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六六年夏天开始，一场革文化命的浩劫席卷了整个中国。文化艺术领域首当其冲，西安作家协会更是被卷进这场风暴潮的旋涡中。我的父亲王汶石也未能幸免，成为作协首批被打倒的“黑作家”。那年，我十二岁，一个刚走出西安第一保育小学校门的小学毕业生。 　　动乱中，我们这些“黑帮子女”只能躲在一旁，惊恐地注视着“造反派”的一举一动，不知有什么灾难会突然降临。我也曾被迫旁听过“批判会”、陪同“黑线人物游街”；目睹了“抄家”、“打砸抢”这些疯狂的行动；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在不参加批斗会时，她要接受每次出售两百份的任务，我也曾走上街头，叫卖“造反派”编印的劳什子刊物《文学战地》，其中有不少内容是批判我父亲的，妈妈说她的感觉是“自卖本身”。 　　一片狂乱中，度过了十年动乱里最初的几年。 　　…… 　　一九六九年天寒地冻的腊月中旬，省“斗批改领导小组”的造反派制定下放地点。当他们“征求意见”时，劫后余生的父母一致要求全家去陕北落户：他们俩都是从延安过来的，共同在陕北生活多年，对那里有着深厚的感情。连这点要求，也未获准。就这样，我妈带着十三岁的妹妹被下放到子长县杨家园子公社吴家寨子，一个贫瘠的小山村落了户。她们去陕北的时候，我和父亲陪着她与其他几名下放干部，坐着租来的四面透风的汽车，穿上臃肿的棉大衣，顶着刺骨的寒风，坐着硬板凳颠簸到第三天才来到目的地。 　　父亲则被发配到泾阳杨梧“五七干校”继续接受审查、劳动。我和父亲从陕北返回西安后，带上母亲为父亲打点好的行李，我一个人又陪着父亲坐上“闷罐子货车”把他送到杨梧干校。 　　 父母离开西安以后，城里只剩下我和五岁的弟弟了，我在西安第六中学上学，委托保姆杨妈照料我俩的生活。 　　当六九级即将毕业时，各种小道消息嘈杂四起。有说即将下到农村插队，有说分到工厂。和大家一样，我对未来也是一片茫然。所以在获知铁道兵招收应届初中生组成学生连，去陕南修襄渝铁路，两年后绝对包分配进国营大厂时，我义无返顾地报了名。三年前在造反派的把持下，我父亲的工资和一点存款被冻结，每月只发三十七块五角。造反派规定：黑作家每月生活费十五元，我们兄妹三人，由父亲抚养“一个半”，就只发给他三十七块五角。全家五口人再加上老保姆只能靠母亲的百余元工资过日子，我得早点出去，挣钱来分担父母的忧虑。班主任考虑到我家没有大人只有我和弟弟时，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毫不犹豫地表示绝对没问题！ 　　当父亲得知我报名去三线时，看得出他心里是十分的不同意：我妈和妹妹在陕北落户，他在泾阳干校劳动，什么时候家人能团聚看来是遥遥无期。我弟弟年龄尚小，我再一走，家中无人啊！可他以“反动学术权威”、“黑作家”的身份，是不能表示反对的。如果被人扣上一顶“反对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帽子，那将会给他和家人带来可怕的后果！在那个年代，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啊。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为我收拾行装。 　　一九七○年八月十八日，匆匆吃了早饭，看看还在熟睡中的弟弟，我没有叫醒他，只是在他小脸蛋上轻轻摸了一下。父亲用自行车推着我的行李，离开大学东路七十二号，送我来到六中。校门口的高音喇叭一遍遍地播放着“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五六辆大卡车披红挂绿，从六中门口直到五味什字人山人海。 　　把我送上卡车，安顿好我的行李后，父亲又一次叮嘱我“常给家里写信啊”。就从送行的人群里挤了出去。他站在学校大门东侧的砖台阶上，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卷烟纸，很仔细地撒上一撮烟丝，左手握成桶状，右手一搓，烟就卷成了。