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主兰印选》近期由上海书店编辑出版，该集荟萃了潘主兰先生自青少年至今印作294方，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先生印艺的风貌和嬗变过程。 　　"泥古人终属蠢才，继承发展漫疑猜。”潘先生在六十余年印艺道路上以“学古希古心”为创作准则，综观《印选》作品，既是传统的延续，却不是去移植古人的面目。其善因善创，章法、字法。刀法上路数多变，印风看似平正光洁，无奇无巧，但细细品味，却妙趣横生，意境深远。 　　先生治印不拘泥一种字体，不墨守一种体势，取资甚广，凡汉木竹简、战国帛书多所借 　　鉴，触类旁通，巧施入印。从《印选》中可见，他的印字从来不以其擅长的甲骨文入印，而是多取资秦汉器铭文直至今体字，创作出许多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篆刻作品，先生于印字讲究笔划的摆布，辩证地驾驭一个“破”字。印文在平方正直之中，破一二笔作倾欹状；在圆融灵活之中，有一二笔作凝涩状，顿使方寸之中，顾盼生姿，优美动人，使观者得耳目一新之娱。 　　先生治印对刀法独具见解，指出所谓的冲刀、切刀应作为金石刻刀法来解释，含义就更加确切。笔道长的用“划”是冲；笔道短的用"刻"是切。用刀关键在于灵活，或冲或切，或缓或急，或轻或重，均可视情况而妙运，然后能达到完美尽善，便为佳品。运刀切忌“刮”、“局促”、“紧迫”、“轻滑”，刻刀宜大些，用大刀刻小印，益显道劲稳厚。先生的印章进款也充分体现了他的用刀，劲峭清丽，得汉金神理，具六朝碑铭格调，更涵契刻味道，边款与印面相映成辉，组成有机的整体。 　　先生对印学研究至深，所著《谈刻印艺术》、《近代印人录》、《寿山石刻史话》和论印诗文，都有不同凡响的见地。他的一首论印诗云：“朝习操刀暮印人，乏金石气腹终贫。不知款识为何物，多事牢骚议汉秦。”旨在说治印，功在印外，不是一朝一夕便能成功，胸次墨计很必要，不认为印有书卷气、金石气为迂腐。谓最怕的是染上那不可医的江湖气、丑怪气。先生对学习刻印途径，形象地以“手眼胆”三字来阐微扬宏，认为坚实的手刻功夫虽有根 　　基，但要做到不滑，务必对所刻的印有特别“会心”或“情趣”，运刀自然，方天机妙成。先生曾以齐白石用刀一意横冲直撞，任其笔道呈现锯齿，为不足借鉴。服力须高明，要多看名家、流派印谱，以拓宽视野，不要盲目崇拜有名望的人，以免见神拜，见鬼也拜。先生常提醒初涉刻印者，对时下流行的那些庸俗的作品，千万要当心。胆子大，是对每方印的写法、 　　刻法在非常细致考虑作出全面安排与决定之后，下刀一气刻成。那种“大刀阔斧”任意锤凿，对于文字笔划妄加增减，并不是大胆，其实无真本领，乃江湖技击。先生认为，评印和刻印 　　互相关联，值得重视。评印能把篆刻创作推向高层次，对提高刻印水平、修养有裨益。反之，缺乏正确识见，就失去正确理论的指南，靠瞎摸治艺，必然徒费心力时光，就失去正确理 　　论的指南，靠瞎摸治艺，必然徒费心力时光，事倍功半。因此先生每每对求教治印秘诀者云：“由读印到刻印，由刻印到评印，再由评印到刻印，此三步曲乃治印秘诀。” 　　先生治学治印始终坚守自家旨趣，认为要做到人人都说好。都满意，是很难的，亦不必要。并以唐朝文学家韩愈为文“自以为好，人必以为恶，小称意人亦小怪，大称意人必大怪”事例为证，强调不必计较人们言是言非，曾刻“自己文章”一印自勉。 　　宋朝黄山谷谓“临大节而不可夺，此木俗人也。”珠江贺自畏以“不俗”称潘先生印艺境界，可谓持论中肯、意味深长。先生立身修业，重在涵养，对声华荣利淡然处之，不邀于誉，不畏于诽。对人品。学问，艺事三者，先后有序，常言欲善艺事，必博通学识，以立德为本。 　　先生内向寡言笑，不善交游，尤耻炫耀，平易近人，与人友善而不苟同。“不矜名节不鸣高”、“盛名愈觉关门好”，这些诗句是先生自我的真实写照。 　　时值篆刻界对十年来印艺创作的得失进行总结，反思之际，《潘主兰印选》适时出版，无疑有其现实意义。“本之固者其实喜，膏之沃者其光晔，学之逐者其术精。”这是杨贡南先生为《潘王兰印选》所作序言的节录，谨引以为本文的结束语。 　　 　　（作者系福州市文联副主席、福州市书画研究院院长） 　　（原载《书法报》1990年5月 23 日收入书法报社编印《当代书法篆刻90人》 ）

原文1990.5.23 发表于《书法报》  浏览：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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