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潘老的毕生成就在于他的诗书画印，我觉得更不可忽视他精湛的学术创获。人们以为，“澹泊”是潘老崇高人格之所在，我以为这更是潘老学术精神之凝聚。 　　我与潘老同乡，对他景仰已久。最初只知他祖籍长乐三溪，以“主兰”之号见识于人，以诗书画印名冠当世。及后，乃知他学养渊深，凡经史、历代文集皆能淹通，而于甲骨文、金文、篇文、篆文之学研探尤精，著述甚。又后，凡读他的一诗一文，必深受感染，则又知其词藻雅尚，非俗间以“文墨”自诩者所能望其项背也。于是论其学而知其人，遂恍然有悟──唯潘老之“澹泊”，故能造其学术创获之宏博，示其学术品性之浑醇。 　　尝读潘老《墨菊图》（1987）自题诗曰： 　　繁华敛尽容相尚，澹泊生来只自知。湖水湖烟供啸傲，重阳才放两三枝。 　　我喜欢品咀此诗的隽雅气质。所咏的是“墨菊”，但何尝不是老先生的自况呢？“繁华敛尽”，已见“澹泊”；到秋高气爽的“重阳”时节“才放两三枝”，又见精纯脱俗！这便是学术，这便是潘老的学术精神之品性。 　　学术评述的宗旨，是论定其必然，详述其所以然。那么，本文既谓潘老的学术精神在“澹泊”，则其所以然将何在呢？换言之，‘澹泊”二字如何概括潘老毕生的学术内涵呢？笔者以为，择其要者述之，莫过于四端： 　　一曰，以澹泊见严谨。 　　所谓“澹泊”者，摒弃功利，廓然无私之称。唯其如此，乃足以显才识之“高远”，足以言学术之“严谨”。 　　潘老的甲骨书法，可谓追本溯源，严矣谨矣！视以金文作甲骨、以篆文作甲骨，甚或以“美术字”作甲骨者，实不可同日而语。究其原因，无非学养所致。潘老自少即嗜好甲骨文，十七岁尝刻白文自用印“爱契我龟”。由此可知，他少年时便立志要以甲骨学作为一生学业的重要方向。其后所涉益广，学殖日深，凡有心得，即笔之于书，在甲骨、金石、文字学等方面的创获良多。于是积数十年之精研，陆续写下了《甲骨说文征》、桔泉文字考》、《汉碑别字举略》、《尚书异字举略》、《说文平议》、《殷墟甲骨概述》、精印文字考》、《说文校勘表》等著述。其中《说文校勘表》以多种版本互校出六百余条疑文，考证尤称精审。观其三十九岁（ 1947年）所作《临甲骨拓本四条屏》，风骨毕陈，甲骨之本味直出纸面。又观其晚年所集甲骨联句“斗酒争棋客，焚香品画人” （ 989），“寿石网罗非独尚，名家铸凿有师承” （ 990），则无疑已达炉火纯青的境地，令人惊叹其毫端若刀，竟能于纸面复现五千年前契刻文字之艺术神韵！倘无积年累月的艰苦钻研，实难达此境地。 　　尤其重要的是，1985年，他以卜·七岁高龄，尽弃一切功利意识，广罗所藏甲骨拓本文献，远承历代类书旧例，撰成《甲骨文字类》一书，收录已可辨识的甲骨文 1029字，合重文记之，则多达2000余字。凡所收入，皆逐字手摹原本，取三代金文互为参订，并证以《说文》六书而洋加考索，厘为“天文”、“舆地”等十类，前叙之，后跋之，堪称条分缕析，颇具体例。笔者以为，此书若能刊而行之，必将裨益于世，而为学者所珍惜焉。 　　潘老的严谨学风，常见于他对前代学者的评述。1948年他曾作《闲话击庐卜文载于报刊，评价晚清吴昌硕（号台庐）的诗 画刻艺术，先称吴氏“流品之高，已足生人敬慕，艺事其犹末也”，再逐一指出其诗作、书道、画艺、篆刻之某方面弊病，所评有理有据，公允不偏。读其论吴氏临写《石鼓文》一节，即足使人感佩其考论缤密： 　　北宋拓本《石鼓文》，故土。是耶。考郑县范氏天一阁藏本最完毕，存字四百六十二。拉宣统二年，吴郡钱民请去庐抚临北宋本，并附释文以勒石。仅临四百二十六字，重文二十六，合计四百五十二字，较之天一阁藏本尚少十字。何也？