他吸着烟，不时朝我看一眼。我看到了父亲眼中那深邃的极力克制的父子离别情。 　　在卡车上，同学们惊喜地围拢来，他们问我：“他是不是你爸爸？”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他们都满怀崇敬地望过去。在六中，从我进中学直到离开，父亲从来没到过这里。同学们只知道我有一位当作家的父亲，却从未谋面。今天，他们近距离的看到了一位本该是风华正茂的父亲，但经过三年“文革”摧残折磨脸上明显带有疲惫的神情，有些老态龙钟，同学们都沉默了。 　　出发的时刻到了，在一片喧嚣声中，父亲沉稳地举起右手微微向我摆动了几下。我的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呆呆地看着他。直到汽车拐进南四府街，看不到父亲的身影时，我才颓然跌坐在行李上，泪水夺眶而出…… 　　车轮滚滚。 　　向前，向前，再向前！ 　　车队进入沣峪口，全车人向身后望去：别了，爸爸、妈妈；别了，西安；再见了，关中平原！ 　　当日到老城兵站，十九日到恒口，二十日到紫阳，二十一日到石门沟。 　　由我们六中以及二十中、五十九中、东风仪表厂子校共一百八十余人组成铁道兵五八○六部队学生民兵第三连。 　　三线生活的帷幕正式拉开。 　　上世纪七十年代，通讯很不发达。更何况我和妈妈都是在偏远的山区。而我们全连只有一部手摇话机，想打个长途可以说是“非分之举”。 　　正如父亲在《杨梧五七干校夜思》的诗中所写：“妻女北去儿去南/老夫杨梧种大田/稚子留作长安客/千里关山相见难。”从此我们一家人开始了“相见难”的日子。全家人相互间的无尽思念和刻骨铭心的牵挂，只有靠书信往来倾诉了。 　　勤杂班通讯员赵中朝在我看来是连队里最有“人气”的人了，当他把鼓鼓囊囊的麻袋扛回连部时，身边总是围满了急等家信的人们，他背回来的是大家急需补充的精神食粮！ 　　收到来信的，总是乐呵呵满脸喜悦。有人当众撕开，与大家共享。有人回去躺在大通铺上悠然自得地慢慢欣赏，品味。没收到信的人，满脸惆怅，期待着下一次。 　　在三线的九百多天里，我收到父母亲及亲友、同学大约一百二十封信。这其中，父亲来信四十三封，母亲来信四十封。我写信经常要写两封，一封给母亲，一封给父亲，有时还要写一封给留在西安的弟弟，托人念给他。父母亲收到信以后常常又把信互寄，以了解的更全面。 　　父亲在干校，除了种大田、喂猪、喂牛、务果树、修水渠等劳动外就是写材料，一刻也不得闲。稍有余暇，就给远在陕北的母亲和妹妹、陕南的我写信，倾诉着他的思念之情。父亲的信字体俊秀，可作为我临摹的字帖。 　　在父母的来信中，“生活”“安全”“学习”是一贯的主题。 　　七○年九月二十日的来信中父亲写道： 　　“我今天要跟你谈的是生活问题。你们今天的生活，要和你们在家庭里，在父母宠爱下的孩子生活比较，可真是苦多了。在爸爸看来，这对你是很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你，培养出艰苦奋斗的精神，培养出‘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革命风格。……第一，你说你们的口粮定量标准是四十五斤，劳动起来恐怕不够吃。那怎么办？不知你们的食堂制度如何，如果爸爸给你寄点粮票去，你能不能在食堂买主食吃，以补充口粮的不足。其次，如果不行，能不能在外边买到吃的来补充不足？这一点，你务必早点写信告诉爸爸。爸爸总得想办法让你吃饱。第二，你说你们有时有点炒南瓜菜。那就是有时没有菜吃。没有青菜吃，如果时间长了，可是个问题。怎么办？爸爸本想给你寄点苹果去，以代替蔬菜中的养分。但寄少了不解决问题，寄多了运费又太贵，划不着。如果你们能买到柿子核桃的话，不管多贵你都可以经常买点吃，需要的话爸爸给你寄。为了长身体，你在这些地方多花几个钱，爸爸妈妈都是很支持你的。当地情况究竟如何，你来信一定要讲清楚。第三，衣帽鞋子问题。最近多雨，每次下雨，爸爸都会立刻想到你既无雨衣，又无胶鞋，一定淋得够戗。