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天，在卢沟桥的炮声唤醒华夏儿女筑成新的血肉长城刚刚一年之际，在与早已沦陷的东北紧紧相连的北平、天津以东，山海关、秦皇岛以西的的山川与大海之间，在波涛滚滚的滦河两岸的广阔沃野，爆发了一场席卷整个河北省东部地区的抗日风暴──举世瞩目、震惊中外的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暴动。 　　 60多年过去了，追述那场山呼海啸的大风暴爆发的日日夜夜，仍让人感到异常的惊心动魄，慷慨激昂。 　　 　　 宝塔山的呼唤 　　 　　 1937年7月7日，在标志抗日战争开始的卢沟桥事变爆发这一天，革命圣地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第9期发表了一篇署名“鹿鸣”的文章：《日寇汉奸统治下的冀东人民》。文章饱蘸悲愤的笔墨，介绍了与东北唇齿相依的冀东地区失陷的情况与现状，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对冀东人民的血腥统治和疯狂掠夺，表达了不甘屈辱的冀东人民迫切要求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急切心情和强烈愿望。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大好河山陷落，西屏京津、东扼辽沈，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冀东地区成了欲吞并中国的日寇进一步侵略的目标。1933年1月3日，日军侵占山海关，华北门户洞开；几个月后，随着热河的失陷，长城抗战的失利和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的签定，被日本侵略魔爪染指的冀东大部分地区成了所谓的“非武装区”。 1935年冬天，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策动下，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悍然把冀东22县置于日寇卵翼之下。从此，饱经日寇侵略磨难的冀东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日寇和汉奸狼狈为奸，实行黑暗统治，在冀东各地推行奴化教育，横征暴敛，无恶不作。当时，日寇纵容一批日韩浪人几乎跑遍了冀东的穷乡僻壤，在大小城镇到处开设洋行、白面馆和妓院、赌场，疯狂地毒害、麻痹人民群众，弄得不少人家倾家荡产，卖儿卖女，流离失所，不少被海洛因毒害致死的尸体倒毙街头陋巷，来不及收走的竟被野狗吞噬，污血到处流淌，令人惨不忍睹…… 　　 　　时至鹿鸣的这篇文章在延安发表，也就是七七事变爆发之际，深深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影响和感染的冀东人民业已忍无可忍，时刻准备与日寇和汉奸进行决死斗争。 　　 　　英雄的冀东人民富有反抗侵略的斗争传统。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4天，唐山开滦矿业产业工会就分别致电蒋介石、张学良，义愤填膺，慷慨陈词：“大难当头，民死无日，凡有血气，孰不痛心。诸君受国民重托，际此国家兴亡之秋，断脰流血，责无旁贷；一时政见，纵有分歧，而救国救民之心，当无二致。本会谨代表唐山数千工人，为全国灾黎及被难同胞，恳请各方化除成见，共挽危局。”“我全体工人，誓作先驱，除此丑类，为民族争生存！”两天后，林西矿工会也以毅然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工友数千众，甘作前驱舍身杀敌，誓死不作高丽后尘”。一时间，冀东各地民众、团体、学校等纷纷以各种形式表示誓死救国的决心，迅速形成抗日救国高潮。1933年春天，长城抗战爆发，冀东人民成了抵抗日军的抗日部队有力的后援。在九一八事变爆发3周年之际，由共产党员李运昌等人发起建立的京东民众御侮救亡总会在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家乡——乐亭县乡间成立。1934年冬天，冀东人民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在燕山深处拉开帷幕，兴隆县黄花川孙家杖子村农民孙永勤率众举行抗日起义，建立了“民众军”；转年5月，这支队伍发展到约5000人，在一些共产党人的鼎力协助下，改编成“抗日救国军”，坚持浴血奋战到1935年5月在遵化县山区被围歼止。孙永勤率领的抗日救国军在长城内外坚持武装斗争长达一年半之久，在河北与热河交界地区留下了深刻影响。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冀东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愈演愈烈，到处在酝酿一场一触即发的武装抗日风暴。冀东地区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的故乡所在地，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就有了党的活动和组织。东北沦陷后，中共河北省委在乐亭建立了京东特委，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回到家乡出任京东特委宣传部长，继而担任京东特委书记，为发动和领导冀东抗日斗争做了很多工作。