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John K.Fairbank 1907-1991）是我最早认识的少数美国学者之一。其余的人多半是我老师辈的人物。 他后来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十分卓越，但基本上是我同一辈的人物。 　　我认识他的时间比较早。从一九三六年起就同他认识。在以后一直到他1991年去世的长期时间里都有不间断的联系。他是我认识的唯一的同辈联系时间最长，关系密切的人物。他后来在美国学术界不仅是地位相当卓越，而且是很少数的有世界地位的著名学者之一。 是我同一辈的卓越地位的西方学者。这不仅仅是由于他的专门学科是中国学，而主要是下面这些特点： 　　第一点， 他不只是中国学“大师”，而且是中国学的“推进者”。中国学在他手里有不少的质的改变。在他自己书里称中国学为美国对华关系的写照。而他自己成为这种关系的制定者和推进者之一。 　　其次一点，过去研究对华关系的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在十九、二十世纪的世界地位时，差不多都是以评论者或第三者自居。而他则同时是这种论述参与者或者制造者之一。换言之，过去外国研究近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差不多都以优势眼光看中国历史。而他则是以平等或者希望改进或者是同情中国的眼光来研究的极少数人之一。这一点从费正清的研究中国学的经历可以看得很清楚。他是一个从学生时代，很年轻的时代开始研究中国学的学者。他研究中国的历史可以说从大学毕业以后就开始。他到中国来，中国学搞的比较深透，时间也比较久，从中国的文字开始搞中国学，不象有的搞中国学的人只是一知半解。他主要是搞中国的近代外交关系。但他所研究和知道的不只是近代，也有上古以来全面的历史。他研究中国的近代关系，自己曾经参与过中国具体外交工作，认识的中国朋友比较多，而且知道中国的过去，当代的问题，当代的关系。所以他不但知道中国今天地位跟国际关系，而且知道中国在历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他能够编辑剑桥的中国史。因为他知道中国文化，这些从古代以来的关系和发展。同时他能够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世界地位。这是由于他的历史的知识面比较广阔。为了要能够判断中国的地位，一定要了解世界文化传统的大概情况，懂得一些外国文字。最根本的一点是要能够尊重中国的文化，尊重中国人。 　　第二点， 费正清的中国朋友相当多，对其中有的人，例如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他一生很早从年轻时代起的朋友。通过梁思成夫妇的关系，同中国许多其他方面的专家学者譬如清华大学的许多专家学者，象金岳霖等，他都有比较深切的友谊，也因为通过这种关系，让中国的学术界中国的许多专家学者知道费正清是一个学术界的人，而不是政客或者商人。这样尽管在有的时期在中国的有的方面也对他有所怀疑，说他是什么特务。他仍然以十分坦然的心情成就中国的事业，对中国朋友真诚友好地往来，以至于到最后在他已经晚年的时候还亲自到中国来了解情况，来看望中国朋友。他在最后一次1973年随着当时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来中国时，中国的有关方面虽然让他来中国，来看朋友和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情况，但同时对他还怀有戒心，对他所要接触的事情，所要看望的人投以怀疑的眼光，甚至于布置人要窃听他们的谈话和防范他们的活动。但他依然在各种座谈会谈他的意见和希望。蒙代尔到北大礼堂作报告时，他见到了我。后来找周一良和我去北京饭店同他见面谈了一回。 　　由于费正清已经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他是剑桥中国史的编者之一。在哈佛他原来是中国史的教授，后来成为中国史研究中心主任。这个中心以后改为费正清研究中心。对他这方面研究的成就不必多说。只说几点个人对他的体会： 　　一是他的勤学；二是他对中国的友好。他研究中国东西从最基本的中国文字开始，历史相当长久。他在年轻的时候在哈佛是年轻教员。来中国研究中国学。他在清华教过书，因此认识友好的中国人相当多。其中大家都知道的是梁思成等。我们的交往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地点在美国哈佛大学。在三十年代后期也就是我在哈佛读书的时候，他家住在一个叫Winthrop Street，距离哈佛学校yard很近的一条街上，一个小楼房，那个时候他地位还不高，还是个年轻教员，instructor。在1936年我初到哈佛的时候，也住在Winthrop Street的一家出租房里。但由于我当时并不认识他。我同他相识最初是由巫宝三介绍的，在认识以后，往来就比较多。那时我们在那读书的有些中国学生到他家做客。记得一次他请的几个中国同学已经来了，坐在楼下客厅。那个时候他一个人还在楼上工作，偶尔下来招呼一下又上楼了。他的夫人Wilma担任招待，12点了才带着大包小包食品回来。记得他曾到我的住处来看过我，还曾自己开车邀请我们夫妇到New Hampshire他岳父家的别墅去住过两天度假。他岳父Cann教授,是哈佛的生理学教授。我们在那里游泳，也认识了当时还很年轻的另外一位历史学家叫做Arthur Schlesinger Jr。他当时是费正清夫人妹妹的朋友。这个年轻人的父亲是当时有名的美国历史学家。他后来在美国历史学界颇负盛名，曾任肯尼迪总统的顾问，确实相当聪明，有才气，也很自负，关于他的议论很多。我们和他一起在那两天中一块游泳，打网球。只是后来听费正清的夫人Wilma说，这个年轻人和她妹妹三十多年的婚姻后来断了。从New Hampshire回来后我和费正清的往来并不很多，往来比较多还是在我回国在抗日战争期间以后。 　　由于费正清学术上的成就，许多事迹都已经有了著作。我们只要知道他是《剑桥中国史》的两个编者之一；知道他在哈佛大学创立“中国历史研究所”，后正式挂牌叫做“费正清研究所”；就可以知道他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贡献有多么重要。无须我们去细说，只在这叙述几件没有为他人说过的小事，就足以说明他与中国的关系。 　　一件事是1943年，我为了收集史料到四川李庄，李庄是中国中央研究院在抗日战争时期为避免敌机轰炸的临时驻地。当时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所等都在那里。没有想到费正清已在我之前去过这个偏僻的地方。他是在这时去看他的中国老朋友中国建筑史专家梁思成夫妇的。梁思成当时在历史语言所工作。他夫人林徽因还在病中。李庄本来是川西宜宾附近的几十户人家的一个村落，过去可能很少为人所知的一个小地方。而费正清竟在40年代初就去过那个地方。这一方面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友谊同时也可以说明费正清了解中国的深入——中国很偏僻的地区都有他的足迹。我为了看看是否在抗战期间也能做中国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工作，在1943年到过那里，在那里受到当时中央研究员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先生的接待，也认识了在那里工作的如全汉升、丁声树等史学家、语言学家。当时已经知名的明代经济史学家梁方仲则因当时正在外地未能见到。但我所没有想到的是费正清在我之前已经去过李庄。 　　太平洋战争爆发，费正清入伍，来重庆在美国驻华使馆美国新闻处工作。战时重庆生活相当清苦，在那里他得过一次肝炎。我曾经请他到我在南开经济研究所的住所做客几回，并请他为研究生作过报告。他跟中国的关系相当密切，曾随马歇尔去延安参与国共调停工作。1981－1982年，我作为西德自由大学的客座教授，回国时打算取道美国，费正清还约我到哈佛做两次报告。可惜当时我们的政府不同意，一定要我先回国内。这个计划就告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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