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我能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刚参加革命工作不久，就到市委高级机关担任部领导的机要秘书工作，既感到责任重大，必须做好，绝不能出一点差错；又感到每天能接触到政策性、思想性很强的中央、华东电报指示，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逐渐提高了思想政策水平，同时也产生了优越感，觉得真是得天独厚。但另一方面，又觉得缺乏实际工作的锻炼。看到别人去参加镇反、土改、三反、五反等运动，经受了实际工作的锻炼，自己却没有机会去参加，很为羡慕，反映了自己的患得患失情绪。1952年做年终鉴定时，也检查了这一点，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的个人主义思想，在小组会上也检查了，接受了同志们的批评帮助。之后，我把检查送请三位部长审阅，请他们批评指正。他们都肯定了我：对党忠实，工作积极负责、主动热情的一面，同时还指出了我的一些缺点和努力方向。如姚部长要我加强党性修养，“每两个月要把《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学习对照检查联系自己。”又说：“在领导机关工作，对你的好处是眼界一天天扩大，见识广泛。但不足之处是：缺乏实际锻炼，缺乏群众实际监督，因此有时会难于坚持原则。所以加强党性锻炼很重要。至于今后工作，考虑如何摆脱些事务工作，以后有些问题要你先提提意见。”陈部长更是认真地书面写上：“小葛同志，你的检讨很好，很全面，也很深刻，许多问题都谈到了，许多毛病也都指出了，今后改进的要求也都提的很对，但还不能自满，还仅仅是开始。快近一年的工作接触，我对你的粗浅看法是：纯洁、热情、积极是你的基本优点，孤僻、清高、脱离群众（首先是同志）某种程度上的骄傲自满，是你的基本缺点。有时态度不大好，不冷静，带有训人的味道（打电话时），有时看你情绪有些沉闷、苦闷，似乎有不高兴不愉快的事情在扰乱你的心思，多少是表现一种患得患失的现象。更认真仔细的工作作风，更虚心全面的接近同志，更完整纯洁的组织观念，更加注意把个人的聪明才智等优良条件和党员同志崇高的品质渗透结合起来，应是你今后克尽全力加以争取的。因为我们接触的时间还不长，不可能对你提供什么有益的意见，上述几点看法只能供你参考。陈琳瑚 52.8.10 ” 　　部长们的谆谆教导，中肯的意见、指点，对我是金玉良言，够我受用一辈子。我把陈部长在这五十多年前书写的已经泛黄了的薄文稿纸珍藏着，时时提醒自己，告诫自己。 　　1952年夏部长调华东局宣传部，由谷牧同志来担任宣传部长。以后 ，谷牧又被上调到国家计委，由彭柏山同志调来任市委宣传部长，办公室把吕大伟同志调任彭部长的秘书。1954年姚部长被调到中央宣传部，我因陈、白两位部长的秘书工作事情不多，可由吕大伟兼管，这样就要求调离部长室机要秘书，去搞别的工作。 　　正好，1954年10月全市开展审查干部工作。领导上调我到新成立的审干办公室，主任先是王长，后是孙林，再是王琦，干部数人也是从下属系统抽调的。主要任务是审查宣传系统所属各局处级以上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先审阅干部档案材料，确定需审查的对象，提出疑点或问题，进行讨论立案后内查外调，汇报讨论查清问题，写出调查报告，或审查结论。当时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审查出版系统的局、处级干部，做出结论，历时两年基本上查清。其他同志进度也相仿，审干办任务完成，人员各回原单位，机构撤销。两年的审干工作是愉快的，从工作来讲，为领导上查清了干部的政历问题，便于领导上更好地了解、使用干部，对自己来说，得到了实际工作的锻炼、提高，开阔了视野。记得我和孟云棣同志一起去外调，这是我第一次去首都北京，感觉很新鲜。火车站下来就看到了首都北京天安门的庄严雄伟，穿越了大街小巷，一路上看到了古老的牌楼、城墙、城门。工作之余去参观了故宫、景山、前门、颐和园等名胜古迹，意识到祖国历史的悠久深远，由是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我和孟为节约外调时间，线索少的地方就分头进行。我就乘火车到长春，去找苏联援助的156项大型工业项目之一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厂党委书记赵明新同志（原上海市委组织部长调去的），向他进行外调，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外调任务完毕，他又要秘书程盛棣同志陪我参观工厂，偌大的工厂规模，偌大的车间，好像有十来个车间吧。他陪我参观了三个大车间，真是使我大开眼界，当时还在筹建阶段，到1956年7月中国第一批国产解放牌载重汽车才试制成功，投入批量生产。我似乎看到了祖国伟大成就的远景，为祖国的欣欣向荣而倍感骄傲和自豪。我感谢他们的热情接待，也顺路观瞻了长春有名的波浪起伏的斯大林大街和苏军烈士纪念塔。晚上在招待所住了一宿。由于东北严寒，所以住所是火墙（即两层墙壁，中间烧火屋内取暖），玻璃窗也是双层的。次晨告别了长春，乘火车到河北省的束鹿等两个小县。