1935年春天，李葆华调省委工作，京东特委的工作改由组织部长王平陆（时隔不久改任新建立的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主持。次年春天，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到冀东巡视工作，在古冶召集京东特委会议，改组了京东特委，决定由多年坚持在冀东城乡从事革命斗争和抗日活动的李运昌担任特委书记。在此前后，活动在冀东各地的共产党人为开展抗日斗争做了大量工作，举行了玉田暴动、迁安暴动等武装斗争，建立了一些抗日组织，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日益深入人心，为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武装抗日斗争奠定了基础。1937年5月，李运昌作为中共冀东地区代表赴革命圣地延安，出席了党的白区代表会议。党中央领导同志对冀东的情况非常关注，在听取李运昌关于冀东的情况和工作汇报之后，让他把汇报材料整理成文。这就产生了七七事变爆发那天延安《解放周刊》发表的署名“鹿鸣”（李运昌的化名）的文章《日寇汉奸统治下的冀东人民》。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中共中央在谋划建立华北敌后战场时，把目光盯向了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冀东，特别是冀热边区的山地。1937年8月下旬，毛泽东在洛川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议“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举行游击战争”，从而确定了在冀东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洛川会议结束后，负责北方局领导工作的刘少奇，指示被派到天津组建敌后河北省委的李运昌（任书记）速回冀东，出任冀热边特委书记，立即着手组织发动冀热边区抗日游击战争。不久，刘少奇和彭真等同志在山西太原附近的抗日前线，令后来担任了挺进冀东的八路军第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的苏梅，带领原红四方面军的团政委李润民和营长孔庆同，秘密去冀东开办游击战训练班，为发动冀热边区游击战争培训军事干部。敌后河北省委建立后，把工作重点放在了组织冀东抗日起义，发动冀热边区游击战争上。继李运昌去冀东山区和改任冀热边特委军事部长的王平陆等同志加紧开展发动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之后，河北省委又派省委宣传部长、秘书长胡锡奎到冀东北宁铁路以南地区任京东特委书记，以加强冀东平原地区的暴动组织领导工作。同时，省委还责成军事部长林铁在天津秘密举办军事训练班，为开展游击战争和发动武装起义准备骨干力量。 　　 　　1937年12月，李运昌和胡锡奎一起在滦县多余屯主持召开了冀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建立了以李运昌为会长的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并组建了以王平陆为司令员的华北抗日联军冀东游击第一支队，准备立即在冀热边区的山地尝试开展游击战。时隔不久，为发动冀东武装抗日作出卓越贡献的王平陆，在率领第一支队的战士夜袭迁安、青龙交界处的一个伪满洲国的所谓“国境”警防所时，身负重伤，壮烈牺牲。 　　 　　1938年2月9日，毛泽东主席从延安发出电报，指示八路军前方总部和晋察冀军区，具体做好组织部队挺进冀东的准备。他指出：“雾灵山为中心之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部队须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之能力，出发前须做充分准备。”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八路军总部的意见，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迅速派一分区政委邓华率领部队开辟了以斋堂为中心的平西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挺进冀东的基地。 　　 　　在此期间，发动冀东抗日大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冀东城乡和天津紧锣密鼓地进行着。63年前悲壮的一幕，在又一个赤烈烈的夏天到来时，火辣辣地拉开了—— 　　 　　 　　运筹津门 　　 　　1938年5月下半月某一天，天津法租界滨江道基泰大楼五层的会议室，秘密举行了一个决定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暴动未来命运的会议。 　　 　　会议是由敌后河北省委以设在天津法租界的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总会的名义召开的。 　　 　　