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婴 　　天井 　　 　　 　　　　大陆新村九号是新式里弄，进前门是方形的小天井，长四公尺，宽二公尺半，人一多就挤得转不开身。这里种过牵牛花，由于只有二尺许一条土壤，名贵花卉种不活，但种过内山夫人赠的南瓜籽。 　　 　　　　内山夫人（内山美喜）经常给我家送些花卉。对此，父亲在日记中多有记载。如1933年5月31日赠“踯躅一盆”，12月31日赠“松梅竹一盆”等等，但也有未记载的。我印象较深的是有一次送一盆牵牛花（上海通称喇叭花）。 　　 　　　　父亲很少下楼，也没有工夫为那些花卉整理枝叶浇水施肥，但这盆牵牛花却格外吸引他，他非常赞赏内山夫人的种花手艺。一般的牵牛花都只有小酒盅大，又性喜攀附，只要拉一条绳索，它往往能爬一丈之高。但这盆牵牛花却只在尺许大的盆内盘桓，且花型大有小汤碗那么大，又逐日轮流开放。日本妇女大多擅长插花和盆景艺术，因此父亲曾饶有兴趣地听内山夫人介绍过摆弄牵牛花的奥秘。 　　有一天下午，父亲兴致很高，和母亲一同来到天井。大门门楣上有一块水泥雨遮，离地面高约三米，这时架起了凳子，不记得是谁爬上去的，只记得令人吃惊地摘下两只沉甸甸的南瓜，一只较大，直径约在尺半以上，扁圆蜡黄满身皱折，老结得很；另一只很小，还有点青，呈长圆形。我顾不上收藤拉秧这些活，第一次收获的喜悦冲上了心头，当时那高兴的劲头恐怕远远超过了淘金者看到金矿一样。把它捧到客厅的桌子上以后，还独自端详了很长时间。恰巧晚间内山完造先生来访，告别时，父亲从二楼送到楼下，在南瓜前面停住步，用日语向内山先生介绍，说这是孩子种的瓜，今天上午刚刚摘下来的。内山先生连连夸奖我，称赞瓜长得很大。父亲接着就说：“海婴是大方的，既然先生喜欢，就送你一只吧！”说罢，就提起一只最大的南瓜送给内山先生。我一时没有准备，感到出乎意料之外，心想：只受了几句夸奖，却失了一个大南瓜，心里怪不是味儿，但也只得装做爽快地答应了，心里却感到怅然若失。 　　第二天中午饭前，内山夫人亲自端来一只盖碗，里边热腾腾地盛着异国香味的煮南瓜，颜色微暗，是用酱油和糖两味调料闷烧的，不加盐和其他佐料。一尝，果然香甜酥软可口，连瓜皮都可以食下。至此我才心里舒畅不少，感到这只大南瓜送给内山先生实在不可惜了。之后，母亲又将剩下的那只南瓜煮了绍兴风味的“面疙瘩”。吃完以后，心里剩下的疙瘩也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客厅 　　 　　　　从天井进门是客厅，中央一张大桌，可会客也可用餐。它可坐八人，父亲坐南面北，它既是主位又不碍上菜。配的八张椅子，均一色薄黑漆。在1946或1947年由邵维昌用调和漆重新油过，变为棕黄色。我曾建议上海鲁迅纪念馆设法复原，似乎说过几次都没有动作，不知是否认为证据不足。其实检查椅子的油漆便是最可靠的证明。 　　 　　　　这间客厅日常很少使用，平时家庭用饭都在玻璃格门内间，隔门可敞开。叔叔婶婶来也在内间吃饭，两家人团聚在一张小桌边更显亲切。孩子不上桌面，碗面上夹些菜在一旁吃，上桌面是孩子长大成人的标志。如叔父不带孩子来，那我就可坐在桌子边上了。父亲是绍兴人，又在家乡长大，按照生活环境和遗传，应当具有相当酒量。但记忆中没有见醉倒过。其实他量不大，一两杯而已。喝尽杯中的酒就说：“盛饭哉！”同时劝别人再继续，但是客人也就此停杯用饭了。我不记得父亲喝过白酒之类。叔叔曾送来五加皮，酒色橙红，由于是黑瓶大肚，印象很深。 　　萧军1935年到上海，东北大汉酒量难以估计，在我家吃饭时候，也没有他喝醉的印象。母亲也不曾有过限制的语气。也许青年们在老师面前有意克制吧。 　　 　　　　关于醉酒，父亲曾给我讲过，祖父他老人家“好酒”。绍兴上层人喜欢以白斩鸡下酒，且以胸脯肉为上乘。某次宴席上的冷盆里鸡脯肉不多，也许别人手快夹走了，祖父一怒之下竟把台面掀掉，不欢而散。父亲讲了他父亲的失控，也许亦引以为戒，所以，除了《两地书》起首有提到喝“醉”以外，没有什么文章讲述过这种情节。 　　