一方面，爸爸想到这对你是个锻炼，这也是经风雨啊。爸爸和妈妈在陕北多年都是如此，连个草帽和胶鞋也没有。在滂沱大雨中行军走路，常常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淋得透湿，冷得直打哆嗦，有时连被子都被湿透。另一方面爸爸又怕你生病，因此想给你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天气渐渐冷了，老淋雨是不行的。不知你们内部发售工作用的半截橡胶雨衣不？如果不发售，西安市可以买到塑料长雨衣，我先给你买一件，和胶鞋一块寄去，你看如何？第四，注意安全。汉江水底情况很复杂，不像北方河流，它是石底，有的地方突然很深是个石槽，有的地方很浅，很容易出问题。因此，你不要轻易去游泳，如要蹚水过河，也要格外小心，弄清江底情况，以免发生意外。第五，劳动。在工作中要处处小心，注意安全，且不可粗心大意，发生事故。要注意“量力”，要逐渐锻炼，不要过猛，以免挫伤骨骼，造成长期慢性残疾。要一步步去适应强度大的劳动，不可一下子把身骨搞垮。你已经大了，爸爸妈妈远在千里之外，不能多关照你，你要自己多多注意。 　　父亲的担心不无道理，他说的汉江水情，我一直牢记于心。那年学生一连一位战友在汉江溺水而亡，为了搜寻遗体，一连的同学一直走到大道河也没找着。父亲曾在汉中搞过社教，很了解汉江。我告诉父亲，连队也制定了诸多纪律，比如：南到汉江边，北到三排宿舍，东到二排东五十米，西到我们连和机械连分界线，是我们工余的活动范围，超出此范围必须两人同行；严禁下汉江游泳；夏天不许赤膊、穿短裤！林林总总也有几十条吧。 　　刚到三线时根本填不饱肚子，能吃上死面饼子南瓜菜已经很幸运了，这也是我们三连初到紫阳时的“经典”食谱。常常饿得我眼冒金星，直吐酸水。收工时，我常常站在部队猪圈旁“留恋忘返”：看着锅里煮着的豆渣、菜帮子拼命咽口水。这类事情我没有在信上明说，常常一笔带过，只说有时吃不够。父亲从我的信中看出端倪，给我寄来了糖果、炒面。 　　七○年九月底，我们领到了八、九两个月工资。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领工资，这是靠我的辛勤劳动得来的啊！我们学生连每人每月二十八元生活费，扣除伙食费后，每个月只领十三元津贴。在给自己留下六元零花钱后，我很自豪地把大部分钱寄给了父亲。并在汇款附言上写着：“给爸爸抽烟用。”父亲回信大大地表扬了我，说我“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劳动者了”，并写明以后不要寄钱了，把钱留着买吃的，或者留着有机会时回家探亲做路费。 　　七○年十月四日，在给我的第四封信中说： 　　“国庆期间，爸爸在干校值班两天，给牲口铡了一天草，十月一日又摘了一天绿豆，于晚间回到西安。我看了你给杨妈和小三的信，跟以前几封信一样，心里很高兴。 　　…… 　　爸爸对你在外，一切都很放心。唯一惦念的两件事，一是你吃饭问题，二是你们安全生产问题。你来信说你口粮定量是四十五斤，又缺乏副食和蔬菜，爸爸担心你吃不饱饭，影响身体发育。你现在只有十七岁，还正在长身体。爸爸今天再给你寄去粮票20斤，以补助你吃粮的不足。此外，前封信爸爸还说过，你那儿只要能买到核桃、柿子、栗子、柑子、红苕地瓜或者其它东西，你可以经常买些吃。核桃脂肪丰富，柿子含有大量葡萄糖，栗子和红苕、地瓜等含有淀粉，可以增加热量和代替蔬菜的不足。陕南地质和水都缺乏碘质，如果你们那里能买到碘盐你也可以买一点用。（也许你们灶上用的就是碘盐，那就不需要买了）此外，部队上根据你们的生活需要售给你们的东西，比如蚊帐，棉衣，被褥，雨衣，雨鞋以及其它东西，你都可以买，不要怕花钱。只要需用，即便当下不用，以后需用的，你都应买来，爸爸可以寄钱去。这样，爸爸和妈妈也可以省一点心；其次是安全生产问题。爸爸最近听到你们那里几起事故，因而，有必要提醒你，一方面要有‘两不怕’的精神，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严守纪律和安全操作规程，不可因粗心大意而造成生产事故和人身事故。” 　　