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１３名代表中，有位典型的学者型人物，他当时与湖北籍的李汉俊代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参会，那年他３１岁。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湖南籍人氏李达。“一大”后，李达因个人书生意气与总书记陈独秀的矛盾日益尖锐，他先辞去中央局宣传主任，后又因在某些问题上与陈独秀意见不一致，李达脱离了党组织。 　　　　 　　李达虽在党组织之外，思想上仍然坚信共产主义，后来在大学任教多年。１９３９年，他受冯玉祥将军的邀请赴重庆为冯玉祥及有关人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期间，毛泽东与周恩来委托李达教过的一个学生去征询李达，看李达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达当即表示：“只要有一碗饭吃，我都愿意去。”当时负责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出国治病，南方局的负责人是博古，博古听到李达的回复后，十分生气地说：“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１９３９年９月李达离开重庆，当周恩来回重庆知道这个消息后，说：“干革命难道就不吃饭吗？李达这个话的意思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延安的毛泽东对于李达没有去延安感到十分惋惜。 　　　　 　　１９４８年初，毛泽东通过党的地下组织给李达带信：“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予经营。”信的语言十分的巧妙，随后毛泽东又三次电示中共华南局护送李达去解放区，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６日深夜，李达在中共华南局的护送下，离开长沙去香港，然后乘英国的商船抵达天津，５月１４日，到达北平。在北平李达受到了党中央及毛泽东的热情接待，毛泽东亲赴车站迎接，周恩来为李达的到来举行了欢迎晚会，５月１８日，李达受毛泽东的邀请，乘坐毛泽东的小轿车，赴毛泽东的住处叙谈，二人谈至深夜，毛泽东见李达已有倦意，就留李达住在自己的床上，并对李达说：“你就在我的床上休息吧！我晚上要批阅公文、看书，已是多年的习惯了。”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李达经刘少奇介绍，又经毛泽东、李维汉的证明，李达被批准再度回到党组织里来，并成为一个没有预备期的“特殊”党员，李达感激地说：“这么多年了，毛主席还没有忘记我。”毛泽东总是喊他“鹤鸣兄”。 　　　　 　　学生时期的李达 　　　　 　　李达，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２日诞生于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冷水滩市）一个佃农家庭。李达的祖父李光亮靠几亩薄地养了两男两女，但还是让次子李辅仁也就是李达的父亲读了几年的书。李达刚满５岁，就跟着父亲识字，７岁时李达拜前清秀才胡燮卿为师，天资聪颖的李达除了熟读老师指定的教材外，还阅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名著，对于数学和自然常识他特别喜爱。１９０５年春天，在父亲与胡燮卿先生的陪同下，１５岁的李达去永州府投考零陵等８县的最高学府永州中学。因为李达年纪小、个子矮，又是乡下人打扮，引来许许多多的人围观，主考官费尽办法才把围观的人赶走。考试时，李达的数学考了满分，八股文却考的不是很好，省里派来的主考不愿录取李达，在学校的校长与教导主任的请求下，李达的名字才被排在录取人员的最后一名，并获得公费待遇。在学校里，入学时考第一名的朱保善，比李达大５、６岁，他常常当众挖苦李达成绩太差，李达暗下决心，到第一学期结束时，李达已跃居年级第一名了，以后，每个学期李达始终保持第一名的成绩。 　　 　　一次，永州中学收到从长沙寄来的《徐特立断指血书》，徐特立在一次给修业学校的学生演讲时，讲到帝国主义侵华时，悲愤至极，徐特立从厨房拿了把菜刀，当场斩掉了一个手指，写下了血书并寄往各地，李达当众宣读了徐特立寄来的血书，又带头在学校搜查日货并进行焚毁。一次，李达在县粮食局见一位官老爷，欺负一位不会算帐的乡下农民并多算许多粮饷，还拍着桌子对那个农民破口大骂。李达见状挺身而出，喊道：“住口！我来帮他算吧！你怎么能欺负人哪！”，粮食局的官见李达算的分毫不差，也就被迫认输。 　　　　 　　１９０９年李达中学毕业，就业无门，家境贫寒的他只得去报考高等师范学校。同年秋李达考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读书，并立志教育救国。可１９１２年秋，京师优级师范学校暂时停办，李达只得回到湖南，他先在一所中学任教谋生，后又在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湖南优级师范读书。１９１３年李达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赴日本留学。留学的第一年，李达在日本集中精力学习日语、英语、德语，因用功过度，身患肺病，１９１４年贫病交加的李达回国养病，养病的３年中，李达与人合伙开了家药店，做了３年的药商。 　　　　 　　１９１７年李达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后改称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理科，并立志“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是日本最好的学校，也是日本５个国立学校之一。当时中国政府规定：凡是考进５所日本国立学校的中国学生，都算官费生，按规定李达成了官费生。李达与其他留学生在日本饱受日本各阶层的侮辱，从老师、学生、记者、警察，到房东、车夫；从小孩到老人，日本人普遍认为中国人是“亡国奴”，中国是“一头猪”，这些激发了李达的爱国激情。俄国的“十月革命”给苦闷中的李达很大的鼓舞，他开始偷偷阅读马列主义方面的书籍，“五四”运动爆发后，留日学生回国请愿的失败，给李达的打击很大，他认为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实业救国”、“科技救国”都是行不通的。１９１９年６月，李达毅然放弃了理科专业的学习，开始专攻马列主义，他已由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期间，李达为国内的报刊撰写了一大批马列方面的文章。 　　　　 　　“一大”前后的李达 　　　　 　　１９２０年夏，李达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东京回国。