这里还有一个关于留声机的故事。在父亲的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他很讨厌上海三十年代留声机的声响，每当他仰卧藤椅、闭目构思的时候，如果有这类声响来打扰尤感不适。这时，如果我口罗口罗嗦嗦地跑去纠缠，无尽无休地问这问那，母亲就会把我赶快带开，打发我下楼去玩。但1935年5月9日，父亲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项记载：“下午为海婴买留声机一具，二十二元。”既然他很讨厌当时那种甚嚣尘上的世俗之声，为什么又花钱来买这架留声机呢？原来这又是为了我的缘故。 　　大概是那年四月，或者更早一些时间吧，许妈带我到隔壁邻居家去串门。那是一户日本侨民。他家有一台落地式手摇大型留声机，高约一米半，比我的身体还长一截。听到他们在播放唱片，十分新鲜。可是仍感到不过瘾，因为主人不许我用手摸动它，内心深处隐存羡慕之情。回家以后，婉转向母亲提出要求，母亲又向父亲表达了我的这个愿望。经过商量，表示只要不打扰父亲，可以考虑，但规定不许在父亲工作时播唱，只在饭后稍许放一会儿。我自然只有答应。 　　 　　　　这架留声机有共鸣箱，发声比小型便携式洪亮。发条有两盘，上紧以后，可以连续播放正反面达六七分钟之久。但它的缺点是不如小型便携式方便。唱机的其他部件，如齿轮发条，转速平衡器等等经常被我拆开又装拢，装拢又拆开。不过这已经是我八九岁以后的事了。 　　现在大陆新村旧居一楼，可以看到这一台棕黑色中型手摇留声机，它高约29.3厘米，宽约40厘米，厚约36厘米。这台展出的留声机是M agn a Ph on ic牌的78转钢针放唱的日本产品，它已经陈旧了，覆盖的布料也已破旧。这是当时购置的原件，但如打开它的上盖，就会发现它的面板添了许多大小不等的洞孔。这是我十五六岁时的“杰作”。那时不知爱惜，忽然心血来潮，想把它改成一台“准电唱机”，所以才弄成这个样子。 　　阳台、厨房、浴室 　　 　　　　从里间北进，迎面是洋灰质楼梯。上去十几级是父亲的卧室。边上亭子间。三楼卧室边上也有一间亭子间，可留住客人。三楼的卧室由我一直住到迁出大陆新村。卧室正面是落地窗，窗外是个宽一米长二米不足的阳台。 　　 　　　　有过一次，父亲为了什么事气愤不平，独自躺在这阳台上，母亲束手无策，也不知愤懑的缘由，而我以为这样躺着颇有趣，也挤进去躺在他身边，父亲哼了一声“小狗屁”，起身了，他的气愤也一下子烟消云散，下楼吃饭去了。 　　 　　　　三层楼上还有一个晒台，供平日晒晾衣被用。到了春节要燃放花炮、烟花，它又是好去处。楼下的天井太窄，能蹿天的烟花施展不开，而阳台的视野开阔，“穿天老鼠”在空中可摇弋多时，那是孩童最兴奋的时刻。当时我们都不敢点，父亲也不插手，因为有建人叔叔在。那时叔叔才四十上下，正在壮年时期。他燃放烟花时，我们三个小孩都躲在大人身后张望，两个姐姐用手指堵住耳朵，小妹妹周蕖才三岁，连看也没有她的份儿。焰火压轴戏是一个“花筒”，小碗直径，半尺多高。点燃时喷出一蓬二米高的银花，一分钟便熄灭了。我们带着余兴未尽的依恋，在父母“明年再买！”的许诺中下楼。 　　大陆新村每幢楼的三层组成一个“井”字形，后墙都有一个小窗可开，它通风，冬暖夏凉，采光明亮。一楼厨房间有一个带烤箱的煤气灶，铁铸的，是洋货，我没有见到使用过。还有一具烧洗澡水的小锅炉，热水直接通到浴缸的龙头，可放洗澡水。但是此锅炉的热效率太低，燃料极不经济。厨房的位置在后门的第一间。厨房后窗下是洗菜池，淘米、接水等日常家庭事务都在这里操持。厨房间也配备煤气灶，不知是因为燃气价格贵还是用不惯“洋玩艺儿”，每家都弃之不用，大多仍是烧煤球炉，每天早晨拎到弄堂生火，用柴火引燃。因此每当早晨七八点钟，弄堂里便烟雾弥漫。后窗也往往是邮件报纸杂志的投递口，邮件向里一抛，常抛入盆里打湿，母亲便默默地晾干交给父亲。有时候还得用熨斗熨干。