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婴 　　 　　 　　关于父亲的死，历来的回忆文章多有涉及，说法小异大同，几乎已成定论。但在我母亲许广平和叔叔周建人的心头，始终存有一团排解不去的迷雾。到了1949年7月，那时北京虽已解放，新中国尚未成立，建人叔叔即致信母亲要“查究”此事。这封信至今保存完好，全文如下：许先生惠鉴： 　　 　　　　前日来信已如期收到，看后即交予马先生了。马先生屡电催，您究拟何时返平？ 　　 　　　　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于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记得您告诉我说：老医生的治疗经过报告与实际治疗不符，这也是疑窦之一。此种疑窦，至今存在。今您既在沪，是否可以探查一下，老医生（即须藤医生。这是大家对须藤习惯的称呼，其余文亦同。）是否在沪？今上海已解放，已可以无顾忌地查究一下了。不知您以为何如？草此布达，敬祝健康。 　　弟建人启7月14日 　　 　　　　到了同年十月，叔叔更在人民日报著文，对须藤医生的诊疗公开表示质疑。后来听说日本医学界有位泉彪之助先生，曾为此专程到上海鲁迅纪念馆来查阅过有关资料，最后似乎做了支持须藤医生的结论。但这仍不能排除二老的怀疑。一直到晚年，母亲和叔叔仍不止一次地向我谈起此事，叔叔甚至在病重之际，还难释于怀。如今我也垂垂老矣，因此觉得有责任重提这桩公案，将自己之所知公诸于众。至于真相究竟如何，我也无从下结论，只能留待研究者辨析了。 　　 　　　　建人叔叔是这样对我说的，父亲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特请一位美国肺科专家邓（DUNN）医生来会诊。孙夫人宋庆龄也在这里起了帮助作用。邓医生检查之后对我们说：病人的肋膜里边积水，要马上抽掉，热度就会退下来，胃口随之就会开，东西能吃得下去，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增加。如果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10年；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治疗方法极简单，任何一个医生都会做。你们商量一下，找一个中国医生，让他来找我，我会告诉他治疗方案，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无须我亲自治疗。提到是否要拍“X”光片，邓医生说，“经我检查，与拍片子一样。”讲得十分有把握。邓医生的诊断是结核性肋膜炎，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抽积水。我相信叔叔说的话，因为现在我也知道，这种诊断连一般医科高年级学生都能通过听诊得出的，而不应当被误诊。况且须藤医生已为父亲看病多年，更不该搞错。 　　 　　　　叔叔接着说：上边这些话，是你爸爸妈妈亲自讲给我听的。那时我还通过冯雪峰的妻子，也同冯（雪峰）先生谈过，但他仍赞成老医生继续看下去，这样邓医生的建议就被搁置起来。孰料邓医生的诊断颇为准确，十月份父亲就去世了，距他的会诊，恰好半年。父亲死后，须藤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使用的药物等等，你母亲经常提起这份报告，说这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诊断报告的前段，讲鲁迅怎么怎么刚强一类空话，后段讲述用药，把诊断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这种倒填治疗时间的做法，非常可疑。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再联系到鲁迅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住，甚至对我讲，你寻妥看过即可，这里边更大有值得怀疑之处。也许鲁迅有了什么预感，但理由始终不曾透露。