车站下来，一个人独自走了二十多里地，足足两个多小时，农村大地荒无人烟，到了县委机关组织部，转好关系已是黄昏，再到乡政府，要找的对象在基层生产队，距离很远，晚上去不成了，只好在乡里过夜。可乡里那时还没有稍微像样些的招待所，只有一大间农村简屋，十来个床铺，都是外调的男同志借住。怎么办？他们只能把我安排在旁边的一间篱笆小屋（二、三个平方）内，一个床的位置，住了一宿，门都不带锁。我把外调材料、介绍信和钱款放在包里，紧抱在身，一夜不敢睡好，亏得当时社会秩序稳定，且外调人员的素质应该是好的，所以也没有发生问题，这是又一次锻炼我意志的机会。 　　审干搞了一年后，1955年全国又开展了所谓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部长彭柏山被怀疑与胡风有染，遭隔离审查。部里也成立了相应的肃反办公室，抓类似胡风那样的反革命小集团。领导上把我调去，主要是审查宣传部内部的干部。才报到一天，次日又把我调回审干办，这件事对我是莫大的委屈，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因为当时我正在和景贤谈恋爱，而部里由于丁景唐处长与彭柏山是上下级关系，怀疑有什么牵连和问题。另外，对与老丁周围的一些关系较密切的同志，也有所怀疑，是否是什么小集团需要查清楚，景贤是其中之一，所以又把我调出。而我则认为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小集团，事实证明，过了数月并未查出什么问题，而彭柏山也于1956年12月被释放回家。说明那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到处都要怀疑，搞得人人自危。 　　丁景唐同志1938年在上海入党，长期从事地下文委和文字编辑工作。1950年7月，由夏、姚两位部长将他调入宣传部，历任宣传处、文艺处、新闻出版处处长。他是一位平和可亲、作风民主、团结同志、关心培养教育晚辈的好领导。繁忙工作之余，他还是鲁迅、瞿秋白研究专家，并作“左联”五烈士和左翼文艺运动史的研究，六十年代任出版局副局长，文革十年也倍受凌辱。1979年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老丁几十年间，论文研究作品硕果累累，著作等身，并主持编辑组成了一整套规模较大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书系。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专业贡献证书，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老丁也是景贤和我所尊敬的领导之一，2000年后，我们曾去拜访他数次，他依然热情交谈、相见如故，至今已92岁高寿，仍精神清癯，关心文化建设事业，难以释怀。我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 　　审干结束，1957年初，我被调到部里新成立的党员教育处，处长陈东阜同志，处内共四人，主要任务是：调查了解各区、县、局以至基层党员教育工作情况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工作由面带点，处长要我去调查了解大专院校及中科院系统各研究单位的高知党员教育情况。另外，再到几个农村生产队，了解基层党支部中党员教育情况，先后分别写过两个调查报告，经处长修改定稿后送部领导审阅。部领导审阅后报送市委，其中有关“高知党员教育情况调查报告”，市委作为市委文件，批转各部委办、各区县局等所属单位参照执行，同时登载在《上海工作》党刊上，市委领导能批发我们的调查报告，是对工作的肯定，我们很受鼓舞，处长说：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领导上是会重视的。 　　调查农村党员教育情况，工作是比较艰苦的，主要是交通不便，既要赶路又要赶时间，每天早晨先从市里乘公交车到近郊再转换郊区车到农村，还要在农村羊肠小道上走上几里路，才能到达目的地。当时我正怀有大女儿，处长大步流星走得好快，我紧紧跟上（当时女同志怀孕可没有像现在的人那么娇气），也就这么挺过来了。 　　处长是一位很好的很有修养的老同志，六十年代初，他被调任文化局党委书记，文革中也逃脱不了冲击，文革后仍被调回市委宣传部干部处处长，直至离休。2011年4月8日，我与孟云棣相约去华东医院看望两位老领导陈东阜和丁景唐，与陈东阜同志有五十年不见了，过去壮年时挺拔俊朗的高个子，现在却是弯腰曲背、步履维艰、91岁高龄的老人了，心脏安装了起搏器。岁月沧桑半个世纪以来，大家都经历了风风雨雨，真是感慨系之。当然了，劫后余生，大家能见面叙谈，还是很愉快的事。我衷心地祝愿他健康长寿。 　　之后，部领导又决定党员教育处与干部处合并，陈东阜仍任处长，我也被调入干部处。干部处的职责范围任务是：分管宣传系统各局、报社、电台、中福会等处级干部的考察了解、提拔任免和培养教育等工作，我联系出版系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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