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农村人民公社业已成立，市委1960年4月决定“城市人民公社”也相继成立。市委领导王一平同志兼任市委城市人民公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光耀（市妇联主任）同志任办公室主任，下设秘书、生产、生活、政策研究等组，工作人员从市委、人委、工青妇、商业一、二局等单位抽调共计20多人，意在解放妇女劳动力，使之投入生产生活，组织街道工厂、里弄生产组、食堂等等。我被分配到政策研究组，到闵行蹲点一段时间。之后，到1962年8月领导上又决定下马不搞了，主要是认为城市人民公社跑得太快了，不妥当。61年初，我正怀有小女儿六、七个月，某晚，轮到我值班，王一平同志匆匆从外面回办公室有事，见我值班，招呼了一下，次日即要求办公室不再安排我值班，以免发生意外。这是王一平同志对工作的负责，以及对下属干部的关心。既然城市人民公社不办了，我也不想回宣传部了。 　　1962年4月市人委新成立文教办公室，意在明确党政分工，将市委宣传部和市委教卫部内属于行政性的事情交由市人委办，陈琳瑚同志任主任，人员也由宣传、教卫两部抽调，内设高教普教、卫生体育、文化出版、秘书诸组，我征得陈琳瑚主任同意，调入文教办工作，依旧联系出版系统方面的事情。市文教办是新成立的机构，办里曾有两年提拔科、处级干部职务的机会，我由此就从一般干部先后两年提拔为副科、正科级干部。事实上，从我1954年底被调到审干办公室时，领导上对调任审干工作干部的要求即是科级或相当科级的干部，我觉得多做些实际工作，多锻炼锻炼是好事，提拔与否都无大碍，只要能完成领导交下的任务，能愉快地去做就行。当然，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市委机关工作，要提职是不容易的。 　　1966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学生、工人纷纷响应号召起来造反，机关干部也随之起来，成立了以市委写作组为首的市级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与工人、学生联合起来，于12月18日在文化广场召开了“炮打上海市委”大会，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影响很大。然后立即成立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市人委机关也效仿，我们文教办也成立了造反队，杨忠华任队长，除了处长以上，都参加了造反派。市人委机关联络站成立，要从各办、局抽人参加工作，1967年2月，杨忠华派我去参加。联络站内设置秘书、宣传、材料三组，我以过去的工作经历，感觉对干部工作较熟悉，就要求到材料组。材料组的任务是：审查几位副市长的政历，之前，我对他们四个人既不认识，也不了解，可说是一无所知，被随机分配了一个对象的材料。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是联络站的头头李飞熊联系抽调来的，有市府的人事、编制委、统计、出版诸局的党员干部，有工厂的工人党员，有华师大68届毕业的学生党团员，素质都较好。当时全国的形势是抓叛徒，是把刘、邓作为头号、二号走资派拉下马，所以因循沿袭对于查看副市长一级的材料，专案组并不感觉有什么不妥。我们当时活学活用毛主席有关专案工作的指示，根据专案对象的政历情况，对照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时事形势，同时，为了使材料更加集中，又向市委组织部借调了1956年审干时的有关材料，以作参考。发现市组在审干时，也确实查出该对象的严重问题，材料不少，只是未写结论，也未戴上定性的帽子。我们就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经过充分讨论，分析案情，提出要搞清的几个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后，拟定计划提纲，进行内查外调。【注：1967年8月，据陈琳瑚同志（曾任市第一、二、三届市委委员）揭发，1956年市第一届党代会时，是柯老坚决反对该副市长当市委委员，而从候选名单上拉下来的，可是到了1959年和1963年市第二届和市第三届党代会，是当时市委某领导，先后把他拉上了候补委员和正式委员。】1968年冬市革会成立专案办公室以加强领导，联络站材料组的几个专案就全部划归专案办管。经过四年多的内查外调工作，问题已基本查清。一些同志为了搞清问题，多次去山西、四川等地两派武斗最激烈的地方，怀着对毛主席的崇敬心情，一片赤胆忠心，不顾身家性命，坚决完成外调任务回来。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的。经过组内汇总讨论，最后定案做出结论，报专案办审批。