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35年考取清华留美庚款，赴美学习经济史学。经济史在当时是一门未经探索，没有多少人研究的学科。 　　按照当时的规定一个学生在考取以后必须在国内学习一年。了解这一门学科的情况以后在第二年再去国外学习。这样，我到1936年秋天才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学习。当时1936年是哈佛大学建校300周年纪念，有很隆重的纪念活动。活动之一是邀请世界上有名的学者去讲学。中国首先去讲演的就是胡适。在到哈佛活动期间胡适对中国的留学生接触相当多，我跟他也有接触机会。他的一次公开演讲好象是关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文化移借。除了他的公开讲演之外，更重要的是同我们中国留学生接触。这是我第一次碰见他，可能是清华公费留学生的关系，与他之间的接触相当多，从这些接触当中我对他的印象相当不错。 　　在哈佛大学本身的300年纪念“Tercentenary”，是一次很隆重、规模很大的纪念活动。在美国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也有相当重大的影响。我刚到哈佛的第一天晚上也是它那个三百年纪念活动刚开始。整个地区的天空上面有一纪念的标志。是拉丁文写的“Veritas”（真理）——成为美国乃至西方当时教育追求的统一标志。说明大学教育要追求的是科学、真理。以前包括关于宗教、伦理意识的特立关系。不只是一个学校而是整个西方大学同意追求的共同理想。在当时对我们确实很感到鼓舞，感到一个新的方向。 　　哈佛经济史学的学科课程。哈佛大学在三十年代的学科设置，到他三百周年纪念活动时，已经是很大了，一共包括十几个单独的学系。他的学系有哪些，有多少，我一直都不十分清楚。我去学经济史学是在经济学系。经济学系是他的文理学院（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的学科，文理学院跟当时的商学院、法学院都是分开的。这些学院每一个学院都有自己独立的教学配备、教授师资，也都有自己单独的建筑设施。其中法学院跟商学院的建立都是比较后起的。但是自己都有独立的校舍建筑，在美国及至西方的教学、学术界都相当有名。经济学所属的文理学院是这些学院中历史最久的。哈佛当时的三百年实际上就是指文理学院来讲的。文理学院房子宿舍都比较陈旧，就是在当时叫做哈佛广场“Harvard yard”里头，也就是在哈佛最早就有的校舍里头。商学院是新的建筑，不在“yard”里头。而是跟哈佛广场隔一条河，叫做查尔斯河，是新的房子，有不同的教学制度、教学设施。商学院是完全独立的部门，跟其他任何社会科学部门没什么关系。我没有去听过他们的课，他们好像另外有个案方式。但是我不知道在课堂上这种个案教学如何进行。经济史是他们的商业史部分。无论怎么样，商业史和经济史怎么划分，是不是可以划分，是我需要注意的问题。从内容上说，经济史没办法和商业史分开。我跟商业史教授NSB Gras遇见过几次，但却不是在课堂而是在查尔斯河畔傍晚散步的时候。这位教授很有名，在二、三十年代些国很多经济史方面的著作。在这种场合他很愿意和我接近，但是从来没有提到他的商业史教学内容。他知道我是学习经济史的，也从来没有问起我的经济史专业在学习什么内容。我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原因是Gras和经济史教授即我的导师之间个人关系据说不怎么好，相关传说很多。除了上述两人外还有著名的Cole，也是哈佛在这方面的名人。但是他们好像都不互相往来。我自己和他们接触的经过也给我这样一种印象，就是他们之间可能由于学科相当接近，同行是冤家。为什么如此，是不是门户之见始终是一个迷。同一类的学科，社会科学里不同学科的分工合作问题我觉得恐怕中外都有各种流派的分别。这一点上国外似乎比我们中国还要显著。拿经济史作为一个学科来说，我觉得他们由于时代先后，学科发展攀比好像更多。这个问题的原因，不同流派的具体区别，攀比分歧众多。 　　经济学系所在的文理学院历史悠久，制度设施比较严格，有些也很特别。 很简单的很有意思的例子：哈佛老的图书馆里面女学生不能随便进去。进去要特别批准，也只能在一间单独房子里。不能到书库里去。除非在暑期学校时候。哈佛文理学院图书馆里也不能抽烟。此外，进去出来带的书要经过特别的检查站，有个人在上面检查每个人的书包。之所以如此，是从前丢书。为防止丢书就设人检查。每一次出来都要有人检查。而商学院完全没有这些限制。其他不在这个“yard”部分像医学院则是另外一套。虽是都有哈佛之名，但制度设施完全不同。 　　以上是哈佛大致情况。 　　当时商业史、商业管理也有有名的教授，但是是在商学院。