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经济史的学习可以说分两个阶段：一是我对经济史学的初步认识；另一是我在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史学学习。 　　南开大学的经济学教学跟我走上经济史学研究的过程 　　南开大学当时学科并不全面。理科方面只有数学、化学师资比较充实，有几个比较有名的教授，例如数学的姜立夫，化学的邱宗岳。在社会科学方面非常零落，中国历史的教学师资尤其单薄。一般来说，在当时的南开中国传统学科都说不上有什么有名的师资，学校对文科教学也不重视。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之后多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人。在历史、外交史方面有些年轻的教授。就是在这方面，南开当时好象也是暂时的师资周转站。有些后来比较有名的教授如蒋廷黼（历史）、萧遽（经济）、萧公权（政治）、李继桐（生物）等从美国回国后在南开待一个时候，就又由名气和待遇都较高的清华转聘去了。 　　南开在这一方面的形势有一点扭转是从经济学方面开始的，是从何廉教授（1895－1975）的经济统计研究开始有了比较显著突出的转变。何廉可以说是在中国大学里边教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的第一人。在这之前，大学里有社会科学的教学差不多都是贩卖外国的东西，而几乎没有人谈教学中国经济的课程。这方面的工作是在研究机构当中如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上海），社会调查所（北京）来做的，学校里差不多没有搞这方面的研究，也没人搞以中国社会为内容的教学，只有在中国的外交史这方面有人教。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具体研究大概从何廉及其机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开始。当时具体的研究内容就是中国的对外贸易还有物价指数，具体指数的统计名词是从南开开始有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应当对何廉何先生有公平的认识，对他的事业有正确的评价。 　　何廉是湖南宝庆人。早年他是通过教会的关系到美国去，在美国上大学，是耶鲁大学的博士。他是当时美国一个很有名的经济学家费暄（Irving Fisher）的门生。何廉归国前，费暄还赠送他五百美金，何后来用于为南开购买图书。费暄的指数理论和编制是世界最早最有名的。何廉曾作为他的助手参与指数的数据收集和编制工作。中国编制指数（index number）可以说是由何廉在南开开始的。何廉在南开创立的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利用申请太平洋协会（IPR）（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提供的经费在南开搞社会研究。关于中国的物价调查，外汇指数，在大学里是从何廉在南开开始的。在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前文的上海北京）好象都没有具体的调查研究，特别没有指数方面的。所以南开在这方面是有贡献的。抗战时期，何廉还进行了重庆物价指数的编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调查的风气，在大学里的兴起，是南开开始的。 　　大学的社会科学教学也开始走上中国本身的社会科学研究道路。对于南开经济学教材，何廉也进行了改革——尝试用中国材料作教材。在20、30年代，南开的各科教学大多用外国教材。例如，在经济学方面都用当时美国大学通用的教材，如经济学原理用Fairchild的，财政学用Lutz的，经济思想史用Gide的等等。这在当时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没有中国的这方面的教材；教师多是从国外刚回来的，对国内的情况也不熟悉。搞财政学从前也不讲中国只将外国。何廉极力想扭转这个局面，从这个时候开始用中国材料作教材，也包括中国地方政府内容。这时他和李锐合编了一本财政学的教科书，开始一个运动。我认为这些都是重要的、有意义的。最重要的还是搞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的情况。这也不仅是为了教科书的改革。 　　 为了训练农村复兴运动的发展急需的人才。南开经济研究所跟北京协和医学院（PUMC）、燕京、清华和金陵等大学联合在1935年成立一个叫做“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的组织，何廉被选为主席。 他对这方面的工作是重要的推动力量。 　　南开对中国社会经济情况的调查研究，除了指数、外贸、生活费、物价调查等是重要项目外，还有各种工业的调查。讲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南开的方显廷教授（1903－1985）。 方先生在南开进行调查研究写的东西很多，差不多天津的地毯、棉纺织业、毛织工业，他都有著作。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也是作为充实大学的经济学教学内容的一个方面。