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上午，国家图书馆沉浸在悲痛之中，设在总馆南区学术报告厅的任继愈先生灵堂里，哀乐深沉，菊花吐香。随着社会各界吊唁人士的纷纷到来，一场小雨在北京上空飘扬。 　　　　 　　静水深流　一代宗师 　　　　 　　著名藏学家黄明信先生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逐一浏览着任继愈先生的历史图片，不时轻轻地抚摸着展板，眼睛红润。他和任继愈先生都是1938年的毕业生，当时，任先生在北大，黄先生在清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两位先生一起进入了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在藏传佛教史方面，黄明信先生为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隋唐卷》写了《吐蕃佛教篇》。 　　　　 　　“他的腿和眼睛一直不好，但总是穿得整整齐齐的。他的‘佛教史’还没有写完，只写出了三卷，后面的隋唐时期是他最见长的一段，但是没有写下去……”黄先生指着图片一张张给记者讲解，“你看，《老子》他‘倒腾’了四遍:从1956年的《老子今译》，到《老子新译》、《老子全译》，再到91岁高龄写了《老子绎读》，一生四次注释《老子》。” 　　　　 　　今年92岁高龄的黄明信先生1988年就退休了，然后返聘了10年一直到1998年。回顾自己学术生涯最后的时光，黄先生对任先生感激涕零。这种感激之情，在前来吊唁的老学者中间形成了默契。 　　　　 　　另一位著名藏学家、今年81岁高龄的王尧先生与黄明信先生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王先生说，“我到国家图书馆也是60岁的时候，一般的单位不接收，是任先生‘收留’了我们啊！”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第一次与任先生接触是在上世纪50年代，就老子、孔子学说，他与任先生讨论较多。他说任先生是真正的“谦谦君子”，儒雅，有“君子”风度，一生对学术鞠躬尽瘁。 　　　　 　　张先生说，“一般人退休后颐养天年，但任先生仍然坚持工作，在晚年读了很多书。他有时候也抽一点时间给别人写序。我说，任公你那么忙，工作那么多，还有时间写作吗？他回答说，‘现在我的时间就是学术生命’——老学者尚且如此，这句话使我们年轻学者受益匪浅。” 　　　　 　　原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白化文，刚从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的灵堂出来，便赶往国家图书馆任继愈先生的灵堂。稍事休息后，他告诉本报记者:“任继愈先生那一代人代表了一个时代。代表了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十年间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今，这个时代正在离我们远去……” 　　　　 　　权衡“三教”凤毛麟角 　　　　 　　在赶来任继愈先生灵堂的路上，白化文先生在心里为任先生总结了20个字，他一字一顿地说:“这20个字是:整齐经史百家，权衡‘三教’；总持国家大项，领袖群伦。” 　　　　 　　他尤其提到，“任先生是解放后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的学者，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将儒、释、道三方面‘权衡’在一起。此外，他统率了国家50年代培养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说‘领袖群伦’一点不为过。” 　　　　 　　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主席与任继愈进行了一次关于宗教问题的谈话。当毛泽东主席听说任先生在北京大学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搞佛教研究后，便称他是“凤毛麟角”，并对他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该所所长。这是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任先生在任职期间与北京大学联合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 　　　　 　　“文革”后，任继愈从河南回到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也恢复了原有的建制，并成立了中国宗教学学会和中国无神论学会，任继愈兼任了两个学会的会长(理事长)。 　　　　 　　正是在1978年南京“中国无神论学会”的成立大会上，任继愈先生提出了“儒教是教说”。此后，他在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儒教研究会。 　　　　 　　在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先生提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他认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为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任继愈撰写了《从儒家到儒教》等多篇主要文章，论述儒教的性质和教义、发生和发展，阐明儒教的神灵系统和组织结构，完成了“儒教是教说”的理论创造。这一理论的提出，是认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基础贡献。在学术界造成了巨大的震动，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这一突破，被认为是学术创新的典范。张立文先生说:“他不怕批评，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并持续深入地研究、探索。现在，有很多学者认同了这一观点。这一学术创新，是任先生学术生命的体现，凝结了先生的智慧，并将在学术界得到延展。现在都提学术不敢创新、不能创新，到底怎么创新？应该向任先生学习。” 　　　　 　　学之“大”者　任重“致”远 　　　　 　　白化文先生还提到，现在国家级的学术大项，可以说除了“清史”工程外，任继愈先生是“总持”。 　　　　 　　他撰写与主编的多种著作多次再版，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者，其中《中国哲学史》四卷本长期作为大学教材，获国家教育部特等奖；为了民族的文化振兴，他以整理传统文化资料为自己重要的历史使命，先后组织领导乃至亲自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新修《二十四史》、《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多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他主编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获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奖、国家图书奖荣誉奖；他还致力于推动民俗学等学科的发展，为我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创办了《世界宗教研究》、《科学与无神论》等杂志，在提倡学术研究、宣传科学世界观、健全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华大藏经》的“续编”目前已经启动；新修《二十四史》其中包括“清史稿”，任先生可以说实际上也参与了“清史”工程。此外，他还主编了《中国道教史》、《道藏提要》、《宗教词典》、《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国历史文化丛书》等多部大型图书。 　　　　 　　白先生参与了《中华大典》24个项目中的最后一个“典”。回顾与任先生在一起的日子，白先生感慨地说，“任先生没有架子，事必躬亲，知人善任，我非常服他。他对我既有业务指导，也有学术指导，在生活上也非常关心。” 　　　　 　　1999年逝世的中央民族大学终身教授马学良，一直认任继愈先生是自己最好的朋友。白化文先生还是这段“君子之交”的“搭线人”。 　　　　 　　马先生当时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学习少数民族文字。1941－1942年，马先生在云南彝族地区做毕业论文，搜集彝文编字典。限于当时的战争情况，马先生的工作不被人理解，几番挣扎下来，他就要打算放弃了。 　　　　 　　任继愈先生得到消息后比马先生还急，于是亲自带着食品、牙膏、牙刷、毛巾，赶着毛驴找到了马先生。在任先生的帮助和一再鼓励下，马先生的毕业论文终于得以完成。 　　　　 　　这本字典是马先生毕生的心血，白化文先生后来找任先生商量出版事宜。由于里面的文字谁也不认识，出版社的人只能把每一个字都当做一张画来出版，这样一来出版费用极其昂贵。马先生当时几乎绝望了。他最后表示“不要一分钱稿费”。终于，书在马先生去世前一个月出版了，后来还拿了国家大奖。 　　　　 　　“可以说，没有任先生，这本书出不来。”白先生说，“这样的事任先生做过很多，要是一一讲来，一天时间讲不完。任先生平正通达，对朋友真挚。他的朋友也都是这样，专心学术，不爱张扬。” 　　　　 　　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我国“古籍保护计划”也是在任继愈先生的领导下展开的。白先生说，“古籍保护计划是任先生从文化部争取来的项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也是在任先生领导下成立的。这一项目，搞活了全国各大中小图书馆。现在，古籍保护计划正在一期接一期地开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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