文理学院经济学系也包括好几个领域（field），或学科，好像有六、七个可以任意学习的。里面有一个重要学科是必修的。就是“经济学理论”。不管学劳动经济或其他，经济理论都是必修的。对研究生来讲，经济理论是一个最主要课程。这个课程过去我们在三十年代一直是哈佛很有名的教授叫做Taussig的讲授。到我们去那一年，研究生院的经济理论改为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教。Taussig是美国人，哈佛很老的教授，自己本身专门的学科是国际贸易。Schumpeter是欧洲大陆到美国去的。是奥地利人。他讲经济理论比Taussig在理论内容方面很不一样。他比较广博，对于欧洲的经济学，奥地利学派有比较新的、深刻的认识。刚才讲的三十年代中美国经济学运用数学，运用比较严格的西方科学方法到社会科学经济学方面里，他是比较先进的人物。他是奥地利人属于奥地利学派，该学派在他之前出名的人有Carl Menger,Eugen von Boehm-Bawerk, Friedrich Von Wieser等人。熊彼得是他们的学生，在三十年代他到美国去以前，在德国的波恩大学（University of Bonn）教书。熊彼得在波恩大学教的课程不是经济理论，而是财政学。他曾当过德国财政部长。他在哈佛担任经济理论教学，也是从我们这一班开始。因此内容相当多，基本上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他学识很渊博，对于英国古典经济学说，以及Alfred Marshall的经济理论都有深刻精辟的阐述。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是这个时候在西方的经济学界差不多是经典著作，流行很广，在美国好象是哈佛Taussig的经济学原理的英国原版。熊彼得由于比较渊博，对于Marshall传统的经济学原理很是精通。因此他在哈佛跟Taussig的关系很好。所以在Taussig退休之后，我们的研究生的经济学理论课程就交给熊彼得来教。由于这个关系，由于熊彼得的背景，这个课程一方面有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观点、方法，另一方面他也背弃理论Taussig的传统。因此这个课我们这一班的经济学理论也就是熊彼得第一次对这个学科对哈佛研究生经济学理论的教授。他自己大概觉得是Taussig的继任人，感到高兴。在这个课当中讲的内容十分丰富。而我们学生，特别是中国去的学生，对于这个课的内容既感到新异，也感到很大的压力。实在是在中国过去闻所未闻的东西。在国内学经济学对于西方的经济学都并不深入。特别对奥地利学派讲的东西都比较陌生。所以熊彼得的课我们都感到很吃力。我们中国同学除我之外有巫宝三（经济研究所出去的），谢强（燕京毕业的），方善桂（上海交大出去的）。我们四个人主要为了熊彼得这个课每周至少一到两次或者几乎是每次他的经济理论课之后，我们都有几次在我们宿舍里边在一起讨论、对笔记，彼此拿来比较、讨论。所以这一年的学习相当紧张。比如他许多东西都是新的。加上熊彼得有点外国口音，有的地方恐怕也有点卖弄。总之这一年我们的学习生活都比较紧张，很怕这个课过不去，到头总算都是过去了。 　　当时哈佛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掌握六个经济学科的内容。这六个里边第一是经济理论，是必修的；第二是统计学，第三是经济史。这后两门实际上也是必修的。其它则是学生想学的专门课程。如果是要学货币理论，那么货币理论就是第四，如果是要学国际贸易，那么国际贸易是第四，第五，他们叫Fifth field，第五学科随便挑选。第六才是论文。其中经济理论，不管Major是什么，都要学的。学位考试通考（general examination）通过了，就得到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还要通过博士论文考试。通考要四门，必须的有经济学理论、统计学、和经济史，另外一门任选。如果博士论文是在前三门必考的学科，那就选另一门代替。 　　除了经济学理论，其他的学科范围比较狭窄，一些内容是在国内接触过的。还有个很困难的，就是统计学，也感到很重。许多东西在国内也从来没有接触过。六个学科里的第五学科，比较无所谓。不需要在博士学位的学科考试里考。通考“general”一般是决定命运的关键考试。有好多位教授一起考你，确实紧张。考完这个考试后才能开始做论文。 　　所以，在哈佛的学习，第一年，特别是准备学科通考阶段，压力比较大。另外学科比较多，在做论文之前必须通过通考，时间也比较紧迫。通考过去后，做论文的时间没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我们在学科考试后的活动比较分散和随便。