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顺里50号 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天津抗日 　　抗战地标：西安道福顺里50号 　　现址：工地 　　抗战事件：1937年7月8日，中共河北省委在天津成立。 　　福顺里，位于西安道与长沙路交口，当记者寻访到这里的时候，福顺里早已经不复存在。住在西安道多年的李师傅还记得这里当年确是中共河北省委，后来成为市委机关，中共天津城市委员会。记者没有拍摄到当年中共河北省委原址，只留下了修建中的新建筑工地。在天津市图书馆王向峰老师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当年中共河北省委旧址的珍贵照片。 　　黑白的照片显示了当年福顺里50号位于福顺里的胡同当中。1937年7月8日，历任中共冀东特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冀热辽特委书记的李运昌同志在延安参加白区工作会议后，奉指示回河北主持河北省委工作，中共河北省委在天津成立，领导天津及周边地区抗日斗争。接任李运昌中共河北省委书记之职的是马辉之。刘少奇指示河北省委要集中力量加强冀东的工作。中共河北省委按北方局的指示，决定动员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青年学生脱下长衫到冀东农村去，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黑白照片上这个小小的胡同，记述着我党领导当年河北地区人民抗击日寇的艰辛与功绩。 　　 　　《益世报》 新闻抗战 　　抗战地标：南市荣业大街／小洋货街 　　现址：第二制本厂／正在拆除 　　抗战事件：1937年8月，《益世报》坚持发表爱国言论，拒绝采用日本同盟社的稿件。 　　1936年，原《益世报》经理刘豁轩，因宣传“武力抗日”被日军逮捕，日军对刘百般恫吓，但始终未能使其屈服。不久，生宝堂继任报社经理，他带领报馆工作人员，以意租界为掩护继续出版《益世报》。他们坚持不采用日本同盟通讯社的稿件，不断刊登爱国言论和抗战消息。面对日本人对该报的封锁，他们便雇报童偷渡海河，把报纸秘密送到英法租界去零售，英法租界居民对这份反映人民心声的抗日报纸争相购买。《益世报》的大量发行，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恐慌与愤怒。他们加强了戒备和搜捕，不久，一名报童就被日本兵杀害。报社经理生宝堂也在乘车经过万国桥（现解放桥）时被日本特务绑架，在日本宪兵队内受尽严刑拷打，被折磨致死。 　　辗转于荣业大街南市附近仅剩的一片未拆迁平房的胡同，从一位大娘口中得知，原《益世报》旧址在经历了大地震后已在上世纪60年代拆迁改建为第二制本厂。“《益世报》原址未拆迁时，也只不过是一座普通小二楼，只是这里曾经是报社，老人们都愿意叫那座楼为‘老报社’。”老人说。60年代拆迁搬走了一批老住户，如今《益世报》老报人的居住地已无法查证。坐落在金汤桥畔小洋货街的后迁《益世报》报馆遗址，也由于平房改造而变得难以分辨，但据一位修鞋的长住户李师傅说，早年间小洋货街曾有一天主教堂，占地９亩多，房百余间，解放前应有一批人来此出版报纸。记者随李师傅查看了因拆迁只剩下一半小楼的天主教堂，教堂外檐已残破不堪，但仍能看出当年的欧式建筑风格。此教堂正是当年轰动全国残害婴儿的“育婴堂”。而《益世报》报社的后址就在教堂旁边。 　　 　　鹏程里 杨十三组织抗日工字团 　　抗战地标：和平区成都道鹏程里4号 　　现址：民宅 　　抗战事件：1937年7月30日，杨十三组织工业学院校友及其子女20多人，组成“工字团”。 　　抗日烈士杨十三故居的原址是英租界伦敦道伦敦里12号，现位于和平区成都道鹏程里（成都道与长沙路交口东南侧）4号。鹏程里是那种典型的老式居民住宅区，这里狭窄而安静，大多是公寓式的旧楼房。杨十三故居就是这些式样相同的公寓中的一座，整体分为上下两层，并带有地下室。 　　现居此处的许大妈并不知道杨十三是谁，更不知道她家的房子就是以前杨十三烈士的居所和“工字团”的成立地点。据她回忆，鹏程里以前是民航宿舍，后来成为居民住宅。而她本人1935年就搬家到鹏程里4号，并一直居住到现在。 　　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后，杨十三组织工业学院校友及其子女20多人，在天津人民自卫会名义下组织起来，定名为“工字团”，并利用“租界”的特殊地理位置，以自家的住宅作为地下活动联络据点，秘密开展抗日活动。1938年春，杨十三接受中共河北省委领导的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委派，率“工字团”成员到冀东组织抗日武装，组建“华北抗联”第三路军，与日伪军浴血奋战，屡建战功。1939年牺牲于山西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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