我为租屋还代刻了一个化名图章。这件事距他逝世很近，由于病情发展很快，终于没有搬成。 　　须藤医生在我父亲去世后，再也没有遇到过。当时以为，也许是我们迁往法租界之故吧。但到了解放后，我母亲几次东渡访问日本，在进行友好活动的过程中，曾见到许多旧日的老朋友，里面也有为我家治过病的医生，都亲切相晤各叙别后的艰苦岁月。奇怪的是，其中却没有这位与我家的关系那么不同寻常的须藤医生，也没有听到谁人来传个话，问候几句。日本人向来重礼仪，母亲访日又是媒体追踪报道的目标，他竟会毫不知情，什么表示也没有，这是不可思议的。只间接听说，他还活着，仍在行医，在一个远离繁华城市的偏僻小地方。难道他曾经诊治过的病人太多，真的遗忘了吗？一句话，他怎么会在那么多熟人里消失了呢？ 　　叔叔又讲，鲁迅死后，你病了想找医生诊治，那时还没有离开虹口大陆新村，问内山完造先生该找哪位医生，内山讲了一句：“海婴的病，不要叫须藤医生看了吧！”那意思似乎是已经有一个让他治坏了，别让第二个再受害了。 　　 　　　　商务印书馆一位叫赵平声的人曾在“一·二八”前讲过，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个“在乡军人”团体，其性质是侵略中国的，所以这个医生不大靠得住。叔叔听了就对父亲讲，并建议现在中日关系紧张，还是谨慎些不找须藤医生吧。父亲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 　　也许是多疑，还有一件事，母亲也对我说过多次。她对用药虽是外行，有一件事却一直耿耿于怀。她说，肺结核病在活动发展期，按常识是应当抑制它的扩展。虽然那时还没有特效药，但总是有治疗的办法，例如注射“空气针”等。但是，须藤医生却使用了激素类针剂，表面上病人自我感觉畅快些，但促进了疾病的发展蔓延。这种针剂是日本产品，我国的医生并不熟悉，又时过几十年，要寻找了解当时日本对此类疾病的治疗专家来鉴定恐怕是很难的了。我在此只是将母亲的疑问记录下来。 　　母亲还说，父亲临死前一天，病情颇为危急，呼吸局促，冷汗淋漓，十分痛苦。问须藤医生病情的发展，老医生说：“过了今天就好了。”母亲后悔地讲，我总往好转缓解的方面去想，不料这句话是双关语，我当时太天真了。到了凌晨，父亲终于因心脏衰竭而亡故了。母亲当时的伤心悔恨，我想谁都能想像得出的。 　　 　　　　综合以上事实，作为一个负有全责的、人命关天的抢救医生，须藤医生在这两天里采取了多少积极措施呢？这在母亲的回忆录里叙述得很清楚，不再重复。我还有进一步的疑问：父亲是肋间积水，去世前发生气胸，肺叶上缩压迫心脏，最终是心力衰竭而停止了呼吸。我当时站在父亲床前，看到日本女护士，两手左右摇晃父亲的胸部，力图晃动胸中的心脏使它恢复跳动。这仅是“尽人事”而已，毫无效果的。使我怀疑的一点是：须藤似乎是故意在对父亲的病采取拖延行为，因为在那个时代，即使并不太重的病症，只要有需要，经济上又许可，即可送入医院治疗。须藤为什么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只让父亲挨在家里消极等死？ 　　如今父亲去世已经一个甲子了，这件隐藏在上辈人心中的疑惑，总是在我心头闪闪烁烁不时显现。是亲人的多疑还是出于莫须有的不信任？我以为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难寻佐证。但我想还是抛弃顾虑，将之如实写下来为好。我绝无以此煽起仇恨的意思，祈愿日本友人，不要以此怪罪。我只是实事实说。 　　丧事和棺木 　　 　　　　父亲去世后，坟地选在虹桥路万国公墓。 　　 　　　　我没有跟随母亲去看过墓地的印象，只有和母亲、孙夫人宋庆龄、茅盾夫人孔德芷和婶婶王蕴如这几个人一起去挑选棺木的记忆。走了几家都不中意。听到大家议论，倾向买西洋式的，既大方又符合父亲的身份。最后大家让母亲买一口相当昂贵的西洋式棺木，也就是人们在葬礼照片里所看到的那一具。我感到母亲的犹豫。但时间过午，不再寻找另一家，便这样确定了。 　　有文章说，这具西式棺木是宋庆龄出资购买赠予的。胡愈之先生也有这样的回忆。对于宋先生，我始终心存感激，因为无论她与父亲的友谊，对父亲生病和丧事的关怀帮助，以及后来对我们孤寡母子的照料是众所周知的。至少，或许她有过这个动议和表示吧。但是，我从母亲挑选棺木时和婶婶王蕴如商量的判断，这棺木是自费购买的。 　　 　　　　