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我生命中的传说怀念亲爱的于晓阳弟弟
梁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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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经的北影，是很有几位无话不谈、推心置腹的忘年交的，也很有几位情谊深厚的好朋友。而于晓阳，是好朋友中和我关系最亲密的人。我落笔写出“最”字时，犹豫了片刻，寻思了一番------觉得朋友而好，并系已非同一般，在好朋友中还要分出“最”来，似乎是对其他好朋友们的不敬。但我还是写出了上面那个“最”字，认为倘不那么写，不足以如实表明我和晓阳那一种亲密关系。因为，忘年交也罢，好朋友也罢，他们都是一向称我“晓声”的，只晓阳例外-----在我的记忆中，他几乎从没称过我“晓声”，似乎，从我们见面的那一天起，他一直是叫我“哥”的。是的，我真的不记得，他也曾叫我“晓声”。有时，我们会在北影后门那条小路上碰到，不管我与谁在一起，或他与谁在一起，他都会亲亲热热地叫我“哥”。那时的他，一脸快意，仿佛我就是他的一个手足亲哥，而他就是我一个永远脱不尽少年气的小老弟。往往，他走后，别人会诧异地问我“你还有一个弟弟也在北京？”或我转身后，听到别人诧异地问他：“你除了姐还有一个哥？你哥是干什么的？“
在他永远离开了他的父母也就是我敬爱的于洋老师和杨静老师之前，我们曾接连数日讨论过我写的电影剧本。那是我依据自己的小说《红晕》专为他改编的剧本，也是他生前很想执导的剧本。讨论中他时常显得激动乃至亢奋，倘与我的看法相左，便会站起，困兽般走来走去，大声打断我的话：“哎哥哎哥，你先听我说，你先听我说！……” 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某些中国现象------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电影的…… 晓阳是极其爱国的。 正如于洋老师和杨静老师是极其爱国的。 他的父母更是凭情怀爱国。 而晓阳还用思想爱国。 我一向觉得，这两种爱国，前一种，是较普遍的，而后一种，每每不怎么容易被理解，所以特别需要被理解。 我的意思是，若言于洋老师和杨静老师是爱国的，当不存疑。但是倘言于晓阳是爱国的，那么某些人也许就会诧乎其异了。 然而我所认识的于晓阳，或曰我所理解的于晓阳，他确实是爱国的。又然而，我认为，能像我这样理解他的人恐怕不是太多。 他不但是用思想爱国的，还是用诗人的思想方式爱国的。这是他的爱国情怀生前只被极少极少人所理解的原因。这是他的悲哀。而我是那极少极少的人中的一个，是我的荣幸。 记得某年某月某日，在我家里，我和他讨论到了个人崇拜问题。我是一个多少还有一些个人崇拜心理的人，比如，对思想史、艺术史和文学史中的某些人物。 我问：“也有你崇拜的人物吗？” 他说：“有。” 这很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我觉得，像他那么气质狷傲的人，亲历了“文革”之后，大抵是不会再崇拜什么人 了。 追问：“那么你崇拜谁呢？” 答曰：“马丁·路德金。” 于是他站了起来，在我家小小的客厅走来走去，挥舞着手臂，朗读马丁·路德金那一篇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的片断： 我的祖国， 可爱的自由之邦， 我为您歌唱。 