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我所受到的审查和影响 　　景贤被作为“四人帮”的上海余党，由中央工作组苏、倪、彭领导带队来沪清查，他虽配合工作了一个短时期，但最终必然是作为审查对象被要求交待揭发问题，并逐步升级的（这事后面详述）。 　　我作为家属也无疑受到牵连审查，科技组大会批斗，要我交代揭发景贤的问题，我认为一切工作都是上面布置下来的，我没有做什么亏心事，无可奉告。个别同志想与我划清界限，显得特别积极，带头领喊口号，大声叫嚷要我交代问题，我不为所动，任你去嚷嚷。之后，看我实在没啥好揭发而草草收场。事后，就要我书面写一些揭发张、姚和景贤的材料，及工作上的批邓方面的材料，再是一些内查外调。数月后，要我写成一个总的检查交代上交。在1977年5月，我被安排到市科技图书馆装订车间劳动，直至1978年12月。对我审查后的处理意见是“说错话，做错事”，正式调动到徐汇区图书馆工作，党的组织关系也一并转去。印象中是市清查办公室领导李庸夫同志对我说：“像你这种情况，市里机关是不能留了，那就安排到区里基层单位去吧，徐汇区离家近些，图书馆工作对你的身体比较合适。” 　　我在徐汇区图书馆采编组工作了整整七年余，具体任务是根据新华书店图供部、港台及大专院校或社科院出版社等发来的书目，选择订购。当图书成包成包地送来后，除图供部的书由其他同志做外，其余均由我逐一进行编目分类，按一套顺序做下去，分发给内部书库、阅览、外借、少儿各室，供读者借阅。同志们都能按政策对待我，相处尚可，我只有以我的本性、勤恳踏实、少说多做的实际行动应对之。在市科技图书馆和徐汇区图书馆都有个别几个同志对我很同情很关心，他们嘘寒问暖，从生活上点滴的关心帮助，使我这颗冷却的心深受感动并略感安慰。直至1985年底离（退）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12.18—12.22）后，提出要全面清查过去一切冤假错案，由于我在文革中参加搞了一个专案，因此在1987年整党中被作为核查对象，重新审查我的问题。是的，整个文革已全盘否定了，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已平反昭雪了，所谓“薄一波的六十一个叛徒集团”问题也早已平反了。而且中央规定审干只能由组织部管，专案办搞的专案不承认，得交还给组织部管，那么我们所搞的这个案件也就必然不加分析具体案情，一切恢复原来的面貌了。即使1954年至56年审干时，市委组织部对他已作了审查，确实有那么多严重的问题、罪行，事实俱在，只是未带上帽子，也未写个结论，据市委组织部反映：1956年审干后，曾几次书面向市委某领导（分管审干工作）报告，但皆以问题还没查清楚为由，一次次压了下来，而不处理，也不向柯庆施书记汇报，使这人长期担任党、政要职，继续重用。那么，我们当时市革会专案办再次审查后，问题更清楚，带上帽子，写了结论，又有何干？倒过来是我们在迫害老干部了？为此，我就在这次整党中被处以“不予登记”了？还被划入了“三种人”中的“打砸抢分子”。反正，出党的决定是上面内定的，离休支部的支部大会把我的“错误”作了介绍，大家批判一通，贯彻上面的意图通过而已，同志们必然是服从上面的处理，尽管会上有老汪、老刘同志提出异议，从轻处理，以“严重警告处分”为妥，但根本无济于事。核查我的问题的领导说：“如果把你开除出党，你没有这么坏，把你留在党内，不严肃。所以采取不予登记。”我自己明白除了搞专案外，丈夫被判了十八年徒刑，我还能留在党内吗？我曾以解放前入党后即参加革命工作，到离休后却党籍都没有了，感到深深悲哀。入党几十年，对党组织是怀有深厚感情的。以前在宣传部一起工作、了解我的领导老佘同志等，也觉得这样处理“太过份了，太过份了”！有同志劝我说：“党好的时候，你入党了，现在党变了，你出党了，不是很好嘛”。也有同志说：“你本身十七级，可以是正科级，也可以是副处级呵，怎么现在只能享受一般离休干部的待遇呢？”我答以：“把我降到一般离休干部的待遇，也等于是一种降职处分吧！与党籍的‘不予登记’一样，你又奈何？这点我也不去计较了。如果再严厉一些，连离休待遇都不给你享受，又能怎么样呢？” 　　 　　六、我与景贤坎坷的一生 　　我与景贤相识于1951年8月，我在市委宣传部工作，他从南模毕业，分配到宣传部文艺处，在日常接触中发现他工作努力，学习勤奋，性格热情开朗，是一个朝气蓬勃、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相仿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共同的兴趣爱好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观念比较一致，由相知而相恋。