因为论文的题目很广泛，有的要去各地收集资料。所以论文的时间比较长。我本人大概是三七年通过学科考试比较早。而后为做论文到美国南方几个州去采访收集资料。 　　三六年我到美国是同我的爱人崔书香一起坐轮船去的。但是到美国后就分开了。她是到威斯康辛大学学农业经济。结婚是在三七年。她转学到哈佛大学女校。四零年统考通过后，和我一同回国。 　　哈佛的经济史学科在三十年代我去美国的时候很有盛名，所以当时中国政府要派学生到美国去学习经济史学这个学科。似乎不需要多大的考虑，就选择哈佛作为学习的学校。因为当时在哈佛的文理学院经济史学的教授——叫做Edwin.F.Gay的人最负盛名。但是在我看来，在当时哈佛大学整个学校的机构里有个问题，但不是任何部门能够解决，学校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解决。或者说，这是美国经济史学界跟全世界其它国家都存在的问题：社会经济史学应当怎样研究最好。哈佛不单是我去待的那一个部门，而是美国的学校都存在或者没有意识到能解决的问题。 　　1936年我到哈佛时Gay也从哈佛退休了。他的继任人是一个叫做Aboott Payson Usher。 Gay并没有什么有名的著作，他在哈佛乃至美国出名是在行政。他早年从美国到德国留学受教于德国著名的Gustav Schmoller 教授,因此是与M.C.Mitchell齐名。Gay自己著作很少，所以他退休Usher继任时我听有的美国同学说他多少年来没有什么新的意见。Usher是哈佛出来的是Gay的学生。早年他已著有：“技术发明史”（History of Mechanical Inventions），是以这个书著名的经济史学者。因此他的历史观点是完全以Marshall、Taussig为依据的观点。以细致的科学技术发明，单纯的经济制度、经济结构为限制，此外社会现象制度都置之度外。由于他对于科技术发明十分重视，而于社会制度社会机构的历史作用则比较轻视,甚至完全看不到这方面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所以在他的言论著作里边常常有所谓“制度学者”（Institutional）的说法。对讲社会制度在科技以外的作用一概排除，所以差不多是一种纯粹的技术经济史而没有社会因素经济史。因为如此，他对于地理因素、自然资源、自然环境十分重视。而对于社会精神、宗教文化因素则置若罔闻。我的博士论文是《美国棉纺织业的由北向南迁移》，题目完全是关于地理因素的就是所谓区位理论。他知道以后，对这个很有兴趣，十分重视。至于区位理论方面，是他一手从头推荐指导的东西。我的论文主要是研究美国的棉纺织业从北往南迁移的过程。其中的因素并非一样。美国的棉纺织业最初是在新英格兰地区也正是波士顿为中心的一个地区，是以新英格兰为主建立的；到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才从北方新英格兰地区向南迁移。在美国的地理上面很显然在那里对于棉纺织业作为一个企业是不利的。道理也很简单。我的论文主要就是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以怎么样的一个经过，从北往南搬。他把这个作为区位理论一个问题。我的论文在Usher指导下，是作为区位理论的一个题目。 　　美国人从欧洲移民到美洲就是从新英格兰开始。棉纺织业后来就完全在南方了，因为新英格兰不产棉花，美国南部才有。棉布的消费在北边在新英格兰也不是特别多。这就变成一个问题。根据这个区位理论，一个企业的地点，在哪里发展，变成这个企业的中心地带，不外是几个因素：市场或接近企业需要的原料，或者是动力，棉纺织业一开头首先是新英格兰，后来搬到南方。根据当时所谓区位理论，可以有几种因素。棉纺织业从常识来看最理想的地点是接近棉花。美国棉花生产不在新英格兰，而是在南方。所以对于美国棉纺织业从新英格兰迁移最明显的原因是接近棉花产地。但到底是不是产地原因还需要系统研究，当时我的论文主要问题就是要解决它从北往南迁移的原因。最明显的解释是产地。但区位理论要研究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产地解释，而还有劳动力（labor）劳动力也是主要的因素，南方的劳动力便宜。便宜的原因，就区位理论讲还是成本。南方生产成本低。成本低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归根到底还是运输的成本，还有其他因素。企业需要运输的东西除了原料外还有其他东西需要运输。在南方，劳动力所以便宜，还在于总的运输成本。包括工人吃的东西。