究非宗拓之《石鼓》，乃昌老之《石鼓地。细审释文，漫无考证，尤为简陋。当年东流人士，有拜船求书之况，盖亦嗜痴有癣焉。 　　既指其版本字数之无据，又调其辨识文字之无考，即昌老闻之，亦当心悦诚服软？故潘老于文末说道：“少陵诗云，‘不薄今人爱古人’，余于昌老则不能无微词。”此诚儒者坦荡之语。然倘无滩泊之情志，笃实之学养，严谨之精神，又何能及此？ 　　历代学者的严谨学风，往往与广博的学识密相关连。潘老也是如此。我们读到他的一篇《论韩白相倾》，考述中唐文豪韩愈、白居易相互倾轧的情实，禁不住赞叹潘老学域之宽。此文以“文人相倾，自古皆然”开篇，通过韩白之时代、韩白之交谊、韩白之言论、韩白之怀抱、韩白之著作、韩白之性情等六方面探讨二者“相倾”的各种内在因素，所涉及的人物资料有与韩白同时的文人孟郊、贾岛、张籍、李翱、元稹、柳宗元、杜牧、刘禹锡等人，乃至韩愈的怫道朋友数人，白居易的携游伎女十数人，抒论纵横排阎，出表人里，可谓酣畅淋漓，令人不得不信服。试举文中的“韩白之怀抱”一节为例： 　　韩以主持风雅为己任，倡“以文载道”。《谏迎佛骨》一表，尤见生平定力。其赠张道士诗，进惠师、灵师、澄现、文畅诸序，虽与佛老游，并不为所染。且于所赠诗文，适足畅其所欲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故其诗有“吾宁屈曲在世间，安能从汝巢神山’之句，可以见志。白则不然，以韩之辟佛老，偏与佛老游。元和中，作香山草堂，与练师郭虚舟学烧丹之术，又与增如满结社，为香火因缘，适与韩相反。即韩之所厌恶者，白偏爱之。其相倾有如此者。 　　此类考索，严然入微细致，以典型精炼的资料揭示出两人在对待“佛道”问题上针锋相对的思想观点，以见其“怀抱”之对立情态。全文不长，立论的角度却甚为别致，考据颇为翔实，研究中唐文学史者倘能取资参览，宜不无神益。 　　潘老以考据精审为特色的治学之风，在他各个时期所有的论学著作中皆可寻见。他于 1975年以油印本刊行的力作《近代印人录初稿》，其收罗资料之繁富自不待言，故践履周教授戏语》谓其“宽罗广，论断精”，并称作者为“淹通士”，诚非虚美。又如清山石刻史话》（1987年打印本），分十二章将寿山石刻的起源、寿山石的采掘历史、宋代石涌、历代征收石刻、名家刻艺、寿山石刻圆雕艺术、纽雕装饰艺术、薄意艺术、寿山石书志等问题，均作了详密考证，极有益于地方艺术的研究。甚至像《谈刻印艺术》(1998年打印本）这样一本不足两万字的小书，潘老之行文命笔也是谨而又谨，考论惟恐不周。如书中论及印文之布局时，着意分析了章法上的虚实、疏密、对称、收纵、开合、呼应等多方面的艺术辩证关系，并指出印文格局凡有回文、合文、省文、反文、交叉文、倒文。横读文、繁写文、简写文、重文、变形文、挪移文、三字并列文、品字排列文、朱白交错文、斜笔文等等，其间或可取、或不足为训，均有评定，所征引的文献，从先秦两汉的查印、瓦当、封泥，以至印学的专门古籍《汉印分韵》（清袁日省撰附后人两度续编）、《缨篆分韵》（清桂馥撰）、《十钟山房印举》（清陈介棋撰）、测觎庐印存》（清吴昌硕撰）等，可谓琳琅满目。奉读其文，我们不难感受到老先生兢兢业业的治学精神。我们还注意到，这里引及潘老的三种著作皆是手工油印本，换言之，均属他不计功利而将自己的著作心得奉献给学术界及青年学子。恰恰由于这种‘澹泊”胸怀，愈显出潘老严谨精神之真实可贵。

原文2002.2.20 发表于《潘主兰纪念文集》  浏览：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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