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要“行”才能“医” 　　 　　　　提起医院、学校、科研等单位，人们总会想到那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古往今来“知识成堆”难免就有“文人相轻”“同行是冤家”之说，父亲对这种说法并不苟同，在那个特殊年代，鄙薄、贬低知识，曾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知识越多越反动，使几代知识分子政治上如履薄冰，思想上如坠深渊，但父亲在灵魂深处对知识依然崇拜，如同爱护自已的生命和人格，为此也受尽了折磨。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曾提出我国要在十五年内赶超英国的口号，那时候在文化教育方面，国人对扫除文盲，知识界特别是医疗卫生界对学习英语很重视，父亲原本就小有基础，做为响应组织号召和对外语的爱好，父亲学得很出色，在同行中名列前茅。英语和日语可以说是父亲的强项，德语、俄语父亲兴趣也很浓，有时走在路上，父亲忘情朗读英语，路人皆望。父亲七十多岁时，为了买到可心仪的英语书，还专程去北京。可惜他的几个子女除了大女儿，没有一个学外语象样的。文革中父亲成了“洋奴”，拔“白旗”时，成了白专道路的尖子，对此父亲没有怨气，他说：除了知识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别人抢不走，其他都是身外物。 　　 　　 　　文革中“知识成堆”成了大逆不道，父亲私下里说：“知识成堆何偿不是进步？有啥不好？旧中国就是知识太少，才让人家瞧不起，别人才敢欺负我们。”当时有父亲的同行暗示他说话小心，父亲回忆起有感而发：“文人不一定相轻，非要说相轻、说同行是冤家，依我看更是朋友，如果不是这样，在那个时候非朋友谁敢冒险“暗示”我？是“相轻”还是“冤家”很多时候就看你怎么做人，怎么待人。” 　　 　　父亲虽不苟同文人相轻，但却十分反感和厌恶一些知识分子的自吹自擂，夸功自居，争名争利争虚荣的浮夸劣风。当时有一位外科医生，业务水平还可以，但吹牛皮成了家常便饭，不分时间地点场合，总是吹嘘自已结扎手术做得多好多好…… 一次，在屋里闲谈，该医生说：“现在结扎输精管，不用切口，就可以结扎，我就能……”父亲认为这已是“老生常吹”早已按捺不住，听不下去了，也真是无巧不成书，偏偏此时飞来两只燕子，父亲脱口而出：“你说你结扎做的好，能把这两只燕子结扎了？ 　　 　　这本是一句逢场作戏的调侃话，在文革中被做为父亲攻击、诬蔑、诽谤党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罪证，演出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怎么知晓那只燕子有输精管的交待。为文人相戏付出祸从口出的代价让父亲这辈子真的开了眼界。 　　 　　 在行医生涯中，父亲最不能容忍的是个别同行以已之私，强行落井下石，给同行上“眼药”的损德行为。他说这样的人是十足的犹大。 　　 那时有一位医生发生了不太大的医疗事故，却因人为拔高处重，只缘私下有怨。事后，父亲感慨良多，他说：“没有一个医生和护士想、也不敢把病人治残、治死，但事故发生了，从主观上追究医生的医故、医风、医术和医德，这是行医良心的起码，是对病人和医生的负责，但同行旁证者，不能以已之私，黑了良心，踩着同行的肩膀往上爬，非君子所为，人命关天啊！怎能如此下作？” 　　 　　当时有人觉得父亲是否在为医故者开脱，父亲说：“我绝不是兔死狐悲，更不是不同情病人，要分清是非，要掌握分寸，要说错，谁人没错？教书的、讲跑了题，卖货的卖赔了钱，著书的写错了字和句，排版的丢了字，这不都是错？一错就要墙倒众人推，那怎么行？别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就是真空，也不是永远真空呀！”“关健是有错要纠，你总结事故的教训，目地是治病救人，这回救的可是医生呀，话又说回来救回医生还不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病人？” 　　 　　“亡羊补牢的意思还是要留着羊呢，要是怕羊跑就杀绝，那行吗？“补牢”才是办法。” 　　 对医故父亲最常说的就是：“当医生的，整天对着的就是人命，人啊，就一条命，没了，就真没了，事故中最直接的受害人就是病人，那可真可怜啊，可不是说坐坐牢，对不起就完事了，我们常说“行医、行医”，要“行”才能“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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