最终一个企业在什么地方最合算、最合理，还是地区总的运输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成本应该包括劳工吃的食物的运输。劳动力需要大的地区食物的需要也大。食物跟原料一样也有运输成本。最终还是用运输成本决定。用粮食成本吸引工业产业，所以完全是从运输成本来考虑。把一个企业需要的原料，把人吃的食物也作为原料。所以一个企业设厂的地方把运输成本分成原料的成本，原料又分为直接原料和劳动力食物原料。另外，如果一种产品从生产的地点运输到市场，这也是运输成本。从运输成本的角度考虑，最后决定产地设置在什么地方。一个工业产品在哪里设厂最合算，考虑总成本最低的地方，运输成本最低的地方（直接原料、间接原料）。另外还有成品和市场。成品要搬到市场出售也是运输成本。从运输成本考虑，工厂可以分成几种：有的工厂是原料产地决定的工厂，需要原料多的，要和产地接近。还有劳动力需要多的是一类。还有生产出来之后如果要到市场去出售的运输成本又是一类。所以从运输成本考虑，把工业分成几类。工厂的地点应该考虑三类，劳动力便宜的，原料多的，接近市场的大城市。 　　工业经济要讲的是设厂地点，企业应该建立在哪里，就是工业区位的内容。 　　我在做论文期间为了确定劳动成本和运输成本之间的关系，曾经去过南方棉纺织业迁移的几个州中，特别是乔治亚，南北卡罗来纳中的几个城市。跟其中几个城市的几个跟棉纺织业有关的机构联系，最终发现这些地区这些州，特别是他们总的称为叫做彼特蒙德（Piedmont）山区，像乔治亚和南北卡罗来纳几个地区的工人是吸引棉纺织业的主要因素。但是如果把劳动人口或者说纺织工人所消费的食物也作为运输成本来考虑，那么最终的主要决定因素还在于生产粮食以及其他食物的运输总量。所以最终棉纺织业的区位因素也可以化解转变运输成本来考虑。那么棉纺织业的区位因素也是运输条件的一种方面。这样一来，从工业区位的观点，棉纺织业的劳动成本的一部分也变成了运输成本。所以从工业区位的观点来考虑，它的生产成本当中有一大部分是运输成本。吃的食物可以这样来考虑，燃料更是如此。从运输成本考虑，更广泛的说法可以把生产成本转化为运输成本，这样把生产成本里主要分成把工业生产中要消耗的物资可以分成两类，叫做省重（weight losing）和不省重的物资两类。从这点看，一种工业应当以在成本当中接近哪一类物资作为主要的区位因素。凡是在生产过程中的原料，大部分消耗掉的，叫做省重原料。在省重和不省重原料两类当中，工业生产应当尽可能地接近重量消耗多的原料产地。例如用煤多的工业，就应当建立在靠近生产这种原料地方作为主要的生产地点。这样可以减低运输费用。同样道理，工人要吃粮多，劳动力用的多的工业，要靠近劳动力来源作为区位因素。如此等等，把区位因素作为运输成本来考虑。 　　以上面这种关系，用重量来计算原料，工人食品等，对有的工业，设在什么地方，所谓区位的决定，例如钢铁工业原料、需要大量煤炭，应在靠近煤炭所占的地方比较便宜。在棉纺织这种情况意义好象不大。 　　总的说来在19世纪以铁路运输为主，对工业生产的区位意义比较大。到交通工具改变时，比如到二十一世纪，这种运输成本的考虑可能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这种区位理论有局限性，它的提出是在十九世纪末最早提出这个东西，是德国的一个学者，叫Alfred Weber。那是以铁路运输为基本运输工具的时代。德国的钢铁工业需要煤作为原料，很大的数量，产品的重量没什么增加、减少。在这里煤是完全减少重量的原料。对此设厂应在靠近煤的地方。因为对于钢铁的重量毫无关系。所以在这种时代，钢铁工业里头，德国、中国最早办钢铁工业的时代，都是这样。在十九世纪后期，英国的钢铁工业也是如此。英国在十九世纪钢铁工业首先发达，主要是由于接近煤产地。到了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后期，还有在轻工业，把一种工业的生产原料单独地由它所用的原料，烧的煤作为厂址选择没有多大意义。所以对于所谓区位理论，对工业生产技术的关系要予以注意。不同的工业，不同的生产技术下，完全以原料省重与否还有它的意义很有局限性。整个在工业生产里边，地理因素，生产资源的影响对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受生产计划的局限性很大，所以区位理论这一套的意义完全从生产原料，生产成本的运输来考虑问题，它的意义越来越受到限制。它这个理论的价值，受生产技术的限制应当首先注意。这种区位理论专门从生产原料运输，和一个国家交通运输的条件关系比较密切。总的来说，区位理论从整个历史看现在看来意义比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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