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的前身是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是河北省委按照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在天津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七七事变后，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在武汉国民政府备案，改建为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建立后，为了推动华北各地组织敌后抗日武装，在原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工作基础上，把工作的侧重点主要放在了华北地区最早沦陷的冀东地区，准备配合八路军挺进冀热边区，在那里率先点燃抗日武装斗争的冲天烽火，大规模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当时，参加这个会议的人都是领导和组织冀东抗日暴动的主要人物。其中有刚从平西抗日根据地归来的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党团书记李楚离，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军事部长王仲华（原名董毓华）。另外几个人，都是本乡本土的冀东人。有时年整整30岁，与革命先驱李大钊同乡，17岁就被李大钊亲自介绍到广州黄埔军校学习，肩负暴动重要领导职责的李运昌；有曾单枪匹马刺杀了冀东伪保安队第三总队队长刘佐周，在滦河下游一带很有影响，手中也颇有些武装实力的滦县马城民团团总高志远（冀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即在其家乡滦县多余屯村召开）；有曾在冯玉祥的部队担任多年军法官，又先后主编唐山《工商时报》，在天津河北工学院工作的遵化县地北头村满族人洪麟阁；还有天津社会知名人士、年近半百的河北工学院教授杨十三（迁安县杨团堡村人，曾就读天津南开中学和直隶省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多年从事造纸工业研究，并赴美国留学三年，其侄子为曾经主持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工作的共产党员杨秀峰）等人。 　　 　　会议由李楚离主持。他详细介绍了刚刚从平西抗日根据地得到的消息和指示。他兴奋地告诉与会人员，在新开辟的平西抗日根据地，邓华同志告诉他，根据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电令，八路军第四纵队已经成立，由宋时轮支队和邓华支队合并组成，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李钟奇任参谋长，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四纵正在加紧准备挺进冀东，要求冀东大暴动举行的时间，要以八路军第四纵队到达的时间为准。四纵拟在青纱帐起来后到达冀东，时间大体在7月中旬。为此，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总会决定立即组建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简称“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部，加紧做暴动的最后准备工作。 　　 　　会议进展顺利，但在研究军区司令员人选时出现了分歧。总会原拟推荐李运昌任司令员，高志远、洪麟阁任副司令员，而洪麟阁等人以高志远在冀东社会的影响面较大为由，提议由非中共人士高志远任司令员。李运昌从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当即表态同意推举高志远任司令员；同时，根据他和高志远、洪麟阁分别主要活动在迁安、滦县和遵化县等地乡村的实际情况，建议在军区之下，总队之上，分设一、二、三路军，正、副司令员各兼一个路军的总指挥，以形成有分有合的鼎足之势。 　　 　　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由高志远担任军区司令员，李运昌、洪麟阁担任军区副司令员，在暴动队伍未形成合力时，在南部、北部和西部各指挥一路军马。同时，根据总会的安排，会议决定由总会军事部长王仲华作为总会代表去高志远处指导和协助工作；李楚离作为总会代表，与杨十三到遵化县农村，帮助洪麟阁发动和组织西部地区的武装起义，准备在那一带迎接挺进冀东的八路军第四纵队。 　　 　　会议结束后，起义的领导人和组织者先后秘密离开天津，赶赴冀东乡村准备发动抗日暴动。 　　 　　 义旗飘满冀东 　　 　　 冀东武装抗日暴动原定在7月16日举行。由于整个形势发生急遽变化，暴动提前10天爆发。 　　 　　天津会议举行一个多月以后，中共冀热边特委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会冀东分会的名义在丰润县田家湾子秘密召开准备开始暴动的军事会议。会议通过了暴动的行动纲领，确定了计划组织的6个总队的番号；同时决定，7月16日为各地统一举行暴动的日期。 　　 　　