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前收到葛阿姨寄来的《徐景贤先生纪念文集》。我翻看好几遍，有很多的照片和文字，那些熟悉和陌生的人，那些旧日熟悉的文字，都让我难以平复内心的感受，尤如逝者再生！ 　　 大约是1995年的初春，我那时住在父亲的楼上，一个周日的上午，父亲来电话说，徐景贤来了，你快下来。我听了一惊，丢下话筒就跑下楼。在父亲的房间里，看到昔日熟悉的身影，徐叔叔和葛阿姨笑呵呵的站起身和我打招呼，我惊讶的发现，小时候认识的那个瘦瘦高高，很精神的徐叔叔，一下子矮了很多，腰深深的弯着，坐在椅子上拿件毛衣围着胃部。叔叔解释说，这是在隔离审查和坐牢的十多年中，长期坐在潮湿的地铺上写揭发交代材料，把腰搞坏了；胃是老毛病了，现在不能受凉。不等我们问，叔叔缓缓的说起这近20年的经历，从“四人帮”被打倒之后隔离审查，到82年审判，被判刑后到提篮桥的情况，家庭的情况，老父亲和姐姐、弟弟的去世、两个女儿的工作、家庭，还有两个小外孙等等。他说，这些年能活下来的重要原因是家庭的支持。葛阿姨在这十多年里每月一次的探望，从没间断过，女儿也轮流去探望。这次出狱，是因为身体情况很不好，葛阿姨写信给邓颖超反映了情况，有关部门批准提前3年保外就医。现在刑满了，所以外出看看老朋友、老同事。 我看着笑着坐在一旁原本瘦削、体弱的葛阿姨，头发花白，十分苍老，感慨万分。 我问，现在可以写书吗，叔叔说，在写，但是必须等3年后恢复公民权利后才有出版权。 我和爸爸都说，要写下来的，那段你亲历的历史。 　　 小时候徐叔叔一家和我家同住在一套公寓中。那是栋坐落在上海西区僻静区域的西式老公寓，楼下有个大花园，是我们小时候疯玩的乐园。大楼里住着很多徐叔叔和父亲的同事。 和父亲那辈人相比，徐叔叔要年轻很多，不过听说很有才华。那时我小，对这些不是很搞的清。只是非常喜欢和他谈话。他是个健谈的人，说话风趣有意思，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经他的口说出来，就是个故事。他是个好脾气，对小孩更是如此。我在8、9岁，10来岁的样子，他就会用慢慢的，讲故事般的语气和我谈话。他后来与人合作的剧本《年青的一代》，在写作和改编的过程中曾经就把故事的片段讲给我听。《生命似火》一书中的彭加木、程德望等人的故事在出书之前也都陆陆续续的给我讲过。 　　1962年后的那几年，大楼里的小朋友们组织起了“红领巾小队”学习雷锋。除了做好事外，每周有个节目是学习唱歌，教歌的是父亲原来的同事童惠元叔叔（那时童叔叔在中国唱片厂当厂长，据父亲说童叔叔以前搞过群众歌咏活动），唱完歌，是徐叔叔讲故事，那是大楼里很多小朋友非常渴望的。记得有段时候讲的是“小钢炮的故事”，不知道那是个真实的事情，还是个小说。每次叔叔讲到关键的时候，就说吃晚饭的时间到了，大家回家吧，下个星期再讲。无论大家怎么恳求再讲一点，他都笑着不再讲了。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日子。 　　1963年的国庆节假日，在大楼的花园里，徐叔叔替红领巾小队的同学们拍照片。轮到我们几个时，大家呆板地站在那里，叔叔举着相机说，你们大家严肃的看着我，不要笑啊，要拍了。说完，我们顿时笑的前倾后仰的，就这样拍下了这张表情“严肃”的照片。 　　 文革开始，我从曾经的激情到困惑。直到徐叔叔的“内部造反”， 令我们变得对造反派十分愤怒和反感。 其实那时的我们不懂政治，更不懂党内斗争，只是因为后来局势的发展给我们的家庭和自身都带来了危害，让我们对文革产生抵触。 我曾孩子气的决意不再理会这个“徐叔叔”了，不论他当什么样的大官。