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王小波的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在模仿他，他的文风、他的思维，然后到处推销他，就像被鬼上了身。我原来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后来发现，有一群数量众多的人被鬼上了身。他的风格如此易学，如此平易，以致在现在终于泛滥，然后就有人开始不满，开始反思。这当然是对的，但在这里，对于泛滥，我要说一些比他们更对的话。王小波风格的泛滥是件好事，就像米的泛滥一样，像奶酪的泛滥一样；由于有了米的泛滥，我们才有了营养和大便，由于有了奶酪的泛滥，我们才不怕别人动我们的奶酪。 　　　　王小波死的那一天，我正在一家地方报的办公室里写一些教育市民的评论，大意是反对不文明行为之类的东西，像绝大多数能写一点字和一点字都不能写的编辑记者一样，心里充满了得意和自豪感，对自己万分怜惜。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声：王小波死了。我的反应是：王小波是谁？ 　　　　此后的两个月，我知道了他是谁，他写的东西并不多，但是足够证明我原来生活的形态与脑子是坏的。用王小波的话来说，我这个人是无趣的。用他喜欢的罗素的话来说，我这个人是假的。这种足够卑下的言语，是一种真实的描述，因为原来的生活足够卑下。可以举一个例子，这事几乎是我的耻辱，但我想还是应该在这里说出来。王小波死前大概一年左右，有一本狂热的民族主义著作《中国可以说不》在炒作，我是这种狂热气氛中的一员，我买了三本，一本送人，一本读，一本准备留着。如果当时有人塞给我一枚炸弹，让我去搞自杀式袭击，我一定就去了。我当时就是这样一只蠢猪。当然，是王小波告诉我这种蠢。也许我现在还是一只猪，但是至少不会狂热了，也多少看得出一些骗局了。 　　　　王小波说出来的东西，其实很少，也就是要有趣味，行文做人都要如此。他的趣味衡量标准，有一些逻辑实证主义，有一些经验主义，有一些基本的人文主义，但是他说得好，说得有清醒功能，破了很多迷惑和执著。因为这个世界总有很多人靠蛊惑达到目的，破蛊除惑的不二法门，就看看自己的经验能不能证实那些想法，要知道能不能亩产一万斤，最好的办法是自己种一亩田；有人说绝对服从是好的，就看看人类绝对服从的时期，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经验的获得，是要以我为主，以人为本的，一切维护人的本性的经验是好的，而一切违逆人的本性的经验是坏的，我们要以好的经验来指导判断，而拒绝坏的经验在现实中重演；因为人也是会被自己的经验骗的，有时候会形成集体癫狂，认为受虐式的极端体验是好的，这时候要有一点特立独行，相信自己的判断。 　　　　这些观念，有人认为，应该在成年礼之前完全掌握，可是我到了27岁才被它们吓一跳，我想，有我懒的原因，有视野不够开阔的原因，但是更说明这些东西曾是稀缺的，不能轻易接触到。幸好，现在它不那么稀少了，在这点上，我觉得有时候人的进步是很快的，人在思想上的幸福程度能迅速提升。王小波说的是常识，这并不能降低他的地位，把常识说得好，反而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启蒙，重要的思想，只有当它成为常识时，才更加重要。 　　　　王小波的文风应该是不难学到，他说到的常识拿来当谈资也是容易的，王小波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在实践这些常识。他看到的无趣，许多人当然也看得到，不仅看得到，还感受得到，但只是日复一日地抱怨而已，绝不敢离这无趣半步，种种无趣给了他们些许供养以及若干期权。抱怨和痛苦是希望别人改变，是希望世界一日内整体向好；其实，只是将自己的懦弱与无能合理化而已。而这种举措正是无趣的最大组成部分，像吞噬自己尾巴的蛇，最终只能打成一个死结，没有出路。王小波是从自己远离无趣开始，不惜冒再大的风险，也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自主的人，过自己想过的日子。等待世界的改变，要一万年，自己改变，明天就行了。从王小波后，每晚都有个机会等着我们，只是看自己的智慧够不够，勇气够不够，这当然败坏了我们原来固定不移的生活，使人痛苦不堪地取舍，但毕竟有了思考自己命运的习惯。大多数人想想而已，可也有不少人走出来了。王小波的行为比王小波的文字更具独特性，我想，这点是应该说明的，许多学了王小波文字的人，却完全没有他的行动性，有人像王小波一样行动，却是不写字的，这种沉默行为更具有美感，更王小波。 　　　　这几年，我知道许多人爱王小波的人一并接受了王小波喜欢的人，罗素、福柯、杜拉斯、马克·吐温、杜伦马特、卡尔维诺、王道乾、伍迪·艾伦、图尼埃，这些人都比王小波更了不得，更具诱惑力，任何一个都有足够的爆炸力，给坚固的无趣以震撼，至少，能给一个嘲笑。王小波只是最轻的一块多米诺骨牌，但它是第一块推倒的，引起了连串的倒塌，传递和放大了力。 　　　　王小波性命的结束，这个惊吓给了许多人慧命。佛家有言，害人性命还可谅，害人慧命不可谅。慧命如此重要，所以，他的死是值得的。

原文2002.4.11 发表于《南方周末》  浏览：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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