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4号馆文选__烈士遗文及史实回忆

赴重庆找组织 　　　　抗战期间，我就在广西和党内的一些同志有接触，虽受他们的影响，但因他们都没有公开身份，我没有能解决组织问题。１９４４年，我又转赴重庆，因为那里有《新华日报》，可以找到党的关系。 　　　　在重庆，我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可以介绍，于是“毛遂自荐”，写了一封万言长信，说明自己的经历和愿望，用蒋国栋的化名寄给了《新华日报》。不久，《新华日报》登了一则代邮：“国栋兄：请于×月×日来化龙桥本报编辑部一叙。”我如约前去，接见我的是林默涵，当时化名林军，是负责编《群众》周刊的。当时我很天真，每个礼拜去找他一次，每次都提出入党要求。他因不了解我的底细，哄我说，与国民党有协议，在国统区不发展党组织，但可与他们经常联系。所以，我就替《群众》周刊写稿，保持联系。这是１９４５年初的事。以后比较熟了，林默涵说：“你经常到化龙桥来，太危险！我另外给你介绍一个人，就不要往这里跑了。”于是把我介绍给刘光，由刘与我联系。刘之后是张黎群（张佛翔），张之后是周力行。一直到国共和谈快破裂，内战实际已经打起来了，周力行才决定解决我的组织问题。而我刚刚写好自传，周即调到南京“军调部”去了。他走前曾对我说：“你的关系交给了张友渔同志。”等我去找张老，张老说：“你的工作关系交来了，但党的组织关系，周力行没有说。不要紧，我们马上打电报到南京去问。”没过几天，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迫撤回延安，我和党的联系就断了。 　　　　接受任务 　　　　辗转同组织接上关系后，重庆市委决定要我们改办市委机关报。这得郑重其事了！首先要找个安全的地方，大家想来想去，决定选点在陈然家里。这时已是１９４７年６月。 　　　　陈然当时是中国粮食公司（简称“中粮公司”）机器厂修配车间的管理员。车间设在嘉陵江南岸野猫溪，是一栋很小的两层楼房，楼下只有几部机床、８个工人，楼上住陈然一家。陈然没有结婚，家中有他的母亲、姐姐、姐夫和妹妹（当时在念初中）。小楼周围环境比较单纯，又是一个独院，所以把报纸的机关设在这里比较保险。同时，我也住进陈然家。 　　　　开始参加办报的只有四个人：刘镕铸、陈然、吴子见和我。我们商量，要给小报取个名，大家提了许多，如“黎明”、“曙光”等，最后决定叫《挺进报》。吴子见会写隶书，由他用白纸写了《挺进报》的报头。那时彭咏梧（江姐的丈夫）虽然领导我们，但一直没有露面，只和刘镕铸、吴子见接触。 　　　　《挺进报》秘密出版 　　　　《挺进报》于１９４７年７月开始出刊。前期是按照列宁讲的“报纸既是宣传者，又是组织者”的原则来办的，主要是在党内和可靠的外围群众、积极分子中传看，搞“攻心战”则是后来的事。当时，市委领导的还有一个地下油印刊物叫《反攻》，它和《挺进报》有分工，《反攻》主要登政论性文章，《挺进报》主要登新闻消息，配小评论。从７月开始，我们一个礼拜，至多两个礼拜出一期，消息来源原来是靠香港新华社寄来，但没有保证，以后就主要靠组织上提供的电讯稿了。当时我们收到的抄写的电讯稿中，经常有的只记了一半，下面括弧注明：“外面有人，暂停”。解放后才知道，这是成善谋烈士收听记录的新华社广播稿。我们虽然和成善谋早就认识，但当时并没有想到是他在担任这一工作。 　　　　到１０月间，彭咏梧到下川东搞武装斗争，并把吴子见带走，由市委常委李维嘉（化名黎纪初）接替彭领导《挺进报》。他经常到陈然家来与我们见面，传达一些事情。至１９４７年年底，组织上对我们已经比较了解，李维嘉决定解决陈然和我的组织问题。１２月３１日，刘镕铸和李维嘉到我家来吸收我入党（当晚就宣誓），同时用同样的办法吸收了陈然。春节在陈然家吃年饭时，刘镕铸同时宣布陈然为特支组织委员，我为特支宣传委员，刘镕铸为特支书记，组成《挺进报》特支。 　　　　《挺进报》特支组成后的３月间，刘镕铸另有任务转移走了，由陈然代理特支书记。不久，组织上决定《反攻》停止出版，《反攻》的宣传任务交给了我们，与《反攻》有关的同志一部分转移，一部分转到《挺进报》特支。这些关系由陈然接收，而且只和他一人发生联系。 　　　　