他先去上海拜访了陈独秀，得知陈独秀与李汉俊正在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他欣然接受了陈独秀的邀请。为了工作的方便，李达住在了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社里。李达曾如此回忆道：“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八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当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每次开会时，吴廷康（即维经斯基）都来参加。……”（《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１９８０年４月第８期）。李达还以留日学生理事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博文女校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学联有时跟女联在工作上有些来往。女联，就是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乃黄兴夫人。黄兴是同盟会的元老，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军总司令，不久，李达在徐宗汉那里，结识了她手下做文秘工作的一位小姐，名叫王会悟。王会悟眉清目秀，知书达理，与李达相识后彼此很快就产生了爱慕之情。 　　　　 　　１９２０年８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愈秀松在《新青年》杂志社开会，正式成立了上海“共产党”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推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然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积极联络筹建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小组，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１９２０年１２月，应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陈独秀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职务，总书记的职务由李汉俊代理。李汉俊与陈独秀通过通信商谈一些重大问题，１９２１年２月间关于在党内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的问题，二人在通信中相互指责，分歧越来越大，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制，而陈独秀则主张中央集权制，李达在其间尽力调解，认为共产党刚刚成立，大家要加强团结，但调解没有任何结果，后来李汉俊愤然辞去了代理总书记的职务，《新青年》．也被迫停办，李汉俊把党内的名单及一切文件交给了李达，要李达代理总书记职务，为了党的事业李达接受了这个职务。从１９２１年２月到“一大”召开，李达一直代理总书记的职务并担任“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 　　　　 　　“一大”前，为了更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李达便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道，对于国内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展开论战，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为了建党需要，《新青年》也改为公开的机关刊物，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７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半公开的、政治性很强的《共产党》理论月刊。此时，李达与王会悟在渔阳里二号客厅里举行了新式的简单婚礼。渔阳里二号是陈独秀的寓所又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李达到来后，陈独秀就留李达在家住了下来。为李达操办婚宴的是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李达和王会悟的新房也就是《共产党》月刊的编辑部所在地。《共产党》月刊由李达担任主编一职，刊物受到共产主义者的广泛好评，发行量高达５０００份之多。《共产党》月刊的经费十分困难，李达就把自己写的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以换取稿酬，来充当办刊经费，有时工作紧张，李达就担当从写稿到发行的全部工作，期间，李达还每周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还为他们编写讲义，１９２１年７月《共产党》在出版发行６期后停刊。后来他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 　　　　 　　据《包惠僧回忆录》记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２１页）：“１９２１年６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李克诺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北京支部负责人张国焘同马林等到上海与临时中央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商谈发展党的工作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后来，李达对于此事也有回忆：“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七月一日开幕。……”（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载《“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１０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马林还带来了开会的经费，每一位参会代表寄发给路费１００元，会议结束回去时再每人发给５０元。