田家湾子军事会议在6月下旬召开时，冀东抗日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并不知八路军第四纵队已经提前进入冀东地区，并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 　　 　　天津会议结束没有多久，八路军第四纵队就于5月31日从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斋堂出发，兵分两路顺着长城线，开始向冀东挺进。到6月下旬，先后攻克昌平、兴隆等县城的四纵主力到达蓟县的靠山集、将军关、黄崖关一线，准备进入遵化、玉田、迁安等县境。而当时，由于缺乏必要的通讯设备，冀东抗日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对这些情况并不完全掌握，直至6月底，中共冀热边特委才从打入伪冀东道警务科的朱欣陶（上海人，在北京军阀政府大理院当工友和速记员期间被姚依林引上革命道路，七七事变后姚依林利用其五叔姚国祯被聘为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高级顾问的关系，派他打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任秘书，转而得任伪冀东道警察科长）那里得知，四纵已经打到蓟县境内，暴动计划已被日伪侦知，日军正在准备颁布缴枪令，收缴散落在冀东民间的20多万支枪，包括一些民团的武器，以防不测。 　　 　　敌人行动很快。日军指挥各县的伪警防队和保安队，到处搜捕组织暴动的可疑人员。7月4日，敌人先在滦县动手，到多余屯去捉拿高志远等人，被高志远闻讯走脱，敌人仅在多余屯逮住高志远的三个亲戚，枪毙了糯米庄一个民团队长；7月5日，敌人又到门庄搜捕正在准备发动暴动的共产党人张鹤鸣、张振宇…… 　　 　　 形势异常紧迫，暴动必须提前举行。 　　 　　1938年7月6日晚上，七七事变一周年前夜，300多名拿着各种武器的抗日战士在滦县港北村一个深宅大院集合，中共滦县县委直接组织的暴动队伍——由参加过万里长征的红军团政委李润民任总队长，中共滦县县委委员高培之任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张鹤鸣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的冀东抗日联军第五总队在北宁铁路以南地区率先建立，一下拉开了冀东抗日大暴动的斗争帷幕…… 　　 　　1938年7月7日，在七七事变爆发一周年这一天，李运昌和胡锡奎（化名“王瑞清”，当时中共京东特委已与中共冀热边特委合并，胡锡奎任合并后的冀热边特委书记，李运昌任军事部长）以迁安县西庄为基地，在北宁铁路以北地区的迁安县岩口镇组织和领导暴动，建立了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第二路军司令部和第四总队…… 　　 　　1938年7月8日，洪麟阁、杨十三在李楚离的指导和协助下，在遵化县地北头村起义，建立了第一路军司令部和第一总队、第二总队…… 　　 　　1938年7月9日，王仲华指导和协助高志远，还有滦县沿海联庄会会长陈宇寰等人，在滦县马城、胡各庄一带起义，成立了军区司令部，建立了第六总队…… 　　 　　1938年7月12日，驻滦县安各庄的的伪警防队队长周维新在共产党人的影响和争取下，率队起义，并向全国发出宣布脱离日伪的通电；后与在此之前举行暴动的昌黎等地的起义军组成和第五总队联合作战的第九总队…… 　　 　　1938年7月13日，深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影响的卢龙县简易师范学校校长高敬之，自发地在卢龙县无税庄率众起义，成立“华北人民抗日军”；后来，他率领起义队伍兵临古城卢龙，利用自己多年在卢龙县形成的影响和威望，只身在城门之下痛斥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痛骂伪县长的卖国求荣的丑恶行经，把伪县长骂得无地自容，跳城逃跑。起义的队伍未费一枪一弹，拿下了卢龙县城。从此，“高敬之骂开卢龙城”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传为美谈。不久，高敬之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在与第五总队会师后，将自己率领的起义队伍改编成冀东抗日联军第二十三总队，把自己一直敬仰的共产党员阮务德请来担任了政治部主任…… 　　 　　1938年7月13日，中共蓟县县委先后在盘山天成寺和城南杨家板桥接连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发动抗日暴动。次日，县委书记王崇实和李子光组织王景轩、苏甦等人攻下邦均镇伪警察三分局，组建了三区队；同日夜，共产党员白砥中和七区救国会负责人郝希武率众在七区起义，天明时攻克下仓镇伪警察所。紧接，蓟县境内暴动高潮迭起，相继组建了第五、六、十六、十七、十八等多个总队…… 　　 　　1938年7月15日，抚宁县七家寨村的自卫团总许维纯和和奉天南满医科大学学生茹振泰等人率众在起义，攻占台头营镇，建立了临（榆）抚（宁）抗日游击大队…… 　　 　　1938年7月16日，为策应开滦矿工起义，李运昌率领冀东抗日联军第二路5个总队和特务大队占领赵各庄矿和洼里、古冶两个车站，断绝了北宁铁路的交通；紧接，开滦煤矿工人在中共唐山工委书记周文彬等共产党人领导下进行起义，在唐山矿区建立起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工人武装；先后参加暴动的矿工多达7000多人…… 　　 　　 兴隆、青龙等热河境内的抗日健儿也纷纷组织抗日游击队…… 　　 　　 燕山滦水，七月流火。 　　 　　 