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调查研究工作很大部分是由方显廷主持进行的。方先生1927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工厂制度在英国的胜利（The Triumph of the Factory System in England）”。这篇论文对英国工业革命的研究也是相当有名的。据说英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时苦于缺乏有关资料，后来发现了方先生的这篇论文，才填补了这项空缺。由于方先生对英国工厂研究的经验，对天津工业的研究他也搞的比较深入，例如关于中国的棉纺织业的调查研究。更重要的是南开由何廉和方显廷开创了对中国社会经济在工业方面的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到了三十年代就完全由方显廷主持天津工业调查研究。 　　南开的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努力方向是要把经济学教材生活化，同时充实内容。在这个目的之下就要加强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方显廷先生对天津工业的研究。 　　何、方二人除了以上讲的农村和地方财政方向的研究之外，他们对城市工业、中国工业化方面最早的一个大概的轮廓研究就是1929年出版的何廉和方显廷合作的著作，叫做中国工业化的程度和影响（The Extent and effect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Tientsin，1929）。接着是关于天津的工业化，河北省的工业化或工业发展。接着是1933年方显廷写的中国的农村工业，以及关于中国的工业资本、工业组织等，还有一些其他著作。两本规模比较大的专著。一部是关于大型工业的。另外一部是几个比较地方性的工业专著。 　　我当时是南开大学的学生。和学生有关系的出版物是一个学生自己办的刊物，用于刊登一些活动的消息。我虽然在上面也写稿子，但是跟我的学习进修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南开社经济委员会何廉、方显廷办的刊物，还有天津大公报每周由南开主办的“经济周刊”。很多调查研究的文章在那里发表。我也在那里合作发表过文章。 　　那时侯（三十年代初），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有关的事情，是这个时候英国的一个著名经济史学家叫做RH.Tawney，对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访问。Tawney在当时是英国一个有名的经济史学家，也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当时英语国家出版的唯一经济史学杂志的编委。他在当时为了研究中国的经济，由何廉、方显廷邀请到南开大学来访问，在南开住了一个时候。后来他出版了一个有名的著作，叫做“Land and Labor in China”。出版以后这本书变成一个这方面的经典著作。它的原始材料就是在南开的访问以及何廉、方显廷他们的著作为依据的研究成果。他的著作另一方面也使南开经济研究受到国际的重视，可以说是互为因果：南开经济研究的地位也提高了。不但他们自己的著作在国际有些影响，而且在当时，通过天津《大公报》出版的一个经济周刊，在国内也有广大的读者，南开经济研究在国内的影响也扩大了。南开其他的刊物主要是英文，象Tawney的是他自己出版。后来又翻成中文。所有这些对我一个大学生都没有直接的印象。虽然在《经济周刊》也发表过文章，也编辑过，但是关系都不是很大。当时我作为一个学生，经济生活发生最大的影响，还是1933年以后当时的四大商业银行“北四行”（金城、盐业、中南、大陆）交给南开一笔数目可观的奖学金。成绩优秀的大学学生通过审定，可以每年获得360银圆的奖学金，南开大学当时一年的费用都包括在里头。我就是这个奖学金的获得者之一。从此我家里用不着掏钱，这个对我是一个负担的减轻，是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在这之前我父亲已经没有收入了。我母亲在乡下一度要为我的费用出去向亲友借钱。从这个以后，不但不用借钱，我学费等费用都可以自己负责，不用家里寄钱。 　　四行里“盐业”银行的吴鼎昌的捐款，条件之一是接受奖学金的学生要认他为老师。我在三十年代就到吴鼎昌在天津的家里去过。后来吴鼎昌成为南京政府的事业部长，在南京我曾经拜访过他。我在到美国之前也到实业部去看过他。（吴字前溪，亦为天津大公报董事长）。 　　何廉、方显廷两位先生生前都有回忆录出版，内容翔实可读。何先生虽直到解放未真正离开南开，但自1936年即参加了国民党政府工作，历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经济部次长等职。他于1949年解放时去了美国，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56年后，帮忙搞该大学的中国口述传记的科研工作。作了一些中国要人的口述历史。他的口述回忆也是其中的一项，对侧面了解那个时期的一些政治经济情况也很有意义。 　　口述于2003年3月中 　　修改补录于200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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