当然也感到他有些年少气盛，不知天高地厚，对党的观念、党性的认识不足，因此在入党转正问题上，没有认真地做过一年的思想总结，因而，在支部大会上，不少党员不赞成他按时转正。这事对他来说是生平第一次受到的大挫折，同样对我也是一个打击，因为 我当时在搞机要工作，如果他转正不了，对我工作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当时就对他提出要求，一定要认真改造思想，提高对党的觉悟，争取转正。这以后，他认真考虑了自己究竟有哪些地方需要改正，扎扎实实地工作，终于经过各种工作考验，得到了同志们的谅解，得以转正了。 　　我们互相了解了五年之后，结婚了。那是在1956年7月28日的晚上下班后，地点就在宣传部办公楼前大花园草坪上（现瑞金花园），很多年轻的同事们都帮忙一起张罗，花园里张灯结彩，我们购买了许多西瓜、糖果与大家分享，就当时的条件，举办了一个朴朴素素但又热热闹闹的婚礼，大家都很高兴。当然婚后的生活中总会有个相互磨合的过程，有时不免会发生一些小误会小矛盾，我会耍一些小性子，不愿理睬他。但是他的脾气性格和善、开朗，总是主动来解围，缓和气氛。总的说来，我们相处得比较和谐，有事情共同商量，互相体谅，互相尊重。他喜爱写文章，我积极支持。比如说：他写出了《党的儿子穆汉祥》一书，得到了一些稿费，我说，你写的是歌颂烈士的作品，这稿费以缴纳党费为好。他同意了我的建议。那时我们的经济条件也很一般，生活都很简朴，所以除去到旧货商店添置了一个质量稍好的旧书橱外，他将其余稿费全都缴了党费。又如，我们过去在学校或在工作单位，个别同志经济上有什么困难，我们都乐于助人，悄悄地予以支援，不是把钱看得很重，够用就行。这些都缘于幼年时所接受的教育吧，共产党就是为贫苦人民谋利益这一思想观点。又如，近二十年前后，我们宣传、教卫系统有好几位老领导同志如白备五、佘亭轩、陈给、原市卫生局局长王希孟和他夫人市医务工会主席胡涤苍以及老蔡和老卞的家属吴士德、陈祖荫等等，去世后都向市红十字会捐献遗体，以供医学教学使用。我们俩商量后也取得一致意见，死后捐献遗体。并把这视为是最后一次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同时也可为国家节省有限的土地资源。 　　1966年前的景贤，由于各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倍受领导上的重用和培养。工作之余，他喜爱写作，除了报告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外，还有散文集《生命似火》等等（这些作品都是写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思想倾向积极向上，鼓舞人心）文艺作品和许多评论文章，颇受领导的赞赏和读者的好评。他与陈耘、章力挥合作完成的话剧《年青的一代》剧本，还获得过国家文化部颁发的优秀话剧奖。 　　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开始了。先是，一向被市委领导器重的他，不知怎么的竟成了领导们逃避群众批判的挡箭牌和灭火机。常有这样的揪心事发生：市委书记、市长们东躲西藏，却要他出面去东推西挡。群众自然不答应，指责他是走资派的铁杆老保。后来，在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和写作班同事们的促进下，他终于醒悟，放下了正在替市长曹荻秋写的检查，造反了。 　　谁知当“老保”不得安生，“造反”了还是不得安生。1967年1月29日清晨，文教办的同事方菊仙电话告诉我：徐景贤于1月28日凌晨被一起造反的红卫兵小将们抓走了，不知关在哪里？我赶忙去市委机关联络站找勤务组成员询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头头都不在，有个工作人员告诉我，人是被复旦红革会抓走的，是不是关在复旦，却说不准。当时机关联络站有人去复旦设法营救徐景贤，我即随之同去探望，终于在一学生宿舍二楼见到了他，看到他还算安全，问了些情况，我就回家听候消息。1月30日清晨我听说中央文革特急电报已到，其中第二条：必须立即释放无理绑架的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负责人。景贤也打电话回家，说他已经回到机关联络站了。这时，我才放心下来。岂知，我这一生中，常人难以想象、难以坚持的苦难历程，却由此开始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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