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八月二十二日）肖木夫妇来访，我与他很久未见，这次来他送给我其新出版的《大汉帝国》上下两册，此书现已在上海书市展销了，为这件事他很高兴，这本书费尽周折终于能与读者见面了，当然值得庆幸。 　　 　　今年五月末，我们在王朝酒家举行了原写作组成员的生日聚会，至六月十一日，我在新浪网上发表题为《我的生日与我们的生日》的博文，这篇博文发出前让肖木看了文章，他直摇头说不好。我知道他为人低调，不喜张扬，所以摇头。我没有听从他的意见，还是在网上公开了，本人所以要发这篇博文，不是为了张扬，而是抱着君子坦荡荡的心态，免得别人担心，多疑，一切还是公开的好，同时也是一种自娱自乐，那一天的生日大家确实也很开心，过得很舒坦，别无他意。 　　 　　在这篇叙事博文的末尾附了我们几个人凑合的打油诗一首，这首打油诗中凑合了写作组成员的姓名和绰号，其中有一句“朱头朱尾莫琇常，”朱头者，本人也，朱尾者朱惠民也。我是原市委写作组的头，所以陈冀德戏称我为“猪头”，朱惠民是写作组对外的联络员，他与市革委会各个组办联络专事跑情况，他还跑上海各个大学的情况，那时文教办的负责人徐海涛要朱惠民去复旦兼党委付书记，我都舍不得放。下面的同志有事找我，往往先通过朱惠民来转告，我有事要了解情况，也是通过他外出去调查了解，所以陈冀德戏言踏了尾巴头会动的。本来这是写作组内同志之间搞笑的玩笑话，这次被搬进打油诗了。因为“猪头”“猪尾”不够雅观，我把它改成“朱头”“朱尾”了，这两个名字还好理解，但莫琇常是谁尚未点明。 　　 　　该博文发在网上后，便有跟帖署名hjxu者，帖了一句：“问一下老先生，莫秀瑺是你的同学嘛？”我看了跟帖后，在七月二十一日让儿子作了回答。其答文云：“我爸爸说莫秀瑺就是肖木的原名，也是原市委写作组领导成员，后成为王洪文的秘书，有一段时间在北京钓鱼台工作，曾因此被关押十年，他是一位工人作者，过去他写的作品曾受到沈雁冰的表扬，因此被调到支部生活工作做编辑部主任，六七年后他到写作组来。” 　　 　　7月23日，那位新浪网友又来跟帖，云：“莫秀瑺著的《大秦帝国》是一本关于秦王朝的通史，记述了从秦人的起源神话，历经春秋战国，到秦王扫灭六国，直至秦王灭亡的全部过程。尽管是一本历史书，但读起来并不枯燥乏味，作者同样采用了纪实文学的笔法，夹叙夹议，写得颇有品味绕有情趣。孔夫子写历史，惯用春秋笔法字字褒贬，司马迁写历史，却更多的对人的性格和命运作了更多的描述和揭示，显然，作者是借鉴了司马迁的写作方法，字里行间，我们仿佛也感受到了古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少了急于对历史人物或事件作出判断结论的雄心，多了力求理解历史流动的原貌的诚意，以平视的视角、平等的态度去接近古人。先秦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中占有非常独特的地位，无论是孔孟老庄这样的先哲圣贤，齐桓晋文这样的一代雄主，管仲蔺相如这样的良相，范蠡吕不韦这样的亦商亦官的奇才，李悝商鞅这样的改革家，孙武吴起这样的旷世将才，苏秦张仪这样的奇才辩士，屈原左丘明这样的文坛巨匠，专诸荆柯的刺客侠士，还有那众多不知名的鸡鸣狗盗之徒、灯红酒绿之客……，淳朴天然不加掩饰的性格，激昂豪迈的人格，人才辈出，百家争鸣，这是以后的中国历史中很难看到的。让人在书中畅游，与古人或促膝长谈，或浩歌长啸，品味古今不同的人生，获得相似的感悟。” 　　 　　我看了跟帖，让儿子作回复，说：“爸爸看到了你的来信，他说他会把你的想法转告莫本人，谢谢来信。” 　　 　　8月14日，又看到跟帖，说：“莫秀瑺著的《大秦帝国》这本书能不能再出版啊，我从几年前开始找这本书到现在都没买到，一直是我未了的心愿！哪位仁兄有的话能否转让给我一本，万分感谢！” 　　 　　8月22日，肖木与其夫人小舒来我家，我让儿子朱刚把这些网上的跟帖给肖木看，他让我儿在其后跟了一贴：“我问了莫秀瑺叔叔，他说谢谢你的关心，《大秦帝国》已于今年八月修改后再版。另外《大汉帝国》也同时出版。两书作者署名均改为萧然。请hjxu高人多多指教。” 　　 　　故肖木这次《大秦帝国》的再版，《大汉帝国》的出版换了一个名字就能公开出版了。