因为上海当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联络中心，所以会议决定在上海召开，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不考虑每个地区党员人数的多寡，即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共七个共产主义小组。因为法国路途遥远，信件往返及代表赶来，已经来不及，就没有给法国共产主义小组寄发邀请信，信及汇款是由“二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达、李汉俊）分别寄出，各地的小组商议派出代表来上海开会。 　　 　　“一大”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由李达负责，李达的新婚妻子王会悟是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妇女声》杂志社编辑，在上海认识不少人。一天，李达对王会悟说：“我们要开会，几个外地代表要住宿，你对上海熟悉，请帮忙找一下吧。”王会悟立即想到了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黄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以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１９１７年，黄绍兰担任博文女校校长，还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校董事长，王会悟又曾经当过徐宗汉的秘书。黄绍兰的家就住在博文女校里，当时正值暑假，校舍空着，当黄绍兰校长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时，就一口答应下来，考虑到人员不是很多，就租了博文女校楼上的３间房。据包惠僧回忆“付了两个月的租金，只住了二十天左右。……交房租是我同黄兆兰（黄绍兰）校长接洽的。在暑假中仅有一个学生，房子很多，学校里没有什么人，很清静。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３０—３１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接下来王会悟又购买了几张芦席，以备到会的代表打地铺用。随后，王会悟又开始为选择开会的地址忙碌，她首先想到了与博文女校紧紧相邻的李公馆，李公馆的主人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李书城是同盟会的元老，当时他与夫人外出旅游，李公馆内只剩下李汉俊、薛文淑和一位４０多岁厨师、一位３０多岁的安徽籍保姆和年幼的李声韵（李书城与妻子甘世瑜生的第二个女儿）。就这样会址就定在了李公馆。 　　　　 　　第一个到上海的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张国焘，李达首先接待了他。李达在张国焘的记忆中“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据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回忆：“１９２１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９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九个临时寓客”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包惠僧刚到上海那天，是住在渔阳里２号，张国焘叫他搬到博文女校去。据包惠僧回忆：“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是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３１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毛泽东当时受到“特殊照顾”的原因是，一是他个子较高，二是他睡觉时爱打呼噜。 　　　　 　　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一大”开幕，７月２４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李达代表上海发起组报告了自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工作。７月２５—２６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等起草党的纲领及以后的工作，７月２７、２８、２９日又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７月３０日晚上８时，正在开第六次会议时，突然闯进来一个中年男子，警惕性很高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即停止开会，现场只留下李汉俊与陈公博，其他人迅速解散。１０分钟后，法国十几个巡捕就进来搜查。本来这次会议就引起了上海各方的注意，看来会议已不能在上海继续召开了。当晚１２时多数代表集聚在李达的住处，商议该如何继续开会，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十分热心，她提议在距离上海不远的浙江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当场得到大家一致通过。嘉兴是王会悟读书的地方，情况十分熟悉，７月３１日黎明，王会悟乘头班车先到嘉兴，租了一条游船并点了一桌酒席，上午１０时代表们到了嘉兴，王会悟扮成舞女，一旦发现异常举动，代表们就假装打麻将。 　　　　 　　会议选举了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的中央局，李达因负责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又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著译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选为宣传主任；张国焘因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擅长社会活动，也得到不少选票，被选为组织主任。书记非陈独秀莫属，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始人，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有很高的声望，第六次会议就此结束。 　　　　 　　