除了棺木，连葬礼费用、殡仪馆等等的开支，据说也有文章道是出于“救国会”的全力资助。对此我仍是这个态度，不论是与否，一样地万分感激。因为，“救国会”确实也对父亲的后事给予过极大的帮助。我希望我的子子孙孙永远记住这一点。 　　但是，从虹口搬迁到法租界稍稍安定之后，母亲就结算丧葬的开支，全部的支出按当时物价，令人惊骇。母亲还取出一份银行活期存折，指着告诉我：“原先爸爸生前，考虑到如果自己有生命的意外，你年龄小又多病，恐怕我一时离不开家里去寻工作。你还要去读书、看病吃药，积蓄了这笔款子，粗茶淡饭可以将就几年。如今，只剩下这么一点了。为了节省开销，请叔叔婶婶全家搬进来同住，也好有个照应。我寻到一家学校去教书，可放心离开半日，你在三叔家里共饭。要乖，听话，妈妈喜欢你。”我以为母亲没有必要向稚龄七岁的儿童讲不实之言。也许“救国会”确实有这个愿望，或者有过决定，但是经费拮据，最终难以兑现。而共商其事的成员以及“耳闻”的人氏，便以此作为事实，并据此写了回忆文章，也未可知。我内心虽有疑云但深知这件重大的史实，不能借推断而轻易抹杀，因此，我特地去请教了三位重要见证人，现将所得摘录如下。 　　第一位是梅志先生（胡风夫人）。她这样说：“我想你应该去向胡愈之了解情况。因为鲁迅先生丧事是冯雪峰代表党在幕后操办的，当时胡愈之也参加。胡风每晚都去向他们汇报、请示。救国会参加办丧事是冯（雪峰）的决定，说过由救国会出钱，可是后来分文未出。抬棺人也是由冯决定的。” 　　第二位是黄源先生。他答复说：“至于丧事费用，购棺木的钱，究竟是谁出的，出多少，（我）都没有亲自参与，事后也没有问过你妈妈，说不确切。你一追求（究），我说不出来。我在（纪念）宋庆龄和鲁迅的文章中也说过，棺木的钱是宋（庆龄）出的，但要追求（究），根据什么，还是谁告诉我的，我就说不出来了（1984年5月10日函）。” 　　 　　　　再去函胡愈之先生。他回复如下：“救国会当时是非法的团体，是没有钱的。救国会长沈钧儒题了‘民族魂’三个大字，盖在棺木上。但主持葬礼的是蔡元培、宋庆龄和沈钧儒。宋庆龄亲自到殡仪馆，选定了棺木，又买了下来，但实际上可能由中共付钱的，因（为）宋（庆龄）也没有很多钱（1984年7月10日）。” 　　 　　　　我又从救国会的资料里查到：（鲁迅）丧（葬）后，宋（庆龄）声明过，所有捐款用于纪念，并非资助丧事。 　　 　　　　综合上面几位重要人氏的证明，父亲的棺木似乎并非由救国会或孙夫人宋庆龄出资。我母亲历来对党感恩戴德，如果棺木确实是冯雪峰代表党付的款，母亲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需要保守秘密的话，那么解放后直到她去世，时间约二十年，完全可以不必为这件事保密了。在文革期间她心脏病很严重，明知自己健康很差，随时可能不测，有些事她就口述，让秘书记录下来，而惟独仍将这件事深埋于心底秘而不宣，是不可思议的。而且，从冯雪峰生前历年的文章、讲话里，也没有看到他讲过鲁迅的棺木确实是我党付的款。 　　写到这里，想到了二位极其有关的人，打了电话询问。一位是冯雪峰的长子冯夏熊。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他父亲生前谈论中认为棺木丧葬费是宋庆龄支付的。没有讲过当时是由他把地下党的款子交给治丧委员会或者我母亲（1999年11月19日询问）。 　　 　　　　另一位是母亲生前的秘书王永昌。他在母亲身边工作了近10年，1959年曾帮助母亲写《鲁迅回忆录》。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母亲）从未讲过鲁迅的丧葬费和买棺木的钱，是救国会或是宋庆龄或是地下党支付的（1999年11月19日）。他们二位的证言足以从侧面否定了他人或团体曾经在经济上给予支援。 　　 　　　　总之，关于父亲丧事中的这件大事，是个值得研究的谜。我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只是如实说出心中的疑窦。 　　 　　 　　 　　摘自：雅典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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