1938年7月的冀东大地沸腾起来了。渤海扬涛，燕山怒吼，滦河奔腾，工人、农民和各行各业的群众纷纷走出家门，拿起锤子、斧头、红缨枪，还有散落在民间的各种枪支及防匪自卫用的水连珠、金钩、七九、老套筒等，涌入抗日联军的行列。有的人家只有一支枪，哥俩参加暴动后，两兄弟就共用一支枪轮流使用，白天哥哥持枪上岗，夜里弟弟背枪放哨，构成一幅兄弟御侮、全民抗战的壮丽图景…… 　　 　　不少爱国知识分子投笔从戎，成为暴动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如滦县师范毕业生王大中、李越之、高长风等，蓟县简易师范学生王文、张以镜、崔兰英、卜淑英等，数不胜数。在开滦煤矿医院工作的爱国青年李尚武等在老地下党员谷云亭组织和带领下，建立了抗日的野战医院。以芦台邮局职员身份作掩护的老地下党员，常在《大公报》发表文学作品的陈获，爱国知识分子鲍子菁、李杉，爱国青年曹致福，燕京大学医学院学生王少或等，纷纷投身到抗日暴动的洪流之中…… 　　 　　一些东北籍的爱国军人，如于振忠（昌黎第一支暴动队伍的领导人）、苏然（高桥）等活跃在暴动的武装队伍中…… 　　 　　一些绿林豪杰、草莽英雄，如遵化县的杨二（杨占山，在遵化、兴隆边界建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五路军”）、昌黎县的丁万有（在昌黎县南部滦河沿岸自发起义，后与共产党员张其羽领导的暴动队伍联合，建立“华北抗日联军昌黎支队”）等，都组织起了颇有声势的暴动武装。 　　 　　一时间，冀东各地的抗日武装暴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抗日联军各部建立的总队多达48个（尚不包括一些零星建制），远远超过了原定的6个总队的编制。与此同时，各种人物组织的大小规模不一的起义队伍不计其数，潜伏在天津的国民党蓝衣社天津站副站长朱铁军（即陈恭澍）也趁势与一些国民党人一起，在宝坻、宁河、蓟县等县发动起义，建立了有两三万人参加的中央直辖忠义救国军第七路军、第九路军（国民党人组织的起义部队曾一度攻占宝坻县城）。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参加冀东抗日大暴动的工人、农民、军人和各党派、各界人士等各方面力量，多达十余万人，参加暴动活动的群众有二十万人以上，遍及滦县、乐亭、昌黎、抚宁、迁安、丰润、遵化、玉田、蓟县、宝坻、宁河、青龙、兴隆等县域和唐山矿区，形成了惊天地、泣鬼神，震撼日月的抗日铁流…… 　　 　　 整个冀东大暴动显得异常威武雄壮，波澜壮阔！ 　　 　　 铁厂会师 　　 　　一个多月以后。是年8月中旬某一天，遵化与丰润、迁安三县交界地带的铁厂镇，嘹亮的军号声此起彼伏，大街小巷人山人海。 　　 　　就在这一天，浴血奋战已经两个多月的八路军第四纵队与冀东抗日联军组成的声势浩大的起义队伍胜利会师了。 　　 　　乡亲们载歌载舞，欢迎自己的子弟兵。时年28岁，英姿焕发的邓华，与李运昌、胡锡奎、李楚离等人紧紧握手，亲切交谈。当时，古镇内外，到处是欢声笑语。 　　 　　八路军第四纵队的5000余名指战员挺进冀东后，分头并进，先后打下南口、居庸关和昌平、兴隆、平谷、蓟县、迁安等县城，建立了密（云）平（谷）蓟（县）、昌（平）滦（平）密（云）、兴（隆）滦（平）丰（宁）、承（德）兴（隆）平（泉）、丰（润）玉（田）遵（化）等联合县及蓟县、迁安等县抗日政府，像一把尖刀插向了敌人所谓的“满洲国”’境内，在冀热边区连战连捷，有力地接应了冀东人民发动的抗日大暴动。 　　 　　 冀东抗日联军建立以后，兵分多路，四处出击，相继攻克乐亭、卢龙、玉田等县城和唐山矿区，占领了冀东大部分乡镇，致使北宁铁路被拦腰切断，陷于瘫痪。到与八路军第四纵队在铁厂会师时，冀东抗日联军正在积极筹划攻打滦县、昌黎等县城。 　　 　　 这一天，八路军第四纵队指战员和冀东抗日联军的战士举行了大联欢。 　　 　　 自这一天起，冀东抗日联军开始与八路军第四纵队紧密配合，连同作战。 　　 　　铁厂会师不久，中共冀热边特委于8月22日致电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并请转蒋介石委员长及全国将士、抗战团体，报告了冀东抗日大暴动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庆祝冀东的初步胜利，庆祝国共两党及无党派同志的亲密合作”，并表示决心“以坚持的努力，为创造冀热边抗日根据地，配合全国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而斗争”。8月29日，第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叶剑英致函蒋介石，转达了这一电文。 　　 　　数日后，八路军第四纵队党委与冀热边特委，召集冀东抗日联军各部队负责人在铁厂镇举行会师后的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由邓华主持，胡锡奎、李运昌、李楚离、王仲华、周文彬、杨十三（代表洪麟阁）、陈宇寰（代表高志远）等出席了会议。 　　 　　会议经过认真研究，确定了建立、坚持冀热边根据地的方针，决定整训冀东抗日暴动部队，成立冀察热宁军区。