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 　　 　　“我始终记着我的老师熊十力先生的勉励，做学问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学者，要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 　　 　　“爱国是第一位，是做人的基础。一个哲学家启发一个时代的历史已经过去，以后，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是，一个觉悟了的群体来推动社会。” 　　 　　据新华社电 他是一个“奇迹”,他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极少数的幸运者，无论时局如何变迁，始终未被湮灭，他在学海中浮沉，为教育尽力，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 　　 　　他就是国学大师任继愈。 　　 　　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7月11日4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 　　 　　任继愈先生1916年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第四至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任继愈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宗教学的教学和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学术成就卓越，影响深远。他筹建了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培养了几代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学研究人才。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以来，任继愈先生积极推进图书馆建设，为繁荣发展国家图书馆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要著作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词典》、《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一零六卷)等。 　　 　　哲学人生 　　 　　任继愈：宁静致远淡泊明志 　　 　　“哲学的性格在于寻根问底” 　　 　　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是他最想读的一个学校和最理想的一个系。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读哲学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与先生同进哲学系的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3个人，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任继愈缘何喜欢研究哲学？因为他遇事总爱打破砂锅问到底，而哲学的性格恰恰在于寻根问底，探究“人活着为什么？”、“社会发展到哪里去？”等抽象的问题。 　　 　　任继愈以研究中国哲学史著称，而当初他的兴趣在于西方哲学史，大学三年级的一次长途跋涉奠定了他未来的人生和学术走向。那一年，也就是“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大决定南迁，任继愈随校南移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任继愈参加了由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走了将近两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一路上风餐露宿，辛苦自不待言。“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任继愈后来这样写道，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他决定穷极一生，去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 　　 　　打破“中国无宗教”的观点 　　 　　任继愈说，研究中国哲学史是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投身宗教研究则是历史的机缘。 　　 　　1963年冬天，周恩来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包括美国、苏联在内的14个研究所。毛泽东作了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惟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因为这个批示，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认为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挺身而出，上个世纪80年代，他提出了“儒教即宗教”，并在他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在《从儒家到儒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学术著作中，任继愈详细地阐述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其学说打破了“五四”以来“中国无宗教”的流行观点，触及到中国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问题。 　　 　　“图书不同于古董，也不是花瓶” 　　 　　任继愈到国家图书馆担任了18年馆长。古籍整理是先生近年来投入精力最多的一件事。由他任主编的107册的《中华大藏经》，历经十余年才陆续出齐。 　　 　　任继愈认为，图书不同古董，不是花瓶，而是供人阅读的，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像《中华大藏经》的底本《赵城金藏》，本来深藏在图书馆里，保存得很好，读者看不到，现在把它整理出来，大家就能用了。 　　 　　对话人生 　　 　　觉悟了的群体才能推动社会 　　 　　2008年3月，任继愈在接受《人民论坛》杂志采访时说，现代社会的进步，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是，一个觉悟了的群体来推动社会。 　　 　　爱国是做人的基础 　　 　　记者：您觉得作为一个学者，首先应该具备什么品质？ 　　 　　任继愈：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还是作为一名学者，第一位的是要爱国，爱国是做人的基础。在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力量，是一份心愿。 　　 　　现在，中国正处于转型时刻，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社会呼吁学者在场和发出声音。学者应该出来说话，但是说话要慎重，必须坚守科学的态度。 　　 　　现代社会的进步，要靠群体认识的提高，群体认识的觉悟。一个哲学家启发一个时代的历史已经过去，以后，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是，一个觉悟了的群体来推动社会。 　　 　　学者要维护科学的尊严 　　 　　记者：有人提出“学者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良知的坚守者”，学者发言必须坚持一个独立的、社会批判的立场，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任继愈：要充分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承认这个规律，并服从这个规律。过去好多失误，就是违背了发展规律。因为一次政策、决策失误，对社会总体看法和判断失误的话，亿万资产就可能化为乌有。 　　 　　服从规律，这就是基本的科学立场。科学要维护科学的尊严，科学家同样的要维护科学家的尊严。 　　 　　另外就是同情弱势群体。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这样全体人民的福利才能上去。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这个没法和谐。 　　 　　要熟悉祖国的历史 　　 　　记者：时代变了，对学者群体的要求也应改变。那么，您对现在的学者群体有什么样的期待？ 　　 　　任继愈：要做一个健全的学者，我认为，首先要爱国。其次，对于学者来说要维护科学的尊严，捍卫科学家的尊严，这是个阵地，不能放弃这个阵地。要熟悉祖国的历史，要爱惜祖国的一切。学历史很重要的，对中国人来说尤为重要。 　　 　　据《人民论坛》杂志 　　 　　任继愈（1916.4.15—2009.7.11），山东平原人。 　　 　　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1942-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56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1999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87年至2005年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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