这是我祖先终老的地方， 这是早期移民自豪的地方， 让自由之声， 响彻每一座山岗！ 当我们让自由之声轰响，当我们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一个大村小庄，每一个州府城镇…… 斯时的晓阳泪盈满眶，几乎泣不成声。 我呆呆地看着他，顿时明白------像他这种不但用感情也用思想而且还用诗人那种思想方式爱国的人，他的思想深处便将注定是痛苦的了……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他则站在我面前，凝视着我说：“哥啊，我这儿，这儿，是爱国的啊！我也有一个中国梦……” 说时，手指点着自己胸口，点着自己太阳穴。 我低声回答两个字是：“相信。” 分明的，对晓阳而言，马丁·路德金不仅是美国著名的黑人人权运动领袖，当然也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伟大的爱国者；《我有一个梦想》，也不仅仅是著名演讲，还是不朽诗篇…… 我和晓阳之间的友谊，始于我和于洋老师杨静老师的忘年之交。他们在北影的家，是我从复旦毕业分配到北影后的温暖去处。当时他们的家只不过七十几平米，分为三间，一间做客厅，一间是他们的卧室，还有一间，晓阳的奶奶住。那时晓阳在部队上还没转业，晓阳在八一厂任副导演的姐姐在厂里有宿舍可住，不常回家。我已经回忆不起来我怎么就成了他家的常客-----因为我是哈尔滨人而于洋老师的童年和少年是在长春度过的，那么我们是广义的东北老乡？因为他从我身上看到了和他相同的耿直性格？因为我在编导室 （当年北影的编辑、编剧、导演曾归于一个部门）的学习讨论会上，每每毫无顾忌地对“文革”，对极左的文艺桎梏表达深恶痛绝？因为我是贫家子而他也出身寒门？因为我行为俭束喜欢看书躲避热闹？……总而言之，他们对我满怀真诚的好感而我也格外珍惜那一种好感。于是，在我和晓阳见面之前，便已渐成于家友人。在于家那小小的客厅里，情形经常是这样-----杨静老师摆出烟，沏上茶，我和于洋老师长久交谈，而她坐在一旁倾听，偶尔插言道出自己的看法和感想，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在不知不觉中过去。当年我们谈得最多的，是个人崇拜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四人帮”在“文革”中的种种罪恶以及我们对“文革”的反思、中国电影从前的历程和现实困扰、我们对中国电影、中国文艺未来发展的期望、企盼、还有我们对人生的感悟…… 于洋老师和杨静老师都是极其热爱中国电影事业的人，也都是极其崇尚艺术的人。对于我来说，于家那小小的客厅，是一处艺术沙龙。在于晓阳转业之前，那沙龙通常仅有三人，甚或仅有二人，如果杨静老师不在家的话。对于他们，那样的时光是愉快的，对于我，更是。 尽管我还没见过晓阳，但却觉得已经很熟悉他了。因为杨静老师曾捧着影集-----指给我看晓阳从出生到入伍前后的照片。 那时她说：“你要多了解一下你晓阳弟弟，将来他转业了，你就是他哥哥了。” 而于洋老师从旁说：“对。你们兄弟俩一定会相处得很好。” 那时我因为又将有一个弟弟，而且是他们两位我所敬爱的长者的儿子，感到格外幸运。 有一天，杨静老师拿着一封晓阳的家信到北影厂分配给我的一小间单人宿舍找我，高兴地告诉我：“你晓阳弟弟快复员了，你们就要见面了！” 仿佛，我和晓阳二人中有一个是女的，而我们的相见，将定下一桩婚姻似的。 晓阳复员的当天晚上或第二天晚上，我终于在他的家里见到了他。那似乎是夏季，那一年似乎是79年或80年，晓阳似乎仍穿着一身绿军装------那一年的晓阳才二十一二岁吧？因为杨静老师是蒙族，晓阳身上自然便有一半的蒙族血统。