投递员投掷时，每每口里喊一声“信”，听到喊声，便赶快抢出来接，即使打湿了也便于抹干。若有挂号信来，就从里间柜子抽屉里取出图章盖在收据上。邮递员一般是有章便可并不在意是否“张冠李戴”。大概他们以为门户送准就尽到了职责，无须顾及姓名图章是否相符。那时的女佣也大多只识少量几个字，一定要求收件人姓名与图章相符看来也有点过分。厨房的门装有“司必灵”锁，也即是弹子锁，可用钥匙开启，不 　　必叫门。前门装的挂锁，平时不作进出用，每逢生客来访才开启，以示隆重。前、后门都装有电门铃，因此有时厨房间内响铃，却分不清是哪边叫门，总得两边奔波一阵。 　　有一次父亲病卧在床我正在客厅玩耍，听得后面有人敲门，佣人应声出去开了门。来人是个青年，说是要见先生。佣人告诉他先生身体不适，不能见客。他二话不说，转身就走。过一会儿又响起敲门声，佣人刚刚打开后门，只见来者仍是他，手中捧了束鲜花，招呼也不打，只顾直往楼上冲去。这时母亲正在二楼父亲身边，立即迎了下来，企图挡住他不让他去影响父亲的休息。但他仍径自到父亲床边，什么话也没说，只向父亲身边放上鲜花，转身下楼而去。当时父亲也只看看他，一言未发。这事母亲曾在回忆录里写到过，但没有提名，只说是“一位青年”。 　　这位执拗的青年就是当今著名的梵文研究家徐梵澄先生。徐先生与父亲本来就熟，当年父亲创导新木刻艺术，很多国外木刻图册就是通过他在德国留学代为购买的。他出国时，父亲曾交给他一些中国宣纸，希望他趁便赠给德国画界朋友，以作中国造纸文化的宣传。不想年轻的徐先生并未领会父亲的意图，回国时将宣纸原封带了回来，使得父亲颇为不悦。也许当他闯进来献花时，父亲还余气未消，才未与理睬的吧。但此一行动也颇见徐先生赤诚的性格。 　　徐先生对父亲的敬仰之心不但终生未改，还惠及我这个后代。直到晚年（他在中国社科院任职）还经常惦记着我，听到我遭遇不顺的事，如长子的婚事和为父亲稿费问题对簿公堂，特意写信为之呼吁。长辈的这种殷殷关切之情一直使我深为感动。这自然是后话。 　　 　　　　可惜，徐先生已于前年过世。我又少了一位关心爱护我的长辈，实在不胜痛惜。 　　 　　诀别 　　 　　　　1936年的大半年，我们的日子是在忧喜交错之中度过的。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多。因此，家里的气氛总与父亲的健康息息相关。 　　 　　　　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按照过去惯例，父亲深夜写作睡得很晚。今年以来，因为他不断生病，母亲就叮嘱我，进出要小声，切勿闹出声响，以免影响他休息。 　　 　　　　遵照母亲的嘱咐，每天我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不敢大声说话。父亲的房门一般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父亲睡在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一展容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这些动作十分轻捷，没有一点声响。也不敢像过去那样每当出门，总要大声说一声“爸爸再见”。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末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比什么奖赏都贵重，心里乐滋滋的，饭也吃得更香了，父亲和母亲也都相视一笑，借此全家人暂离愁城。 　　 　　　　 　　 　　摘自：雅典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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