会议推举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宋时轮任冀察热宁军区司令员，邓华任冀察热宁军区政治委员，高志远、李运昌、洪麟阁任副司令员，李钟奇任参谋长，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军区下设5个军分区，由高志远、李运昌、洪麟阁在现有起义部队基础上各组织一个军分区，四纵派干部组织两个军分区。同时，会议议定成立冀察热宁行政委员会，由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领导成员、国民党人士刘绍襄任主任，并任命了一些县的抗日政权县长，决心加快建立健全各县的抗日政权，建立抗日秩序。 　　 　　时至9月1日，从延安传来喜讯，中共中央和北方局致电祝贺冀东抗日大暴动的胜利。 　　 　　“……中共中央与中共北方局今以十万分的高兴，庆祝抗日联军反日反汉奸起义的胜利及与八路军纵队的汇合，并向在起义中在前线上死难的烈士及其家属，致以崇高的敬礼！由于冀东国共两党同志及无党派抗日志士的合作，抗日联军与八路军纵队的胜利，已给日寇以严重的打击，摧毁了冀东汉奸政权，发动了广大的民众，配合了全国的抗战。我们相信这一支在抗战中新进、生长、壮大的生力军，定能在冀东各党派各领袖的合作与正确领导下继续胜利，创造冀热边新的抗日根据地，长期坚持抗战，给日寇的野蛮统治以更严重的打击，收复冀东。望你们继续巩固团结，集中注意力打破敌人对你们的进攻，扩大和巩固部队，武装和组织民众，建立冀东抗日政权，肃清汉奸，扩大和巩固你们的胜利，为驱逐日寇，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党中央和北方局的贺电从铁厂镇传遍四面八方，整个冀东大地一片沸腾。 　　 　　 九间房的决定 　　 　　一个多月以后，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象征阖家团圆的中秋节（是年中秋节为10月8日）到来之际，在丰润县境的一个小村庄──九间房村，召开了一个决定冀东暴动部队何去何从的关键会议。 　　 　　村中的一间屋子里，坐满了四纵和抗联的主要领导人，还有从天津来到冀东抗日第一线的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同志。 　　 　　当时，整个冀东暴动的部队面临着一个异常严峻、紧迫、危机的军事局势。 　　 　　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冀东人民进行了震惊全国的抗日武装大暴动，在靠近日本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东北的冀热边区点起了反抗日本侵略斗争的熊熊烈火，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恐慌。这年夏天，日军正在全力向华中地区举行战略进攻，顾及冀东的兵力有限，在冀东基本采取的是守势。夏去秋来，敌人缓过手来，决定进行大反扑。进入10月，华北日军从武汉一带调来一个旅团，准备和部署在长城沿线的关东军、伪满军一起，用十几万兵力分七路南北夹击，东西合围，把奋战在冀东地区的八路军和抗联的部队一网打尽。 　　 　　 本来，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主要是准备在冀热边区开创一个以深山区为主要依托的抗日根据地，以供冀东暴动的抗联部队集结、隐蔽和休整，坚持长期、持久的游击战争。但是，这一战略意图直至9、10月间也没有实现。9月初，宋时轮决定集中四纵和抗联的主力部队攻占青龙境内的高山大岭——都山，遇到了日本关东军、伪满军的顽强抵抗，没有成功。四纵的部队沿长城线攻进伪满洲国的热河境内后，敌人见“延安的触角伸进热河”，急忙在长城沿线布下重兵，阻止八路军再越过长城线，在燕山深处建立抗日根据地。 　　 　　进军都山未竟，四纵党委在迁安县莲花院村（今属迁西）召开大队（团）以上负责干部扩大会议，研究解决办法。会上，多数人的意见，基于冀东地处平原，靠近北平、天津和东北，交通便利，日伪军易于调动等情况，及四纵征战数月，减员严重，弹药缺乏，再不休整难以再打大规模的攻坚战，而抗联队伍庞大，成分复杂，指挥不统一，亟需整顿、训练等现状，提议四纵留下少数部队配合地方起义武装坚持在冀东斗争，而四纵主力和部分抗联部队撤到平西根据地整训，以待来年再返冀东开展游击战争。为此，会议决定，四纵主力准备西撤，留下3个各百余人的游击支队，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其他暴动队伍去平西整训的人数由各路军决定。 　　 　　莲花院会议后，四纵准备西撤，开始着手做一些前期准备工作。而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及晋察冀军区均不同意四纵和冀东暴动队伍西撤，特别指出，暴动的队伍不巩固，纪律不好，不能长途行军，危险极大。9月26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联名致电聂荣臻转宋时轮、邓华及冀热边特委，明确表示不同意西撤，指出：“有全国坚持抗战有利形势与华北普遍的游击战争，加以八路军远近距离的配合，有广大群众的拥护，有雾灵山、燕山、五龙山东西千余里之大山脉便于回旋，冀东地方党有相当基础。根据以上各种条件，创造冀热察边区根据地，创造相当大的军队，是有可能的。但环境是严重的，工作是困难的，必须以高度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克服斗争中的一切困难，坚持统一战线的原则，建立坚决持久抗战胜利的信心，克服起义的新军中不可免的复杂的严重现象。”