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李达都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作为大会的主要组织者和主持者的李达与湖南党小组代表的毛泽东在会上由相识到相知，并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逐步结成了互相信赖的革命友谊。 　　　　 　　李达（1890-1966），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23年秋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领导作风等缘故而自行脱党。脱党后，李达并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和革命主张，仍然接受党的任务，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20世纪30年代最负盛名的左翼理论家，被称为“政治界的鲁迅”。 　　　　 　　1922年5月，李达接受毛泽东的邀请，到湖南长沙一起筹备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正式合作（李达准备在自修大学讲授马列主义理论）。同时，与毛泽东一起共同研讨了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他们还共同到衡阳三女师进行革命活动。不久，毛泽东聘李达为湖南自修大学校长，李达愉快地接受了。 　　　　 　　1923年秋季李达脱党，并没有成为毛泽东与李达之间友谊的障碍。他们继续互相信任、互相鼓励，一如既往保持着他们之间的革命友情。毛泽东从来就没把李达当成党外人士看待过。每当革命迫切需要时，他常常想到李达。1927年春，毛泽东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他想到了李达，邀李达去讲学，李达欣然前往，给学员们讲授社会科学概论。是年3月，毛泽东要李达回长沙去筹办国民党省党校，李达又欣然接受。顺利办成，为中共湖南党组织培养了大批干部。大革命期间，李达受毛泽东委托去做唐生智的统战工作，李达不辱使命，把唐生智争取了过来。 　　　　 　　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李达一直奋斗在血雨腥风的国民党统治区和日寇占领区，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尽管如此，作为学者的李达在这段时期坚持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出版了大批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著。抗战爆发前，李达曾把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社会学大纲》寄给延安的毛泽东。1938年初，毛泽东开始反复认真仔细地阅读该书，并做了详细的批注。在一次小型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还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10遍。我写信让他再寄10本来，你们也可以看看。”毛泽东在信中热情地称赞李达是一个“真正的人”。 　　　　 　　1947年冬至1948年春初，毛泽东曾三次电示中共华南局护送李达去解放区，并通过党的“地下交通”带信给李达。毛泽东致函李达说：“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这封信写得很巧妙，实际上就是请李达速去解放区参加重要工作。李达收到毛泽东的密信后，高兴得彻夜未眠，恨不得插上翅膀，马上飞到解放区。 　　　　 　　1949年5月14日，李达安全到达北平后，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5月18日，李达应邀到毛泽东家里叙谈。在谈话中，李达首先向毛泽东检查了他早年离开党组织的错误。对此，毛泽东指出：“早年离开了党，这是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接着又鼓励他说：“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今天的20多年里，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还是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些书，这是有益的事嘛！只要做了些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 　　　　 　　毛泽东认为，李达思想上一直没有离开马列主义，可以重新入党，并愿意做他的历史证明人。1949年12月，经刘少奇同志介绍，毛泽东和李维汉、张庆孚诸同志作历史见证人，党中央特别批准李达为中共正式党员。 　　　　 　　李达重新入党，这是党中央对他脱党后20余年政治表现的最好结论。每当谈起这件事，李达总是激动地说：“这么多年了，毛主席还没有忘记我。是毛主席的关怀和鼓励，才使我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啊！”他还意味深长地说：“从此我‘守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解放以后的十多年中，李达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当中。 　　　　 　　1951年和1952年，李达给毛泽东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部哲学著作写了解说，出版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两书。在写作过程中，李达每写完一章都寄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李达的解说深表满意，称赞“这解说极好。” 　　　　 　　李达后来还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亲自主持武汉大学哲学系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的工作，对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 　　　　 　　李达与毛泽东的友谊，长达40多年，经历了历史风云变幻的考验。这是一种超越时代的友谊，它建立在共同的坚定信仰和理想之上，是一种牢不可破、矢志不渝的友谊。 　　 　　 （原载《人民政协报》 转自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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