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中人”对王小波的一般看法 沉默与狂欢 　　 　　　　在王小波先生五周年忌辰的时候，我应约采访文坛大腕对他和他的作品的看法。因为这一直是王小波评论中缺少的能“填补空白”的工作，我欣然答应，直到打了一圈电话以后才知道自己在自找麻烦。总结起来作家们的意见有如下二种：1.王小波的东西我没怎么看过，就别在他的忌辰胡说了吧。刘庆邦、梁晓声、刘震云、格非、毕飞宇等表示了这个意思。“出于对逝者的敬意，像‘我不喜欢他的东西’这种话，现在也是不宜说的。”其中的一位谨慎地说道；2.现在他已经这么热闹了，我就不说了吧！这是王朔的原话。 　　 　　　　在经历了大腕们不约而同的沉默之后，《花腔》的作者河南青年作家李洱终于给了我一个认真的回答。他认为，王小波是一个天生的、典型的作家，他进入事物细部并把缝隙打开的能力令人赞叹；他认为小波在文体上有建构性，“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但是他同时认为小波的思想并没有什么创见，小说比随笔的成就更大。 　　 　　　　采集文坛众多“名门正派”之看法的初衷看似没有实现，其实已经实现了，那就是———多数人对王小波没有看法，因为“不感兴趣”。小波先生生平最反感灌输，现在我拿他到处去问人———而且是对他不感冒的人，也不啻一种变相的灌输。意识到这一点，我便立刻将余下的注意力投入到已有的评论文本上，梳理一下对他确“有看法”的文坛中人的看法。之所以要“文坛中人”的看法，是因为五年以来“文坛外”的声音一直较大，从信息全面性的角度来说，需要有个“矫枉过正”。 　　 　　　　根据我掌握的材料，“正统”的文坛中人在小波先生辞世后写过文章的有：王蒙，刘心武，陈村，林白，李大卫，韩东。除林白以外，其余五位都是以“智性写作”为特征的作家，大概在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上与王小波有息息相通之处。林白写《我与王小波》，则是感于他生前曾撰文《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的义举———她写的《一个人的战争》被有的评论者指斥为“准黄色”的“坏书”，“素不相识的王小波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为我辩护，使我感到这个世界除了辱骂和中伤，也仍有良知的声音”。这反映了王小波为人的一个侧面。王蒙的文章《难得明白》（见《不再沉默》，王毅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运用“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手法，着重评价了王小波在人文精神讨论中反对“泛道德化”的文化立场的重要价值，指出“当某一种‘瞎浪漫’的语言氛围成了气候成了‘现实’以后，一个敢于直面人生直面现实讲常识讲逻辑的人反而显得特立独行，乃至相当‘浪漫’相当‘不现实’了”。 　　 　　　　但王小波在文坛真正的知音却是青年作家李大卫。在他的未受足够重视的短文《祭王小波》（见《浪漫骑士》，艾晓明、李银河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中，他几乎概括了王小波艺术和思想的最主要的精髓。他认为王小波小说的“最大意义在于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诗学意义上的全新谱系”，“王小波笔下的王二，……作为作者的第二自我，永远处于对世界的认知冲动和对人类有限性的反省之间的紧张关系中。而这一紧张关系导致的人类处境的悲喜剧，在既有的中国文学中一向缺乏探讨。……这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其丰富的感性和发达的判断力之间实现了高度的平衡……他是以反英雄的方式企及英雄的境界”。 　　 　　　　当代文坛大规模关注王小波的行动是在由朱文发起、整理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见《北京文学》1998年第10期）中，朱文提的问题是：“你觉得陈寅恪、顾准、海子、王小波等人是我们应该崇拜的新偶像吗？他们的书对你的写作有无影响？”五十几位新生代作家在这个前半部分作为“问题”完全不成立的问题面前，有约一半的人表示：喜欢王小波的书，但他不是偶像，对写作也没有影响，另一半人则表示：他们不可能是偶像，也没有影响，因为不了解他们。韩东则激愤地说：“陈寅恪、顾准、海子、王小波是九十年代文化知识界推出的新偶像，在此意义上他们背叛了自身，喂养人的面包成为砸向年轻一代的石头。”把一种可以自由选择的价值看作精神压迫，这种逻辑颇为费解。 　　 　　　　在文学批评界，艾晓明是惟一在王小波生前就撰写了多篇小说评论的学者，也是王小波乐于与之交流的知音。《我所认识的“王二”及其“风流”传奇》、《革命时期的心理分析》等等文章的特点在于：它们深入到小说文本的形式和意义的内部，忠实地“复述”小说的情节和意蕴———因为她知道，王小波的小说之所以不被接受，是因为人们难以理解它们的刁钻古怪后面到底藏了些什么，她写评论就是为了排除人们对王小波的“理解障碍”。 　　　　 　　崔卫平是另一位评论王小波非常到位和专业的学者，她的长文《狂欢诅咒再生》（见《不再沉默》）运用巴赫金的形式主义理论妙趣横生地分析了《黄金时代》的文体，她指出王小波“富有天才地抵达和完成了一种对中国读者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狂欢性文体，提供了用汉语写作的狂欢体小说。” 　　 　　　　向来以严肃冷峻著称，且自认为“我不喜欢幽默”的思想评论家林贤治在他著名的长文《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里，把王小波的杂文随笔作为单独的一节加以论述，指出，“能够把道义感和幽默感结合起来，锻炼出一种风格……王小波虽然尚未达到鲁迅的博大与深刻，但他创造出来的‘假正经’文风，自成格局，也可以说是惟一的”。（见《书屋》2000年第3期） 　　 　　　　此外，张远山的《王小波论：化腐朽为神奇的想入非非》，周泽雄《关于王小波的调查报告》，学者丁东、谢泳的《论自由撰稿人———以王小波为例》在坊间和网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发表在“王小波在线”网站上的张伯存6万余字长文《王小波新论》，则是近年来王小波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结晶。他认为，“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王小波的人生及创作，那就是：星光照彻黑夜”。 　　 　　　　此外，另有一些“批评性”评论，典型的比如王小波的兄长王小平对他的《白银时代》和《黑铁时代》“观念填不满形式”的批评，秦晖对于他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批判现实“慢半拍”的批评，都是些中肯的评论。而另一些批评，如余杰《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批判什么？———从昆德拉到哈维尔》（见《北京文学》1999年第1期）一文对王小波之“冷”的批评，以及王晓华《王小波杂文的思想渊源、意义与局限》（见“世纪中国”网站）一文对王小波“破坏性多于建设性”、“缺少生态主义思维”、“他所信奉的自由主义暗藏着一种独断论”、“由于经验主义对常识和利害的强调，而无法实现人类的一些超越性价值”（注：限于篇幅，引号里的内容为笔者所概括）等，也是有代表性的批评，但却是一种基于误解的批评（笔者个人认为）。

原文2002.4.11 发表于《南方周末》  浏览：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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