“在整顿队伍与创造根据地的工作上，必须要有计划与工作中心。我们认为，目前主要的力量在白河以东之密云、平谷、蓟县、兴隆、遵化，以部分的力量在白河以西创造根据地”。此时，宋时轮已带一部分部队运动到蓟县、平谷、密云一带山区，邓华率领的一部分部队尚未西移。 　　 　　10月1日，刘少奇致电河北省委，宋部西移，冀东同志仍应坚持游击战争，并进行创立根据地的工作。 　　 　　10月8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电示宋时轮、邓华，再次表示不同意西撤，指出“目前即将冀东游击队大部拉到白河以西，将要发生许多困难”，“邓华应尽可能争取在遵化、玉田、迁安地区，持久进行整理部队，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同时强调“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但仍“应配备必要的基干部队及干部与地方工作人员在原地区活动，坚持当地游击战争，但省委主要干部马辉之、姚依林等应随主力西进”。 　　 　　接到朱德、彭德怀、刘少奇的电示时，得到日军小林部队的一个旅团已从武汉一带调了过来的宋时轮和邓华等，觉得冀东面临的敌情已经是“万不得已时”，决定“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宋时轮在白河以西地区致电邓华，责成他在丰、玉、遵一带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四纵留下的部队和抗联的队伍向平西转移。 　　 　　九间房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说是商议去、留问题，实际上似乎只剩下向平西转移这一种选择了。 　　 　　会前，邓华已同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和姚依林等同志交换了意见，并同李运昌、胡锡奎、李楚离、王仲华等党内同志通了气，担心的是高志远、洪麟阁等人不想跟四纵去平西整训。 　　 　　 听邓华介绍了有关情况和四纵党委的意见，高志远、洪麟阁等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 　　 　　会议决定，冀东抗日联军的各路军都跟随四纵迅速转移到平西根据地，四纵从每个大队抽出一个连队，组成3个支队，坚持战斗在冀东山地，建立一个军政委员会，由纵队政治部副主任苏梅负责领导，与地方工作人员配合，分别活动在迁安、丰润、遵化、蓟县、密云等县山区，坚持冀东游击战争。 　　 　　 会议还对西撤的路线、顺序做了安排…… 　　 　　 血与火的洗礼 　　 　　秋风萧瑟，寒气逼人。冀东通往平西的山道上，行进着一眼望不到头的抗联队伍。 　　 　　 九间房会议之后，抗联各路军迅速集结，相继踏上了西撤的征程。 　　 　　高志远、王仲华和陈宇寰等人率领的路南暴动队伍，与邓华率领的四纵先头部队，一路西行。 　　 　　10月10日，西撤的第一梯队行至蓟县马伸桥镇一带时，遭到日军激烈的炮火阻击；在山头村带领战士奋勇杀敌的陈宇寰（高志远部副司令），倒在血泊中，成为冀东暴动队伍壮烈牺牲的第一个将领。 　　 　　 ——后来，这一路抗联队伍跟四纵部队一起杀开一条血路，冲过了潮白河（简称“白河”），但队伍伤亡、失散严重，到达平西时仅剩下一千六七百人。次年春天，高志远密谋逃脱平西抗日根据地，被处决；同年6月，为领导这支抗联队伍呕心沥血的王仲华积劳成疾，染病倒下，治疗有误，再也没有起来（时年30岁）。他俩带过去的抗联战士后来都成了杀敌的骨干力量。他们与从绥远黄河套垦区来的抗日先锋队合编为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团，开赴平北，创建了与冀东抗日根据地紧密相连的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根据地，同家乡的抗日军民并肩作战，直至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陈宇寰就义5天后，10月15日，冀东抗日联军副司令、一路军司令洪麟阁，也在蓟县马伸桥镇一带阵亡。 　　 　　洪麟阁被日军的炮弹击中后，忍着剧烈的伤痛继续杀敌，最后身中九弹，以身殉国。 　　 　　洪麟阁牺牲后，在杨十三的主持下，一路军推举李楚离继任司令员，继续西行。 　　 　　当时，杨十三严重的胃病连连发作，在大家的极力劝说下，不得不带女儿杨效昭潜回天津治病。与大家分别时，杨十三发下血誓，待病体稍有好转就转道冀中去平西，表示他将来死也要像洪麟阁一样，死在抗日战场上。 　　 　　——后来，杨十三带着女儿，还有跟随他的几个人，由天津转道冀中、冀南，最终在冀西找到他的侄子杨秀峰（时为冀西抗日游击队领导人）。就在杨十三准备由冀西去平西斋堂村时，朱德总司令获悉他已到冀西，电召他去设在太行山深处的八路军总部。在八路军总部，他受到了朱德、彭德怀的热情接见；他汇报了冀东抗日大暴动的情况，发誓要去平西，以回冀东东山再起。不料，敌人频频“扫荡”，行程难定，在随军转移途中，杨十三的旧病复发。1939年7月21日，他在王仲华在平西病逝一个月后，在山西省黎城县上遥镇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杨十三逝世后，八路军总部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朱德同志亲自主持追悼仪式，并送了挽联。