉。尽管如此，我们家属还是冲破层层障碍，纪念册《人品贵真诚，勤奋伴一生——徐景贤纪念文集》，在极小范围内送给亲友留作纪念。还有人一再追问：徐景贤有没有留下遗物、遗稿？此时此刻，没有对已逝者的一点哀悼之情，却念念不忘追查遗物、遗稿，法理何在？人性何在？！徐景贤就是有遗物、遗稿，自有徐景贤的家人处理、继承，与他人何干？！ 　　 　　景贤离我们而去已将近五年了，而我还在气喘吁吁地苟延残喘着。我怀疑我这个多病之躯，长时期来，身心倍受摧残，怎么还能顽强地活到今天？当然，生活得是很累很累，身累、心更累。是苍天赐予我的生命基因？是国家施行的老干部医保政策给我提供了保障？1970年、71年的两次肠胃病严重发作，检查出了疾病的症结所在，挽救了我原本虚弱的生命？是景贤你这四十年来“上天入地”，超负荷的运转，活得过度劳累，加上多种病痛，把你折腾得早早离世，还没能好好享受到晚年团聚后的家庭幸福，却把一叠不及完成的文稿丢下，留给我要我来帮助完成？这未完成的事情，也就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勉力支撑着我，争取能看到出版的那一天，以遂我们共同的心愿。 　　（全文结束，部分章节、内容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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