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任继愈先生不幸辞世，记者采访了几位哲学史研究专家，他们都表达了对任先生去世的无比惋惜之情。 　　 　　读着任先生的书成长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颜炳罡说，任先生是国际学术界知名学者，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领军人物，是跟牟宗三、张岱年、冯契等同时代的学术巨匠，任继愈先生的去世，标志着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一个时代的结束。我们这一代都是读着任先生的书成长起来的。任先生的著作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哲学史》四卷本，后来他又组织人编写了《中国哲学发展史》。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任继愈先生提出了“儒教是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的观点，打破了国内外思想界认为“中国古代无宗教”的普遍观念。颜炳罡回忆，1982年5月，任先生到南方参加完全国宋明理学研讨会后，到山东大学作的学术报告题目就是“儒学是宗教”，当时山东大学没有学术报告厅，就在学生食堂里讲，任先生以学生的饭桌为讲桌，大学生们就坐着马扎听。 　　 　　任先生对山东老家很有感情。1992年和1994年在滕州召开国际墨子学术研讨会，担任中国墨子学会名誉会长的任先生每次都有精彩的发言，他为顺利出版《墨子大全》，可谓呕心沥血，作出了他人无可企及的努力。他一直不顾年迈多病，始终如一地关注和支持墨学研究。 　　 　　跟着先生著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余敦康先生说，1956年，我成为任先生的学生，后来打成右派，不能当学生了，但我们的师生关系一直是牢固的。改革开放后，任先生把我从下放的农村调上来，让我参与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秦汉卷和魏晋南北朝卷的写作，从此我开始走上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道路。我的学术研究深受任先生影响，我们师生感情很深。前年，任先生的夫人去世，我们几个同学到任先生家去吊唁，任先生跟夫人一辈子相濡以沫，一时传为佳话。 　　 　　任先生曾经担任宗教研究所所长，在新时期，他拨乱反正，保护宗教研究人才，为宗教研究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比如，他组织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新修《二十四史》、《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多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他还主持创办了《 世界宗教研究》、《 科学与无神论》等杂志。任继愈的学生、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李申评价任先生，对于古籍文献整理，任老有着自己的原则。从做选题、写提纲到审读点校，他总是亲力亲为，从不做“挂名主编”。 　　 　　一位可敬的蔼然长者 　　 　　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教授陈绍燕说，听到任先生去世的消息，心里很难过。1982年山东大学第一届中国哲学史研究生论文答辩，就请的任先生，当时我们5个人参加答辩，任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和蔼可亲。那一次任先生到山东，我们还陪着他爬了泰山。他眼睛不好，有一个眼睛失明了，但他精神矍铄,思维敏捷。 1984年，在呼和浩特召开中国哲学史会议，任先生的发言，见解精辟，引起大家关注。会后，在草原上散步，任先生给我们讲笑话，他谈吐幽默,极具长者风范，没有一点架子。 　　 　　 “任先生为人低调，专心学术，他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他一直在默默地耕耘着，我非常景仰任先生这样的蔼然长者。”陈绍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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