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前张致祥在北平工作，那时张致祥叫管彤。吴承仕、齐燕铭和张致祥在北平编为中共党一个特别小组，张是组长，归陈伯达领导。同时，他们也都参加了北平各界救国会和华北各界救国会的工作。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了卢沟桥事变，平、津两市很快沦陷，平津铁路一度中断。在恢复通车的第二天，张致祥和陈伯达、吴承仕(即吴检斋，北平中国大学国际系主任)相约同车到了天津。陈伯达安排张和吴承仕住在小白楼一家白俄公寓里，并让张留在天津编油印小报，传播抗日的消息。同时，陈通知张，今后与张联系的人是胡锡奎。过了一两天，陈伯达领着胡锡奎和张接上了关系。不久，张致祥又搬到小白楼一家临街的裁缝店楼上，与王文华同志一家住在一起。 　　　　张致祥编油印小报时，先由刘清扬的孩子收听和记录中央社广播，然后把记录下的新闻稿在维多利亚花园(现解放北路花园)的接头地点交给张致祥，由张负责编辑、刻写，最后把刻好的蜡纸交给别人去印刷、发行。这个小报的名字是《新闻报》。编印几期以后，张觉得小报的内容只有消息，没有分析和评论，便向组织建议，将小报改成刊物。经组织同意，改为《时代周刊》(一周一次，十六开本)，仍由张负责编辑。刊物除继续刊登中央社及路透社等外电消息外，还刊登一些文章。稿件的来源，一是张自己写些文章或由他翻译外国报纸上的一些文章和评论(他的笔名是奋若)；二是姚依林送来的稿件。另外，吴承仕也写过少量的文章。张编好后交王文华去刻写、印刷和装订。刊物的一部分在约定的接头地点交给其他同志，通过他们和“民先”组织发行；另一部分由张通过他伯父管洛声推荐给一些上层人士(如王若僖在未任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以前一直是个订户)。这个刊物一直维持到1938年9月。 　　张致祥在天津的另一个活动，是参与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工作。 　　　　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是1937年8月成立的，它的前身是华北各界救国会。一天，他们在刘清扬家里开了一个会，参加的人有杨秀峰、刘清扬、王仲华、李楚离、张友渔、吴承仕等。会议上分析了形势，认为华北各界救国会已不适应形势要求，因此决定成立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上在国民政府军委会的第六厅备了案，实际上是由中共河北省委领导。自卫委员会刚成立时，成员大都是北平搞救亡运动的那些文化界、教育界人士。代表中共负责自卫委员会工作的是李楚离和王仲华，后来是姚依林和朱其文。 　　　　自卫委员会下面没有设其他直属组织(最近看到一个材料，说冀东当时有自卫委员会的分会)，但那时天津的一些大旅馆都曾做过他们的联络点。李钟奇同志负伤后到天津治疗时就住过交通旅馆；冀东暴动时，冀东来的人就住国民饭店；中共党内联系一般都在佛照楼，渤海大楼、基泰大楼也都是他们的联络点。 　　　　杨秀峰、刘清扬等人离津后，在1937年底到1938年初，自卫委员会吸收了在天津的部分国民党上层人士担任委员会的成员。这样，委员会成员发生了变化，由天津电报局局长王若僖担任自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当时的电话局局长张子奇、北洋工学院教授路秀三、原西北军的张述孔等人也都进入了自卫委员会。当时自卫委员会的工作，除出版刊物传播抗日消息外，主要是进行统战工作和以自卫委员会的名义组织华北抗日武装。 　　　　在统战工作上，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动员当时在津国民党上层人士参加自卫委员会；另方面也争取一些国民党上层人士到抗日根据地去。如1938年国民党李宗仁、白崇禧派的刘绍襄来天津，中共党组织就决定谢甫生和张致祥去找他，动员他去冀东，并准备让他担任冀东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后来他去了冀东和平西。 　　　　在组织华北抗日武装力量方面，最突出的是参与组织冀东暴动。冀东暴动的组织准备工作早就进行了，原准备在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时发动。冀东暴动的主要力量有李运昌组织的农民群众，高志远的民团以及原西北军系统的洪麟阁旧部。