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文革已全盘否定了，则我们所作的这些工作也就徒然，一笔勾销了。可是我思想上存在的疑虑是消除不了的。何况我的党籍也就因搞了这专案而被取消登记。当时我认为我们是很注意掌握政策的，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当专案对象血压高时，就让他休息休息，不去动他。我们搞此专案过了二、三年才想到去抄一次家，此前他老婆单位造反派已去抄过（我们单位也有一、二人去参加），所以我们此次去，他家已迁居，一切都整理过，因此也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当然抄家前是打过报告的，经市革会王少庸批准的。粉碎“四人帮”后，他虽未官复原职，但我印象中他还在市政协担任过一个什么头衔吧，也重新分配给他新房了，生活得很滋润，直到八十多岁去世。 　　1970年底至71年初，上海市召开第四次党代会，我由于工作依靠大家，做出些成绩，被市革会专案办及市直机关五.七干校七兵团三连（原教卫、宣传、文教）提名一致同意选为市第四次党代会的代表，我本人不喜欢出头露面，但坚辞不了，去中苏友好大厦参加了大会，并被列入机关小组参加讨论（有王一平、张承宗等二十余位代表），我绝不排除因为景贤在市里的重要因素，所以大家会同意我当代表，但无论如何自己得做出成绩来，让人承认。而且正因为他的地位变了，我自己平时更要注意谦虚谨慎，关心同志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各个方面，使大家和睦相处。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荣誉，但总觉得自己距离一个好的党代表还差远呢！会议结束，回专案办，领导上要我将党代会精神进行传达贯彻，召开数百人的党员大会。我平时并不善于在大会场上当众讲话，缘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曾为选举人民代表，临时派往卢湾区嵩山街道任普选工作队副队长，工作了二个月，初步锻炼了实际工作能力，并为工厂职工和地区居民作了几次有关选举的目的意义等的报告，有了些底气，增加了些信心。所以这次将党代会精神向同志们传达后，反映还是可以的。 　　专案办工作结束后，我何去何从？本应回文教系统，但景贤在市里分管宣传文教口，我在同一系统对他工作不便，要离开远一些。后我被调到市革会科技组（1971年2月），依旧搞组织、干部工作。当时正值科技系统所属局、院、所各单位领导干部搭班子，要求做到老中青、军干群两个三结合。那时我因肠胃病术后不久（我自幼即有胃病，经常恶心呕吐、滴水不进。故而身体衰弱，营养吸收极差。长大参加工作后，曾作数次钡餐X光检查，报告总是误诊为急性胃炎、幽门梗阻，服药也始终不愈。直到1970年，经住华东医院，院长请来几位专家会诊，反复检查才确诊为是罕见的难以发现的“先天性肠系膜上动脉压迫症。”即动脉压迫了十二指肠，使十二指肠上半部堵塞雍滞，食物不能下达到小肠，又返流回到了胃部，造成了恶心、喷射式呕吐。然后决定手术治疗，使病情有了转机。但次年手术部位又发生肠粘连，造成机械性肠梗阻，痛苦异常，只得再次手术，将肠粘连部位进行分离，并将已坏死发黑的一大段小肠及阑尾切除。我深深感谢这几位专家，是他们的丰富经验、高超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医风，查出了困惑我几十年的疑难病因并挽救了我的生命），身体很虚弱，加上天天头痛欲裂，吹风后更甚，前往外滩上班体质实在吃不消，怎么办？ 　　景贤与写作组朱永嘉同志商量，葛身体不好，能否去写作组帮助搞些支部工作？经老朱同意照顾，我于71年7月到写作组去工作了一年。写作组下设文学、历史、哲学、经济、自然辩证法等等各组，人员基本上都是从各大专院校和宣传文教系统调来的秀才、笔杆子，那里人才济济，各有专长，编写出版了好多种刊物，既为中央领导服务，又满足广大群众、知青对书本知识的渴求。他们工作年复一年、日日夜夜、不计辛劳、不计报酬，但个个精神振奋，工作效率极高，作品颇丰，很值得我学习，可惜我待的时间不长。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爆炸，驾机出逃，飞机失事，葬身于蒙古温都尔汗异国他乡。这一重大事件经中央、市委层层传达学习讨论后，景贤又觉得我在写作组工作不妥，我又回到科技组。 　　回科技组后仍然搞干部工作。1975年上面布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解下属各单位领导干部对批邓的思想情况，向上汇报反映，直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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