那是于家为晓阳冼尘的家宴。晓阳的姐姐江江从八一厂赶回来了。于家一家三代聚齐在饭桌周围了，我是唯一的客人。晓阳坐在他的奶奶身旁，他身旁是江江，而我坐在晓阳对面，于洋老师和杨静老师之间…… 晓阳脸形瘦削，眉清目秀，有一头浓密、乌黑、天生卷曲的好发，像极了前苏联电影《保尔·柯察金》中的保尔。只不过彼保尔的脸型更瘦削，目光阴郁，气质刚毅；而我对面的晓阳，目光中却流露着几分大家闺秀般的矜持和羞涩，气质也显然是浪漫的。那一种气质我特熟悉，二十余岁而又爱诗的青年，他们的气质大抵是那样的。爱诗意味着他们的初恋。在他们的诗尚未公开发表之前，爱诗也是他们的隐私。他们因有那样一种隐私而本能地羞涩，因企图掩饰其种种浪漫情愫而矜持…… 那一晚上的晓阳矜持得沉默寡言。 于洋老师显然希望他话多一些，便一再谈自己对儿子写诗这件事的看法。晓阳该算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喜欢“朦胧诗”的青年之一。而于洋老师也是喜欢诗的表演艺术家，他喜欢那种激情澎湃，朗朗上口，歌颂理想、爱国主义精神和传达乐观向上精神的诗。他甚至自己也写过那样的诗，并且登台朗诵。而晓阳喜欢的诗，则是那类词句隐晦的，象征意味十足的，体现着青年人的迷惘和质疑态度的诗。那样的诗征服他那样的青年。 父子二人对于好诗的标准是大相径庭的。 所以于洋老师那日晓上一再强调------虽然我们父子对于诗，对于好的文艺作品的看法是不同的，但是晓阳我尊重你的个人理解，只不过希望你以后也能虚心听听我的，互相取长补短嘛！…… 晓阳说-----爸爸，我很尊敬你啊。在电影方面，您当然是我的老师。 而那话，似乎包含着这么一种意思-----关于诗，那就请允许我走自己的路吧！ 杨静老师那天晚上话最多，左不过是夸一通晓阳，再夸一通我，夸得我和晓阳一阵阵不好意思。 她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那就是------“今后晓声就是咱们家的一个成员了。” 晓阳的目光中便流露出几分讶然来。 关于我，他当然也是有了几分了解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工农兵学员，北影编导室最年轻的编辑，为人正直，喜欢写小说，他父母的忘年交；于洋老师和杨静老师在电话里或信中告诉他的。想必，也就如此而已，仅此而已。 显然，他一点儿也不怀疑我的为人品质------他父母的忘年交怎么可能是为人品质成问题的人呢。但我对于文学的感觉究竟怎么样，他还要进一步考察。 他的目光告诉了我这一点。 我望着他，却联想到了马克·吐温在他的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中的两句打油诗： 蓬松卷发好头颅， 未因失恋而痛苦…… 是的，刚刚复员到北影的晓阳，正在青涩的，多少有些叛逆的年龄。在艺术气息浓郁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其实也叛逆不到哪儿去。如果不谈诗和文艺观，晓阳在父母面前十足是一个乖乖仔。 他的姐姐江江听了他们妈妈的话，直言快语地说：“既然都是咱们家的一个成员了，那我们还莫如今天晚上就认了干儿子算了！” 晓阳的目光便又讶然地转向姐姐。 刚刚复员回到家中的他，对于一个比他大十来岁的，叫梁晓声的编导室编辑，如此这般地被“定性”为他们“家的一个成员”，说话功夫又快速地成为他父母的干儿子，显然还没有足够充分的思想准备。 其实我也没有。 杨静老师却已在问我：“晓声愿意吗？” 博物馆我心里很温暖，却说：“得先问于洋老师啊。” 于洋老师说：“得看晓声的父亲多大年纪。” 