当时确定建立冀东抗日联军，高志远任司令员，李运昌、洪麟阁任副司令员。 　　　　为了有力地支持组织冀东暴动，他们还想尽办法筹备物资。记得当时通过关系弄到一些通讯器材；又以募捐的形式搞到了一些医疗器材和药品。这些物资都送到了冀东。 　　　　中共党组织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名义还争取过冀中魏大光的部队。魏大光原是一个土匪，曾被捕过，为当地公安局长李公侠(中共党员)释放。抗战爆发后，中共派李公侠去争取魏大光，还以自卫委员会的名义委任魏大光为一个支队的司令。 　　　　刘建章等其他一些同志组织抗日武装时，也是由自卫委员会委任的。 　　　　当时中共党组织武装力量之所以要由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加委，主要是为了使这些抗日武装能在国民党政府方面取得军饷。为此，党曾派张致祥先后到武汉、冀东去活动。去武汉大约是在1938年6月，此行与冀东暴动有关系。张致祥去武汉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刘清扬的关系找国民党当局要军饷，同时，找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叶剑英同志汇报。张到武汉的路线是从天津坐船到香港，然后从香港经广州到武汉。到武汉后，由在武汉任国民党参政员的刘清扬陪着张致祥先到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二厅。张致祥提出要求后，他们推说国民党政府已派了鹿仲麟负责华北事务，要张致祥去找他，想推出了事。 　　　　张致祥也到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那里的同志领他去叶剑英的住所，他向叶剑英汇报了党在华北组织抗日武装的情况。在武汉大约住了一个星期。他还见了当时著名的“七君子”中的几个人，向他们作了宣传华北抗日情况的报告。此外，还找了郭沫若、张申府等人。 　　　　从武汉回津后，由朱其文和张致祥联系。不久，组织上又决定他去冀中，给他两个任务：(一)视察魏大光的部队；(二)到南宫找鹿种麟，要求其给予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建立起来的抗日武装军饷。另外，由他单独找冀中黄敬同志，转达党组织一些意见。这次去冀中，除他以外，还有路秀三、赵伯韬、张述孔。走前，张致祥利用了天津红帮龙头大哥姜般若认识伪军警督察长的关系 (在此之前，张和李楚离、王仲华按组织决定加入了红帮)，他给了张一个伪军警督察处督察员的职称，利用这个身份，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哨卡。 　　　　去冀中，他们先到胜芳，被当地驻军软禁，经与魏大光、李公侠联系才到了堂二里。在堂二里，他们视察了魏大光的部队，和李公侠(当时任魏支队政治部主任)谈了工作，然后他们才到了冀中军区怀念部所在地——青塔。到那里后，他要求见黄敬同志。当时冀中环境复杂，由于张致祥没带证明信件，不仅不让他去见，并且要他们按原路返回天津。张致祥在半途中，在苏桥找到供给部长熊大缜(系清华的同学)，由他介绍，他们又回到青塔，才见到了黄敬，张致祥向他转达了党组织的意见。随后吕正操会见了他们，说到敌人正准备“扫荡”冀南。后采吕派了半个骑兵班把他们护送到冀南。他们到达冀南的当夜，鹿钟麟见了他们，鹿对他们的要求也是一推了事，强调日军就要“扫荡”，他本人也要转移，要他们立刻离开。这样，他们只得转去献县。到献县后，赵伯韬利用当地天主教堂的关系，独自坐送经书的车去了泊镇，他们也经泊镇坐火车回到了天津。 　　　　大约在1938年下半年，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活动逐渐停止了。这时，中共河北省委撤离了天津，成立了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张致祥的关系又转到了点线工作委员会葛琛那里。他在天津时，曾利用他伯父管洛声的利亚书局帮助一批进步青年到根据地去，也曾利用这个书局作为接头的地点。后来，葛琛通知张致祥去平西抗日根据地，那是1939年4月的事了。

原文2008-12-10 发表于天津图书馆  浏览：3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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