１９４８年初，组织上又决定《挺进报》改变发行方针，以“攻心”为主，动摇瓦解敌人，少在内部传看，避免出问题。于是，我们收集各种机关、公司、商号的信封，把《挺进报》寄给敌人的大小头目，包括西南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重庆市长杨森在内。陈然还专门仿印了一批美国新闻处的信封，用这种信封保险，邮检不扣（寄杨森的《挺进报》就是用的这种信封）。 　　　　考虑可能出现的危险，准备万一我们这班人被捕，《挺进报》遭破坏，我们在１９４７年底，组织了第二套班子，吸收了吕雪棠（后改名吕品）进来。他原来在捍卫小学教书，由他专门模仿我的笔迹作个后备，有一个时期，《挺进报》是两个人同时刻写的。 　　　　《挺进报》被破坏 　　　　１９４８年４月初，即《挺进报》被破坏前１０多天，李维嘉来告知，有个重要领导人被捕，敌人怀疑他是《挺进报》负责人，要我们赶快出一批《挺进报》，仍然寄给敌人，说明《挺进报》还在，以转移敌人视线，掩护被捕同志。依照李的指示，我们突击出了两期。以后李维嘉又叫我们准备都疏散，但形势暂时还不定，要我先走，规定一个礼拜为期，如果决定撤，一个礼拜内陈然来找我，一道走；如果一个礼拜内陈然不来，说明形势还稳定，我必须在第８天回到陈然家里。于是我暂时离开，吕雪棠留下刻钢板，继续出报，我在北碚躲了一个礼拜，陈然没有来，我按规定在第８天回重庆。 　　　　这第８天是４月２２日，正是《挺进报》被破坏的那一天。早上我从北碚坐船，到重庆已是中午，到陈然家，午饭已过，陈然进城去了。我在他家吃了饭，换了衣服，赶进城去找陈然。找了几处都没找到。我因不知道这几天的情况，就叫我妹妹蒋真打电话，把我夫人陈曦喊出来，我们躲在国泰电影院假装看电影，交换情况。陈曦说，陈然昨天来过，他接到一封信称“近日江水猛涨……”意思是叫他走，落款却是“彭云”。彭云是彭咏梧和江姐的小孩，这时由我们抚养。陈然接到信很犹疑。他不认识李维嘉的笔迹，想等我回来再商量。我乘８时半最后一班轮渡过江到野猫溪，并不知道陈然已在７时多被捕了。这里还有一个巧合。原来，抓陈然的特务带的是另一个派出所的警察，陈然被抓走后，留守的警察没有吃饭，也走了，特务又去叫当地派出所的警察来看守，正在这个空隙，我到了陈然家门口。我注意查看，没有告警信号。因为陈然刚被抓走，他妈妈哭闹要跳楼，还来不及放信号。于是我照常敲门，刚一敲，门就开了。原来那位工人领班挨了特务一耳光，正在院子里生气，他开门便说：“陈先生刚被警备司令部抓走了，老太太要跳楼，你赶快上去劝劝。”我问：“他们还留人没有？”他说：“还有一个，在楼上守着。”我说：“我得赶进城去营救陈先生。”掉头就跑了。 　　　　等我到江边，末班轮渡已开走，我只得沿江跑到弹子石一个熟人家住了一晚，并托他通知与陈然有关的人。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妹妹蒋真，用福州话与她通话。她说：“昨晚我在家，没出什么事。”我叫她通知陈曦来见我。陈来后，我告她如特务来，可以家庭妇女身份应付。同时叫她在回去的路上通知两个人：一个是王诗维，当时我知道他在开明图书局是帮助刘镕铸搞《挺进报》发行的；一个是吕雪棠，请他们马上转移。吕雪棠得信后走了，王诗维因为派人到陈然家送信，要等回信，结果被捕了。晚上，特务来到我们家，也把陈曦带走了，因那天抓的人多，她被关在传达室里。那时彭云在我们家，正好比我的大孩子小１岁，比二孩子大１岁，就假充我的老二，改名蒋云。陈曦把老三带在身边，装成一个家庭妇女，在传达室不断拧孩子的屁股，孩子大哭大闹，闹得特务不得安宁。特务头目感到心烦，说：“算了，算了，放她回去！”于是放陈曦回家，同时又派特务在我家守了一个礼拜才撤走。５月间我转移到香港。 　　 　　　　（摘自《纵横》２００１年第７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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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2/19 15:2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