我请教肖木，为什么这次不用莫琇常而改用萧然，他叹着气说一言难尽。他在为赠书题名时，仍以肖木署名。在书首《致读者》中，讲了自己萌发以秦、汉、唐三代各写一部书的心愿，在书的《后记》中讲打算写这部书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事，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组的编辑，读了他写的《大秦帝国》以后提出以纪实体的方式续写几部这方面的书，当时他只答应写此前已有所酝酿的《大秦》、《大汉》、《大唐》这三部，其余则另请高明，即除《大秦》已完稿外，再续写《大唐》与《大汉》另两部，这次《大汉》的出版、《大秦》的再版，对肖木而言也费尽周折，肖一口一口地叹气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也有许多难以言说的隐情，这个隐情的焦点就是肖木这个署名权的问题。这次出版的单位不是上海人民出版社，而是科学文献出版社了。 　　 　　肖木过去给我讲起他在浙江出过一本小说《堕民》，读者很欢迎，讲的是明代在浙江的堕民被人身歧视的悲惨故事。后来电视剧制作者改编拍成一部电视剧，拍到一半，中途被那方神仙叫停禁拍，制片方多方了解，禁拍的原因并非故事的内容有问题，而是原著作者的姓名犯了禁忌，只有去掉肖木的署名权就可以了。制片方找肖木商量，要他放弃署名权，肖木考虑到对方已投入巨资，中途放弃损失惨重，他只能放弃署名权，于是与制片商重新订了一份放弃署名权的合同，所以该电视剧便最终在全国顺利放映了（当然其中不包括上海地区）。为此肖木把这种侵犯他署名权的行为先后写信告到江泽民与胡锦涛主席那儿，信转到上海，上海的有关部门，包括信访、新闻出版、宣传、劳改四个部门一起造访他家，表示此后不会再发生类似侵犯他署名权事情，但是在《大汉帝国》的出版问题上，人民出版社又经不起有关方面无形的压力了，他们反复讲有难以言说的麻烦，所以只能另辟他径了，为此他曾写信给俞正声，信访办告知已转市委宣传部办理，一年过去，又石沉大海。肖木皱着眉头苦笑地一摊双手，体制内的朋友实在有难以言说的无奈和苦衷，只能向作者表示歉意了。 　　 　　其实这类事，我与肖木也一起碰到过，我与肖木一起经章培恒先生介绍，为《传世藏书》标点过一部《明词汇刊》，全书有二百万字，除了标点以外我们没有加一个字，在署名时变成了“朱允佳”和“萧牧”，换了两个同音字，章先生送样书来时，说编辑、校对把你们的名字搞错了，表示歉意，我则会心一笑，谁不知其中的无奈呢！相反，我与肖木在台湾出了几部大书，如三民书局出的《吕氏春秋》，署了我们的真名，我把书送给了当时的上海市公安局长朱达人，是古文的标点注释，他就说了为什么这样的书不能在大陆出呢？为此古籍出版社的朋友来找过我，我心有余悸，还是让台湾出了《唐六典》和《春秋繁露》，加起来有五百万字，这些都是古文的注释和语释，并没有一句会损害大陆政治的言论，在香港二十一世纪也曾发表过我与肖木一起署名的论文，而《春秋繁露》则是我与王知常一同署名的，我现在还与徐连达先生一起注释洪迈的《容斋随笔》，自从为三民书局开始注释古籍以后，他们可没有让我有多少间隙的时间，这种情况在境外人看了会造成什么印象呢？怎么我与肖木、王知常的名字成了洪水猛兽呢？是否我们每一个标点符号也有什么“反革命”意图呢？这不成为笑话吗？我真为我们政府管理宣传工作的同志汗颜呢？这无论如何不是一种自信和开明的做法，不是我们党搞宣传工作的正确做法，它是习惯于当官做老爷无能的官僚衙门作风的表现。我很同情出版社的负责同志和编辑，也同情宣传部门主管的大小官员们，他们也有难言的苦衷，也出于无奈。也许大家都只能皱着眉头一摊双手，说一声我也没有办法，苦苦一笑，因为万一有闪失，头上那顶乌纱帽便会被“风”吹落，我想想也觉得有趣，故作为趣闻写了下来。 　　 　　本人所以把这些事的过程客观地公之于众，大家看了便会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了，说到底我们一些部门的官员封建思想太浓太浓，法制意识太淡薄，他们在为自己肆意地践踏宪法践踏公民的署名权而得意忘形时，忘了自己脑后那根又粗又大的辫子就是封建时代践踏堕民那种特权观念在作怪，也许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加强对新闻出版的管理，其实，这样做反而是给党给国家给人民添乱，添麻烦。