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得知杨十三溘然病逝的噩耗，亲笔题写了题为《追悼冀东抗日英雄杨十三》的挽联：“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对我辈特增担荷；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于先生犹见典型。”…… 　　 　　比起高志远、洪麟阁率领的第一、第二梯队来，李运昌和胡锡奎等人率领的最后一个梯队──二路军的将士，在西撤的路上，走得更加艰险、困苦，遇到的敌人截击、围歼更加惨烈、悲壮。 　　 　　 那些日子，潮白河几乎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 　　 　　缓缓流动的潮白河水面上，到处漂浮着被日军的飞机、大炮炸死的抗联战士的尸体。血水，把清清的河水染得红红。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壮烈牺牲（前后牺牲的有李润民、阮务德等）…… 　　 　　时至10月下旬，李楚离率领的一路军余部，与李运昌、胡锡奎等人率领的二路军受阻部队在平谷县山区的一个村庄汇合。经过两天的激烈争论，李运昌决定停止西撤，返回丰、玉、遵一带山区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至此，参加西撤的冀东抗日联军5万人的队伍，除高志远、王仲华率领的一千六七百人和蓟县、遵化一带暴动队伍的几百人，随四纵主力最终到达平西外，战死战伤，再加上几乎不可遏止的溃散，跟李运昌、胡锡奎、李楚离等人东返的抗联官兵，只剩有6000多人。 　　 　　李运昌等人率领的部队返回冀东腹地后，又与日伪军连打两次恶仗，一度只剩下130多人。 　　 　　 始终坚持留在队伍中的，有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时刻光荣入党的节振国、高敬之等。 　　 　　李运昌在迁安县柳沟峪召开了抗联干部会议。他号召留下的同志坚定信心，抗战到底。会后，他派人恢复地方工作，收拢部队，到年底又集中1400多人，重新建起3个总队。 　　 　　这3个总队（包括西撤时留下的抗联武装），加上四纵留下的3个支队，组合成坚持冀东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 　　 　　历经一场血与火的洗礼后，在冀东抗日大暴动的连天烽火中诞生的“铁流”未被“毁灭”。英雄的战士揩干了身上的血迹，又在血雨腥风中挺立起来了！ 　　 　　遗憾的是，在经历了非同寻常的血与火的洗礼之后，李运昌等人才得知，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是不同意四纵和抗联部队轻易总退却的…… 　　 　　 尾　声 　　 　　 1939年2月18日晚，农历己卯年除夕之夜。 　　 　　火车汽笛长鸣。在唐山与滦县之间的雷庄车站，化装成商人模样的李运昌，登上一节西去的列车。他奉命通过秘密路径，奔赴平西抗日根据地和晋察冀军区，参加研究创建冀东抗日根据地问题的会议，暂时离开了自己家乡这片孕育着又一次更加激烈、持久的抗日风暴的不屈热土…… 　　 　　这一年的初冬时节，被任命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三支队（转年春天改称第十三军分区，即冀东军分区）司令员的李运昌，从秘密通道返回冀东，同政委李楚离、副司令员包森（八路军第四纵队留在冀东山区坚持斗争的第二支队队长，他和他率领的队员们号称“二十宿”，其中有参加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的老红军战士，曾活捉日军宪兵司令、日本天皇表弟赤本大佐；他作战勇敢，指挥有方，于1942年2月17日牺牲在遵化县长城线上的一个山村）和陈群（八路军第四纵队留在冀东山区坚持斗争的第一支队队长，后任八路军冀东军分区第十二团团长，1941年6月2日在玉田境内作战时牺牲）、周文彬（朝鲜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1944年10月17日牺牲于丰润县杨家铺村）等战友加紧创建冀东抗日根据地，经过坚苦卓绝的工作和斗争，最终与坚持浴血奋战在敌人大后方的抗日军民，建立了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十九个解放区之一的冀热辽抗日根据地。 　　 　　 这个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为我军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打开东北的大门，进而建立东北解放区，解放全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至此，在抗日战争初期发生在冀东大地的轰轰烈烈的抗日大风暴，才悲壮地闪烁出了异常光辉、璀璨的光芒，有了一个颇有胜利价值和堪称圆满的历史结局。 　　 　　一个沉甸甸的岁月过去了。历史，英雄的冀东儿女书写的那一页充满热血的历史，将永远定格在我们心中！ 　　 　　 1998年4月初稿，2001年4月再稿于碣阳书斋。

原文原创 2005-11-09 09:23:06 ] 发表于发表者:碣阳书斋-- 董宝瑞  浏览：4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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