那一年我三十出头，于洋老师五十余岁，我的父亲六十几岁。两位长者算了算这个那个的年龄，都说年龄上不成太大的问题。 于是江江说：“喝酒，喝酒，这么定了。” 大家便碰杯，喝酒。 于是杨静老师对晓阳说：“晓声都是你爸妈干儿子了，今后就是你哥了啊。” 事实上，我至今一次也没对于洋老师和杨静老师叫过“干爸”、“干妈”；于洋老师也一向叫我“晓声”。但某几次去他们家，赶上他们一家人在吃饭，杨静老师确乎是亲切地这么叫过的“儿子，吃了没有？没吃坐下吃。” 须知，那时的我，还没发表过一篇像点儿样子的小说呢…… 隔了几日，大约是一个中午，晓阳出现在我的单身宿舍。 他一本正经地说：“我是奉命而来的啊，你干妈叫你今天晚上务必到家里去吃饭，她要亲自下厨为你做炒肝。” 我问：“为什么？” 他说：“他们喜欢你呗。” 我想了想，不以为然地说：“炒肝不就是把猪肝炒一炒吗？我吃过。你回去告诉阿姨，晚上我去，亲自为我上炒一盘猪肝就大可不必了。” 他就反问我：“你没吃过炒肝吧？炒肝可不是把猪肝炒一炒那么简单，工序较复杂，而且做的是羊肝。” 我笑了，承认自己没吃过工序较复杂的那一种炒肝。 晓阳说很好吃的，他们全家人都爱吃，也是他妈妈的拿手菜之一。 接着又说：“你杨静老师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现在开始谈吃俩的事吧。” 我说“咱俩有什么事儿？” 他说：“以后我少不了经常来向你请教写作方面的经验，咱俩得先把相互称呼明确一下吧？” 我说：“有什么好明确的呢？” 他狡黠地眨一下眼睛说：“你叫我爸妈老师，我总不能也叫你老师吧？” 我说：“那就像你爸妈一样，叫我晓声。” 他说：“那也不太好吧，显得太不尊敬你了吧？” 我说：“依你呢？” 他庄重地说：“前几天晚上，在我家，我爸妈都认你干儿子了，按理我该叫你哥吧？“ 我看出他那庄重是假装的。他是在以假装出来的庄重，试探我对他日后的揶揄、调侃能 接受几分，底线在哪儿。 我说：“这么叫我是最好的叫法啊，不是你复员之前早就确定的吗？“ 他连连点道：“那是，那是。但那主要是他们的意思，咱俩再当面认可一下，也是对的吧？” 我也成心戏弄他，一本正经地说：“其实按称呼的关系逻辑，你叫我老师也是对的，因为我是你父母的同事。单就这一点而论，你叫我叔叔我都担得起。” 他赶紧说：“别别别，咱们还是不那么论，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 现在回忆起来，晓阳当年以那么一种半认真不认真的态度和我明确称呼问题，也不完全是玩笑话，还有他挺在乎的一面。叫我“老师”，显然是他不情愿的。“老师”这种称呼在北影大院及宿舍区，别提有多流行。某人如果叫别人“老师”，一般而言，差不多就等于自我限制了和别人随便开玩笑的权力。而叫“哥”，对于他来说，那又须当面从我这儿获得到愉快的反应。否则，虽然父母下了“指示”，他也是断不会执行的。 他人发明是为一个极重视自尊感受的人。 而我，可以说立刻就喜欢上了他这一个弟弟。也许是部队里那种格外严肃的上下级关系使他无拘无束的天性压抑久矣吧，我觉得他极需的哥是一个特别经得起调侃，自身也不乏幽默的人。我极愿当他所希望的那么一个哥，我想我的表情使他获昨了愉快的反应。 不料他随即说：“哥，你于洋老师和杨静老师夸你是一个严肃的青年，你不会因此越来越严肃吧？” 我说：“日久天长呢，结论留给你自己以后下。” 他又说：“他们还认为你是一个好青年，北影模范青年，完全可以作我的榜样。你这儿没外人，就咱俩，教教我，你怎么蒙蔽他们的？” 我便笑出了声。 他装出一副很苦恼的样子接着说：“于洋同志和杨静同志要求我向你好好学习，他们对我总是不太满意，可是我认为我也是一个模范青年啊，你看呢？” 我说：“你当然是模范青年！” 