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唐风》里的《葛生》大概是最早的悼亡诗，诗人把死亡当作一次暂时的分别，相信“百岁之后，归于其居”，下一个、诗人自己的死亡是双方重聚的机会。这样的乐观情绪越往后代就越罕见，因为人懂得了更多知识，清楚生命有界限，死亡则是永恒。南梁沈约的悼亡诗里说： 　　 　　…… 　　悲哉人道异，一谢永销忘。 　　…… 　　万事无不尽，徒令存者伤。 　　 　　规定了“存者”必然的忧伤。但同时，这句诗也让我们知道了，“忧伤”本身也是“无不尽”的。时光荏苒，死者之所以仍然被怀念，全在于存者需要理解他。王小波去世五年，“王小波”在google上的搜索结果有26,800条，影响和意义不言而喻。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其中的一条结果，南琛在《失意者的呐喊——关于余杰的读书笔记》（200105）里的话： 　　 　　王小波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知道他处于什么样的时代，而他选择的表达方式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具有危险性的，他的杂文是那种风花雪夜的杂文，从来不企图直接地对他的不满进行发泄，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他的文章的教化功能大大地降低，在知识分子之外，王小波的影响力几乎没有，而知识分子可以被他启发，但无从把他的思想翻译成大众语言。 　　 　　这段话的后半部分，用一句归纳，可以是“还有很多人根本不会知道什么是internet”；这样，前面提到的“聪明”就等于是说“王小波只玩internet”。南琛的本意，是以王小波为例，对比余杰的“浅薄，激动但是真诚”，然而这些话读起来，不免流露出嘲讽——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把聪明和智慧混为一谈了。 　　 　　孤云在《春天的旅程》（200202）第一段里，“借着大巴微弱的小灯阅读”王小波的《白银时代》，他想： 　　 　　几乎所有伟大作家的人生历程都充满苦难，王小波短暂的一生同样充满坎坷。他先后当过知青、民办教师、工人，然后考入大学、留学、当大学教师，最后辞去教职，专心写作。是什么力量促使他毅然离职，回归自我的精神家园呢？他说了一句很朴素的话：我很怕落到什么都说不出的结果。 　　 　　孤云把王小波看作一个乐观的、鼓舞人的形象，这种念头和旅途中的喜悦互相激励，甚至有时发晕，竟把深圳书城当成了这个城市的“灵魂地带”——语气和上文的“充满苦难”、“毅然辞职”、“专心写作”、“回归自我……”一脉相承，真诚得发虚。这里的“王小波”不是一个具体的死人，而是某一类，面目模糊不清而意义鲜明确凿。 　　 　　另一个旅途（《从重庆到成都：背叛了王小波的人》200110）中，雷立刚也在阅读王小波，情绪比孤云更激动，他认为“我们所有这些企图生活得花团锦簇的充满欲望的人，都必将是背叛王小波的人。”因为我们发现得太晚：“那些可笑的读者，在作者逝世之后，才一窝蜂地趋附过去，这其实构成了双重的背叛，既背叛了王小波，也背叛了最初的自己，这是一件多么滑稽的事。” 　　 　　雷立刚用“背叛”这个词，显得奇怪，仿佛这些人和王小波曾经誓盟。其实他想说的是误读——按他的看法，孤云肯定误读了王小波： 　　 　　这是一个虚假的英雄铺天盖地而真正的英雄却普遍缺席的年代，出于对虚假英雄的深深戒心，我一直顽固地拒绝认同任何英雄，但是，命运却让我在无意之中与我的英雄不期而遇。或许不应该用英雄这个词语，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懦夫，一个弱者，一个可怜的人，我这么说，绝对不是鄙弃他，因为我天生喜欢弱者。 　　 　　这个“弱者”的形象，和“毅然”“回归自我”相去甚远。我印象最深的“弱者”有两个：一是卡夫卡的自我描述，另一个是朋霍费尔眼里的上帝。王小波比他们高大、性感、幽默、乐观，不像弱者。 　　 　　孤云和雷立刚都倾向于读出一个真实的王小波，他们显然相信曾经有过这样一位真实的——英雄或弱者——这也是他们怀念他的原因。相比之下，自称“王小波门下走狗”之一的灵狐坚反倒表情轻松，他在《我的创作谈》（200109）里承认师承王小波，然而又说： 　　 　　我们老大，王小波门下走狗大联盟的前任版主欢乐宋对我说王小波之所以不可超越，就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文化革命的荒谬，我们再怎么学，没经历过始终学不来。对他的这个观点我是不能同意的，我学王小波只是学的一套方法，师父用这套方法去写他那个时代，我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写我这个时代，甚至任何时代。 　　 　　他推崇的是“方法”，就这一点来说，的确继承了王小波的精神，超越了欢乐宋、孤云和雷立刚的观点，不过他说得太简单，没能回应到南琛提到的“聪明”。换句话也许合适：南琛欣赏王小波小说化的杂文，而灵狐坚崇拜他小说的杂文化。这样稍微分析就能发现，如果两个人同时说王小波“聪明”，意思可以很不同。 　　 　　小宝《王小波》（1997，收入《爱国者游戏》）里的“聪明”，又是另一个意思。这篇文章应该写于王小波去世不久，很短，如下： 　　 　　王小波死了，北京文化圈里本来就不多的明白人又弱了一个。 　　 　　当年知道王小波的时候，他还没有成为半吊子名人。那时候主持本地的一家低级报纸，到北京想找些有低级趣味的人给报纸写稿，朋友推荐了王小波。朋友说王小波没有职业，在家里抽着廉价的纸烟写稿子，写完就用香烟牌子作笔名——这种形象，很符合我们那家小报的写稿人标准。但那次最后还是没有见到他，联系的朋友说他去了东北，沿着公路找车马店想采访当地的土匪。 　　 　　北京的文化人认得若干，总觉得他们没什么区别，都长得像“伟大的空话”（北京老领导邓拓同志语录）。而王小波在北京似乎是个异数，他的成名书《黄金时代》除了经常夸自己身体好、尚存一点小小的虚荣心外，基本无大错，没有首都文人的习气。《黄金时代》传入本地，曾在闲人杂人里引起过传阅热潮，过去只有荤段子才会传得那么快。《黄金时代》可以说是90年代国内最抒情的粗俗文学，一位插过队的严姓哲学家读后感动得涕泗横流，从此开始了像王小波一样自我雇佣的漂泊生涯。 　　 　　王小波是个聪明人，不过要保持聪明人的形象多日不坏是件累人的事。王小波死在电脑前，死前他已经是很有名的网虫。电脑是聪明人非做不可的功课，但它真的有那么好玩？到现在为止，只听说电脑玩死聪明人，还没听说聪明人玩死电脑。 　　 　　小宝说，他发现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千字的专栏文章里讲不清楚的。因为这么认为，所以不管多短的篇幅里他也不忘闲扯废话，开头我以为说的“聪明人”，就是“明白人”——说王小波是“北京文化圈里本来就不多的明白人”，是“异数”，这不过是很多人重复了很多遍的“废话”；后来发现并非如此，“聪明人”和“明白人”其实毫不搭界，是纯粹的废话。这件事告诉我们，一千字的专栏文章，常常除了声明作者是个聪明人之外，什么也讲不清楚。 　　 　　话又说回来，怀念一个人，有一句也不算少了。哪怕不说都行。 　　 　　2002.4.11

原文2002.4.11 发表于《尚书屋文化论坛》  浏览：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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