不久，他的家搬出了大楼，几年后他成了上海市委书记，中央委员。 不过那时，我和我的小朋友们已都远走他乡，插队去了黑龙江，远远的离开了上海。 　　 这些年，人和人的关系慢慢的恢复了正常。徐叔叔来访之后，我在过年时总会写明信片拜年，有时打个电话问候。几年后，叔叔来电话告知他家已搬到徐家汇，关照我常去玩。 　　 2004年过年前，老弟去香港出差，在机场买了徐叔叔的新书《十年一梦》，马上拿来给我。春节休息一口气看完，给徐叔叔拜年的电话里，神叨叨的告诉徐叔叔，我已看完你的新书。叔叔电话中惊讶地说，你怎么已经看到，我自己都还没有呢。我这才知道，因为香港版的，大陆买不到，我是捷足先登了。叔叔请我把书拿去给他看看。我去了他家，这时他才第一次看到正式的出版物。他给我的书签上名字。叔叔问我的感想，我说了我的感受，也提出了其中有所疑惑的地方，叔叔说，你看的很仔细。 然后，用他平缓的声调，述说写这本书，出版这本书的经过； 述说书中某些章节的背景。告诉我他写这本书的态度，记叙历史，留后人评说。我很感叹徐叔叔有如此好的记忆力，感叹他能这样正视自己曾经历过的历史，也感叹他能在大起大落后有着这么平静和坦然的心态。我总想，叔叔在书中记述了当时“造反”的背景，如果我身边的那些大人们，也得到这样来自最高权力的“提示”，有谁不会很努力的去做，去执行呢？！ 那时有几个人，哪怕是知识分子还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呢？ 　　 这些年里，过年过节，我总会去看望老两口，聊聊家事。他的家也和很多人家一样有着不少难念的经，比如下岗、孩子读书、经济困难等等，不过叔叔从不抱怨，总是用一种平和的、实际的态度对待这些。 更多的时候是和徐叔叔交流时局的看法，历史人物、历史的事件，新的出版物，还有新的思潮。 像小时候一样，我还是那样的喜欢和他的谈话。每次和他的对话，都使我受益很多。徐叔叔还总是说，陈星，你一个搞工程技术的，对文、史这么有兴趣，真不容易，还是得了你父亲的遗传。 　　有时，有小时候的朋友要去见他，我会去电话相约， 徐叔叔身体的平衡系统不好，没有搀扶站不稳，却总是很热情、平等的接待这些后辈。 很有兴趣的听我们谈不同行业的工作、发展。尤其是一些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行业，像金融、投资、咨询业。 交流、讨论各种来自于国内国际的观点和看法。 平日里徐叔叔也上网，查询，阅读资料，还常常通过email发给我相关的文章，与我在网上交流一些事情。 他对新事物始终保持着好奇、新鲜和好学，我常感叹，这是很多比他年轻得多的中年人都没有的精神。 　　 去年秋天，好友从美国回来，正商量着一起去看望徐叔叔，却得到他突然去世的消息，我和好友都无法相信事实，痛惜直至。 我下班赶去徐家，看到徐叔叔的遗像两边的条幅上这样写着，“用权不徇私，有错善反思； 人品贵真诚，勤奋伴一生”。 泪水慢慢地打湿了眼前的这些字。 　　我们一起去复旦医学院遗体捐献处参加告别式。 2001年我父亲也曾在这里举行告别式，在这间低矮、简陋的解剖实验室，徐叔叔夫妇曾经在大女儿的搀扶下来这里向我父亲告别，还见到不少原市委宣传部的同事。时隔6年，这里已经过修缮，我和女儿来这里送别徐叔叔，送别一位智者，一位朋友般的长者。 　　 2008年9月15日

浏览：3397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8/10/1 10:3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