至少会增加信访办的工作。搞宣传，说到底是做思想工作，不是当官做老爷。做思想工作最首要的任务便是善于倾听，要听各种不同意见，要善于分辨是非善恶，不是单方面填鸭式的灌输上级意图。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要有针对性，只有倾听了，才能有针对性地做宣传。有不同意见争论，才能帮助大家明辨是非，所以要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发表，管宣传不是管人头；人是人，言是言；古人讲不能因人废言，那是因为即便那个人是反对我的，他的言未必皆错；即便那是一个恶人，他的言，也未必皆错，况且宪法上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所以不能用管人头的办法不让国内的公民自由发言，因为那样做是违宪的，有错误的言论，通过争论的办法可以分清是非。 　　 　　所以单纯依靠管人头的办法，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宣传系统的个别领导同志，身体不太好，可能患了感冒，其症状是鼻子不通和头脑发热，鼻子不通，那就分不清香和臭，头痛脑热，所以就懒得看书读报，只能靠耳朵听汇报，所以点人头下禁令则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要治疗或减轻这种症状，其实也简单，吃两片克感敏就好了，鼻子一通，就可以分辨香臭了；头脑一清醒就可以自己看东西了，自己读书看报，慢慢地就可以学会辨别是非的本领。本人建议我们这些尊敬的领导可否少出国旅游，少去饭桌上饮酒，那样就可以挤出时间来好好学习。要做好宣传和思想工作一定要会自己动手，要拿得起笔杆子，才能指挥笔杆子，建国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自己动笔最多的还是毛泽东，如果自己拿不起笔杆子，讲话也要别人来起草，如王洪文那样讲话做报告是肖木给起草的，肖木还给华国锋、陈永贵起草过讲话稿。我不是说自己能动笔就好，但是做宣传思想工作的人，指挥思想宣传工作的领导，一定要学会自己动笔，才能指挥手下千万枝笔杆子。 　　 　　我的朋友告诉我，现在的宣传系统领导，人在国外旅游，回国后就要讲话，就打电话指示国内的下属，限时限刻在自己不做任何提示的情况下，写好讲话稿让他去念，这样大家都很累：写讲稿的人难，不知写什么好，如何才能切题；讲话的人也难，因为念稿子的关键时刻会念错别字，闹出笑话来。这样形成的讲话稿，不是套话、官话才怪呢！我说这些事，丝毫没有讥讽之意，我真心希望宣传工作能生动活泼，有声有色起来，把党的政策方针让人人都了解，人人都接受，使我们的报刊成为人人喜闻乐见的珍品，口口相传。 　　 　　要做好思想工作，首先应该是倾听；其次是善于学习，提高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再次是学会有针对性地做好能说服人的工作，不是靠压服，也不是靠声势来吓人。希望今后不要再发生类似在肖木那个名头上的低级错误。他是公民，凭什么你们可以侵犯他的署名权呢？江泽民、胡锦涛把信转下来，是要你们端正思想的，不能总是朝南坐当大老爷啊，要多少增强一点服务意识吧。如果有谁把我这篇趣闻送给市领导看，我相信他们看后一定会哈哈大笑；宣传系统的个别领导也许会把脸拉得长长的；而宣传系统的干部则拍手叫好；新闻出版的编辑们看了，心里在想，如果这些“大老板”真能改正，那就额手称庆了。也许我这是在捏着鼻子做美梦，但愿好梦成真。当然结果究竟如何，则在于最关键的那几位听者如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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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9/8/29 21:4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