晓阳是一个极富幽默感的人。所谓冷幽默那一种。当他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的时候，那就表明他开始喜欢对方了。而假如对方是一个他不喜欢的人，他是懒得和对方说话的。 从那一天起，他一直是叫我“哥”的，一叫就叫了二十几年。我甚至一次都不记得，他也曾叫过我“晓声”，我们在一起时，不管说着什么话题，如果他不同意我的观念，往往会迫不及待地打断我。打断的方式那就是叫道：“哎哥，哎哥，我说两句行不行？” 他若因什么事儿苦闷了，往往会给我打电话，在电话里，“哥”字说在前边了，“哎”变面“啊”了。 “哥啊，你在哪儿呢？想你了，来看看你弟吧？……” 接到这样的电话，我当然要去看他。 在我面前，说到他的爸爸妈妈，他通常的说法是“于洋同志”或“杨静同志”――――――那意味着他对父母的另类的亲爱之称。 有时也从我这方面称他的父母为“你的于洋老师”或“你的杨静老师”。 不消说，那时候，他可能刚刚因为什么事和父母发生了分歧。 而如果他把那种分岐告诉了我，我的观点或态度又是站在他父母一边的，他的话就这么说了：“您和您的于洋老师的观点真一致，难怪他总是要求我向您学习嘛！”或者：“您的杨静老师让我来听听您的意见，可我早料到了您是站在她那一头儿的！” 而如果我表示赞同他的一种立场，他会感动地说：“哥啊，不愧是我哥啊，有你这哥真好……”并且，无须我来补充我的话，他自己就又会说：“当然，我理解他们是为我好，他们的主张也不无道理……” 在于洋夫妇家里，争论时有发生，有时矛盾冲突还表现得较为激烈。但是，举凡我也在场的争论，或我们知道的矛盾冲突的原因，没有一次是因为居家过日子的事情，皆由文艺观点，具体说是电影艺术观之不同引发的。起码，“暴露”在我面前的是那样一些矛盾。而矛盾的双方，当然是晓阳和父亲于洋。杨静老师往往采取调和主义的立场。我也是。有时我的观点倾向于哪一方，比杨静老师的观点倾向于哪一方令双方更为在乎。我便只有扮演调和主义者的角度，别无它法。 事实上，他们的家是极为民主的家庭。居家过日子方面的事，于洋老师虽也表达意见，估计一般不会固执己见的。晓阳也不怎么热衷于参予，他对居家过日子方面的事一向淡漠。 在他们的家里，于洋老师代表着相当传统的电影文艺观。甚至也可以说，有时是正统的。从形式到内容都较为正统。他所持的电影文艺观，正如他对诗的理解那样。无论他对诗还是电影的理解，如果由我来替他概括，一言以蔽之，似乎可以这样说―――好的电影应当具有感人的力量。 于洋老师绝不是一个电影文艺观僵化、呆板、极左的人。如果他竟是那样的一个人，我们也不可能成为忘年交。如果他是那样的一个人，则根本不可能在演《戴手铐的旅客》时，满怀饱满的激情。 于洋老师们喜欢的电影，也是我喜欢的电影，甚至也是晓阳喜欢的电影。 事实上，在这一点父子二人并无分岐。 但问题在于―――好的电影不只于洋老师所喜欢的那一类。也就是说，不只是“应当具有感人的力量”的电影。 除了以上那一类好的电影，世界上还有另外许多美好的电影。另外许多美好的电影究竟能好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世界上不同国家电影审查的尺度，也取决于普遍电影观众的观赏习惯，概言之，取决于国情。 但是晓阳，他是比他的父亲更多地看过那世界上另外许多美好的电影的。他渴望自己也拍出那么好的电影。 于洋老师关于好的电影的标准，是中国特色的一种标准，是较为现实的一种标准。而晓阳关于好的电影的标准，则确实意味着一种国际化的好的电影的标准，一种具有鲜明的个性的标准，一种体现出形式探索和新锐思想深度的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