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徐景贤的名字,已经是文革。
但其实,我应该早就知道他。只是,没把名字和曾经感染过我的艺术形象联系在一起。 我喜欢看书,什么书都看,看见同学手里有书,更是千方百计一定要借到手。小学时,一次,一个同学在看一本书,看得很投入。我向他要求让我翻翻。一看,书名是《党的儿子穆汉祥》。我那个年龄根本不会注意书的作者是谁,但这本书的封面我到现在还记得。五十多年过去了,我看过多少书,到现在还记得封面的,只有这本书,以及《青春之歌》,《红岩》。 徐景贤的这本书印刷纸张有点粗糙,当时好像正处于大跃进后的经济衰退时期,书籍的纸张都很糟。但书的封面非常醒目,好像就是以红色和黑色为主色调,一个青年的半身画像,敞着衣襟,一只手指着前方。我用半天时间读完了这本书。 从此,我知道了有一个名叫穆汉祥的大学生,为了我们的幸福,牺牲在黎明的前夕。从此,我还养成了一个下意识的习惯:每次去交通大学,都一定要去穆汉祥的纪念碑前走一下,哪怕绕道,虽然我不是交大的学生。不为什么,我只是非常敬佩这位热血青年,我喜欢他的理想主义。而对他所有的印象,都来自徐景贤书中充满激情的描绘。 后来,上中学,那个年代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什么都讲革命化。学校号召考不上高中或大学的学生去新疆,我同学中真有人不考高中就报名去新疆者。要知道,我就读的51中学是市重点中学,那个同学功课非常好,完全可以考上高中。 这个同学的激情,有一部分也来自徐景贤的作品,那是部话剧,不久又拍成电影:《年青的一代》。年青的一代,这个名字起得多好多有激情。我们那时正被毛泽东的话燃烧:“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部话剧更激起我们的使命感。 学校组织我们去看青年话剧团演出的话剧,电影出来后又组织去看电影,回来后还组织讨论。 我还是没有注意作者是谁。但话剧中充满激情的台词正符合我们憧憬英雄的年龄。我当时甚至还能背出林育生读的遗书。背得出遗书的不止我一人。那年国庆,学校进行文艺演出。学校话剧队演出的节目就是林育生读遗书那场戏。扮演林育生的,是我班上的同学,电影演员凤凰的儿子柳启宏。 这个话剧和电影给我的影响是:我当时下决心,将来考大学报地质专业,像萧继业那样为祖国寻找埋在地下的矿藏。 文革开始,我正读高中。一天,一个爆炸性新闻:市委写作班集体造反,带头的是徐景贤。 徐景贤是谁?我问别人。 他你都不知道?!他就是《党的儿子穆汉祥》和《年青的一代》的作者。 我这才知道徐景贤,这两个燃烧过我的作品作者的名字。 写出那样热情作品的作者一定是个热情的理想主义者。以后我便注意徐景贤的轨迹。 但是,我很失望。因为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徐景贤和他描写在我心目中的热情差去很远。他的报告,远没有他的文艺作品那样充满感染人的激情,给我的感觉是处处谨慎小心,行事唯张春桥为是。 我从来没有见过徐景贤,我只是从他的报告中感受他的特质。因为对文革的反感,徐景贤文革中的那些讲话,可能仍然有激情,但是不再能够感染我,有时给我的感觉像在做文字游戏,与风行一时的文革套话一样带着强词夺理。再后来,我对文革彻底迷茫,对所有大首长的讲话,甚至毛主席的讲话,都失去信任。 文革结束,从报上看到徐景贤被判刑,我曾想,他在文革中怎么会不感觉老百姓对文革的愤懑,难道文革的禁欲紧锢就是他理想的主义?难道文革的高位就是他激情和热情的燃烧之处? 第一次见到徐景贤,已经是文革结束快30年。在一个茶馆,我见到了撑着拐杖的老徐。岁月真是摧人,监狱岁月更是摧人。 但是,当我们开始谈话,开始交流,我原来感觉中的那个年青一代的老徐又回来了。他的思路极其敏锐,仍然充满了激情。只是,这种激情已经不像他年轻时那样外露,而是深沉内敛得多。在他身上,还增加了我过去感觉中所没有的东西,那就是尊严和独立,而且更多了一份洒脱。那是一种真正的置一切度外的大彻大悟,是当党的喉舌时的徐景贤所不具有的。我肃然起敬。 老徐毫不留情地反省和解剖自己。我采访过太多的文革人物。像那样解剖和反省自己的,只有老徐。有些分析,是深层次的,一般人不会把它拿出来见人。例如他在《市委写作班的来龙去脉》一文中,分析自己当初预测何时能当到领导干部的心理,很生动,又很深刻。他著书,写回忆文章,不管有多大压力,他要把这段历史留下让后人评说。他忏悔,向许多人为过去的事道歉,是那样的真诚和透明。我又感受到他特有的激情和热情。只是,这种激情和热情已经转化为思考,转化为对民族的忧虑。 老徐的经历是一本沉重的书,又是一本珍贵的书。我原以为,我会有充裕的时间,和老徐回忆、讨论那个时代。却没有想到老徐会忽然离去。这是历史的损失。 如今,理想主义似乎过时,但我一直怀念老徐。我年青时老徐在我心中播下的理想主义火种不会熄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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