“一大”后，李达担任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后又担任上海平民女校业务主任（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是中共党内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鼓动家。 　　　　 　　根据中央局的决定，１９２１年９月１日，李达组织创建了我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出版社的社址就设在李达在上海的寓所内。为了避免帝国主义及北洋政府的搜查与破坏，凡是人民出版社的书刊上都故意印上“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字样，社址也印上“广州昌兴新街２６号”。这个秘密的出版社主要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做这项工作随时都有坐牢的危险，李达克服了种种困难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有时他一个人要承担书籍的编辑、付印、校对、发行等工作。 　　　　 　　上海是全国工人最集中的地区，党成立之后，决定培养一批妇女干部，而且还有一些外地工作的同志，因种种原因在当地呆不下去了，就带上家属来上海找组织，他们首先找的就是李达。当时党的经费十分紧张，他们的食宿都很难解决，其家属文化水平也十分低。为此李达与陈独秀商议，决定创办一所平民女校。李达与夫人王会悟商量，让王会悟去找上海女界联合会会长黄宗汉，以联合会的名义出面筹建。当时李达发现其住处后面有一处院子正急于出租，他知道组织经费紧张，就拿出自己的工资及稿费５０元交了租金。１９２２年２月，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贫民女校在上海诞生了，学校的负责人就是李达，其公开身份是校务主任，王会悟协助李达处理学校行政事务。学校规模不大，仅是一栋二层的楼房，教室、工场、工作间、宿舍都在里边，其中楼上的两间是教室，室内有一块黑板、几张破旧的课桌。学校分高级、初级两个班，共有学生３０人，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丁玲当时在高级班。李达是我党最早主张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先驱之一，他在学校开设了一个工作部，内设缝纫、织袜、编织３个组。课程的开设是根据学生的成绩来定的，李达亲自为高级班学生讲授代数课程，平时李达还让学生到街头散发革命传单、组织各种募捐活动，虽然学校只存在了１年，但在中国教育史和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脱党后的李达 　　　　 　　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６日至２３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等１２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上李达当众顶撞了张国焘，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李达落选，会后张国焘说：“打倒你，我起来。”面对张国焘的刁难，李达决定“还是专心去研究理论为好。”于是李达离开了中央，１９２２年，李达应毛泽东之邀请，回到长沙担任何叔衡、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的校长职务，与毛泽东一家一起住在长沙的清水塘。自修大学是一所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李达主持校政、教学工作，还编写教材并亲自为学生上课。 　　　　 　　１９２３年李达还以学校的名义创办了《新时代》杂志，并亲自担任主编，李达为杂志撰写了大量文章，１９２３年１１月杂志被湖南军阀查抄。１９２３年秋，李达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在湖南大学担任教授，主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１９２６年６月，他的哲学专著《现代社会学》出版。１９２６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应邓演达之邀，李达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１９２７年３月，李达又受毛泽东之聘，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虽然李达已脱离中国共产党，但是在１９２８年的《湖南清乡总报告》里仍称李达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从此以后，李达在武昌、上海、北京、湖南、广西等地的大学里任教，教唯物主义哲学。李达埋头于著述，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三本书。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达托人将新出版的哲学书送给老友，毛泽东如获至宝，仔细阅读了李达写的三本书，其中《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读了十遍。他的著作成为毛泽东和其他许多革命者学习研究哲学的重要书籍。１９３０年夏，李达还在上海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 　　　　 　　关于李达脱党的时间，史学界说法不一。李达１９４９年重新入党时的自传上说是１９２４年９月脱党，但１９５６年３月李达写的另一份自传又说是１９２４年初，１９２８年７月李达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国所需要的革命》（１９２８年７月《现代中国》第２卷第１号）里说是１９２３年秋退党的。从各种资料来看，最权威的说法是：１９２７年９月３日，汉口《国民日报》出现一则《湖南李达号鹤鸣启事》：“鄙人脱离共产党已有四年。特此登报声明，以免误会”。对于这则启事，李达及夫人王会悟均不知悉。但事后，李达默认了这则启事。这说明自１９２３年秋，李达便脱离了自己曾积极参加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建党时很有影响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为何要脱党呢？根据李达自己的叙述，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一）：“在党与否，仍是一样”。１９２８年７月，李达在《中国所需要的革命》一文中说：“那时我主张党内对马克思学说多做一番研究功夫，并且自己也努力研究马克思学说和中国经济状况，以求对革命理论得一个彻底的了解。但当时党内的人多注重实际，不注重研究，并有‘要求马克思那样的实行家，不要求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的警句，同时我也被加上了研究系（指研究社会学说讲的）的头衔”。李达自认为对革命的实际工作不够积极，还是专心去研究理论的好，党的“二大”后，李达便辞去了中央宣传主任的职务，专心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不愿意参加示威游行及其他社会政治活动。脱党以后，李达就专任大学教授，过书斋生活。（二）：对“党内合作”方针“想不通”。１９２２年８月下旬，党的“西湖会议”讨论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式问题，大多数中央委员包括陈独秀在内都反对加入国民党，认为“党内联合”会破坏我党的独立政策。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再三解释，多数同志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原则上同意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决定我党部分负责人加入国民党，并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这样就将“党外合作”方针改变为“党内合作”的方针，这是我党方针策略的重大转变。１９２３年６月，党的“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李达对于党的这一方针策略的重大转变“想不通”，他不同意“党内合作”，“不愿意做国民党员”。这是李达脱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三）：李达是典型的学者型人物，爱坦率地表明观点，不喜欢随声附和，话不投机往往拂袖而去。他同陈独秀闹翻，进而脱党，与此不无关系。１９２３年暑期，李达从长沙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当谈到国共合作的问题时，陈问李的意见如何，李直言不讳道：“我是主张党外合作……” 　　 　　李达的话还没讲完，陈便大发雷霆，并威胁说：“你违反党的主张，我有权开除你！”李达针锋相对地回答说：“呸，开除不要紧，原则性不让步，我也并不重视你这个草莽英雄！”李达心想“象这样草寇式的英雄主义者，做我党的领袖，前途一定无望。”李达回长沙后，即中断了与陈独秀和党中央的联系。是年秋，就在组织上离开了党。１９４９年后，李达多次诚恳申请重新入党，毛泽东对他说：“早年离开了党，这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事不可咎，来者犹可追”。毛泽东还鼓励他说：“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今天是二十多年，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还是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些书，这是有益的事嘛。只要做了些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党中央批准李达为中共正式党员后，李达意味深长地说：“从此我‘守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担任过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各种职务，党中央及毛泽东希望李达留在北京工作，但李达多次请求回湖南继续从事高等教育。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日，李达被毛泽东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他也是由中央政府最早任命的大学校长之一，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８日李达来到湖南大学，决心把湖南大学办成全国一流大学，还配合政治的需要对湖南大学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还主持了爱晚亭的重建工作，１９５２年刘少奇回湖南视察工作时，还专程去湖南大学看望了李达，对于李达的工作给予了表扬。 　　　　 　　因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１９５２年１１月李达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１９５３年１月下旬，李达离开湖南大学，２月２３日抵达武汉大学，从２月２４日李达正式在武汉大学工作，李达在武汉大学主政长达１３年的时间。 　　　　 　　李达与毛泽东是诤友，不为贤者讳，不为尊者隐，李达甚至直言批评过毛泽东。毛泽东于１９５０年底发表了哲学著作《实践论》，李达很快买来认真研读，他由衷地赞叹毛泽东的哲学才华，并写出了《〈实践论〉的学习提纲》等一系列文章，在高度赞扬的同时，他认为《实践论》中的一段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有失公允，为此，李达直言不讳地在信中提出，毛泽东接信后反复推敲，又找了一些近代史的研究专家共同探讨，随后亲自给李达写回信，肯定了李达的观点，答应在出选集时一定加以修改。 　　　　 　　６０年代末，毛泽东来到湖北，下榻在武汉的东湖之滨，毛泽东对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说：“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驾。”梅白想了半天，问毛泽东：“你说的是不是李达啊？”毛泽东笑着答道：“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只要他来，随来随见。”当李达这次见到毛泽东时，想改口喊“主席”，可是李达一连喊了几个“主……”，毛泽东赶紧制止说：“我以前叫过你李主任吗？（中共“一大”时，李达被推举为中央宣传主任），现在我叫你校长行吗？你以前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啊！”接下来二人进行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称赞李达：“你在理论界跟鲁迅是一样的。” 　　　　 　　１９５８年，湖北省委创办的《七一》杂志上刊发一篇经毛泽东审批的文章，该文的作者是湖北省委的一位领导，文章的题目是《学习马克思，超越马克思》，在毛泽东看来“跟马克思平行不算马克思主义，比马克思低不算马克思主义，只有超过马克思，才算马克思主义。”随后，毛泽东让湖北省委的梅白同志就此问题去请教李达，李达并不知道毛泽东已经审批过，他看后非常生气地说：“马克思死了怎么超越？恩格斯也没有说要超越马克思！比如屈原的《离骚》，你怎么超越？我们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１９５８年“大跃进”高潮时，经湖北省委批准鄂州县委门口贴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李达知道后就给省委的梅白打电话，怒斥这是唯心主义的，还提出要见在湖北视察的毛泽东。他见到毛泽东后就说：“润之，我要单刀直入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听后就以中国革命为例子说：“这叫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李达生气地打断毛泽东的话，说：“润之，发挥主观能动性是要有一定条件的。你发烧四十度，下面就会发烧四十一度、四十二度。”站在一边的梅白见二人吵了起来，就插话说：“口号取消。”李达仍然执著地强调说：“口号取消，但思想上并没有取消啊！”毛泽东与李达二人的谈话不欢而散。 　　　　 　　李达多次公开讲：“一个理论工作者如果动动摇摇，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墙上一兜草，风吹两边倒，那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打成反革命后，李达激动地说：“这些人会反党？不可能！党内出了怪事！”对于破坏知识分子政策，李达说：“科学权威是打不倒的！” 　　　　 　　真理的火炬总是烧伤那些手举火炬的人。在“文革”前夕，李达再次指出林彪的“顶峰论”违反辩证法，李达被诬陷为“毛泽东思想最凶恶的敌人”。自从姚文元挖出个北京的“三家村黑店”——邓拓、吴晗、廖沫沙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挖“三家村”，１９６６年６月３日，在武汉大学，挖出了由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又称“李达三家村”。李达被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从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０日，李达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１９５８年，康生来武汉大学时，康生深知李达与毛泽东的密切关系，他拉着李达的手，甜蜜蜜地说：“李达同志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学生。”可在“文革”大幕拉开之后，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８日康生却在高等教育部接见群众时宣称：“现在清楚了，李达开除了党籍，他是叛徒，对毛主席是刻骨仇恨的……” 　　　　 　　李达在运动中变成了“李三”（李达三家村之意）。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６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７月１８日，好心的人劝李达去找毛泽东，李达想了想说：“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找他他也不会见我的。”已经过两个月折磨的李达，胃部大出血，糖尿病发作，骨瘦如柴，家属提出自己出资治疗，但上级不同意。仅仅过了一个晚上，已身心倍受折磨的李达决定向毛泽东求救，７月１９日，李达用写交待材料用的稿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 　　　　 　　主席： 　　　　 　　我有难，请救我一命。 　　　　 　　李达顿首 　　　　 　　七月十九日 　　　　 　　这是李达一生中第一次称毛泽东为“主席”，求生的本能让李达只能如此，李达把信装在牛皮纸信封内，然后密封好，恳求学校“文革”工作队派人送到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梅园１号的住处，然而２０天后，信才送到北京，毛泽东看到李达的信后，一切都已晚了。 　　　　 　　１９６６年８月，“李三”这位已７６岁的老人再次遭到十几万人大会的“声讨”、“批斗”、“示众”、“审讯”、“辱骂”、“罚跪”，批斗结束之后，８月１３日，李达摔倒在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血压降到９０／５０毫米汞柱，高烧持续不退，大小便失禁。卫生科的医生提出送李达到医院治疗，却遭到拒绝。拖到８月２２日，李达才被送进医院，在医院里，李达被安排在最普通的病房里，还规定这样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一天里只能吃３顿干饭，实际上李达粒米未进，最紧要的时刻迫害他的人竟然惨无人道地为他停止用药，临终前的李达还在说：“等运动结束后，我们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告状！”。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李达终于走到人生的终点，终年７６岁。可是就在李达去世的第二天，竟然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李达”大会，会上还宣读了中共中央对于李达处分的决定：开除党籍，按地主分子，送回原籍劳动改造。 　　　　 　　１９６９年４月，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谈到中共“一大”时，特别讲到了李达，说他是“一大”代表，后来担任武汉大学校长，两年前去世了，毛泽东并没有讲到给李达加上的那些罪名，随后，李达的问题有了松动。林彪集团覆灭后，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３日，举行了“李达同志追悼大会”，但是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江青集团被粉碎后，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２日，党中央批准公开发表毛泽东给李达的３封信的手迹。１９８０年１１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党籍。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２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李达的骨灰由武汉九峰山迁至北京八宝山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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