父母亲在多次的信中都要谈“安全”问题，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信中又写到： 　　“你给你妈妈的信上说你在隧道里推斗车，望你努力工作，但要注意安全，工作时注意力要集中，不可大意，否则，就会连人带斗车一块滑到山崖下边去的。我在成昆线参观时，那里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所以，不可马虎，在工作中自始至终都要认真负责，既要做到‘两不怕’，又要注意安全生产，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余不及叙” 　　父亲在信中所提及的几件事，后来也都一一验证了。大山沟里一下子来了十几万人，供应一时跟不上，仅有的一些土特产都被部队、民工、学生买光了。在陕南两年多，我只吃过两三次橘子和柿饼，柿子倒吃了不少。我曾把油棕果当成核桃咬了一口，那个涩啊，现在想起来舌头还是麻木的！在团部军人服务社有一种点心，形状与月饼相似，缺油少糖，硬度仅次于小米溪隧道里的石头。即便如此，也被学生们一扫而光。红苕挺多，我们用粮票从老乡家里换购，在老乡家里蒸熟，吃个肚子涨。陆陆续续的，部队也给我们发了雨衣、棉袄、蚊帐。棉袄是部队换季时退下来的，大部分胸前袖口都是油渍一片。我们不嫌，找根导火索往腰间一缠，叫做“三单不如一棉，三棉不如一缠！”这同样也能解决御寒问题！ 　　七一年九月我们三连那次事故，我正好在场。两个同学壮烈牺牲，血淋淋的场面极其惨烈。事故发生时我在排架下面传送木料，他们站在排架上面填料。事故发生后，我们“报喜不报忧”，一个字也没敢透漏，免得父母亲为我们操心。直到回城后才向他们说了那一幕。父母听罢大吃一惊，他们都为那两个同学伤心，老半天都沉默不语。 　　进入隧道后，我们连的伙食明显改善。吃饭不定量，听说是和民工连兑换细粮，杂粮也逐渐减少。肉类、鱼类也常能吃上。父亲终于放了心。 　　随着施工节奏的加快，我们过着上工、吃饭、学习、睡觉的单调而紧张的生活。我的信不觉间回得越来越少，有时一两个月也懒得写。七一年四月中，收到父亲的一封信，字迹略显潦草，能看出他的焦虑之情： 　　“近几个月来，爸爸一连给你去过几次信，却没有收到你一封信。你最近给妈妈来信也很少，爸爸心里非常焦急，不知你出了什么事。是病了吗？是碰到什么困难问题情绪不好么？还是出了什么事故？因而，心里更加着急起来了。你接到这封信后，无论如何要立刻给爸爸写信来，详细说说你近几个月来的情况。……爸爸分在二连，二连的任务是经营果园，为了给果园积肥，还办着一个粉坊和养猪场，另外为本连蔬菜自给，还经营一个四亩多地的菜园。……我现在的身体有所恢复，爸爸去年一年在大田种地，劳动比较沉重，到后半年，身体吃不消，因爸爸已年愈半百，在大田干很重的活，自然身体要垮的。” 　　收到父亲的来信，我很高兴，也很自责。高兴的是：父亲调到果园劳动，这对他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自责的是：我也太不上心，不能再疏懒了，竟那么长时间也未给家里写信，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操心。在这之前的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的来信中，父亲告诉我： 　　“我们到距此五十华里的石桥镇，参加水利大会战。第一批去的人已完成了土方工程，我们第二批去的人任务是砌石、打水泥渠底，在那儿住帐篷睡草铺，每天五点半起床，干到下午六点，有时夜里加班到十一点。最后一夜干了通宵，直到十八号早六点，干完了全部工程，第一个完成任务。又支援生产队干了两班，冒着风雪白天干晚上也干。到22日下午，拆了帐篷、拔营起寨，又冒着大雪回到干校。23日早便回西安休假三天。由于爸爸老了，在工地上和石头打交道：抱石头，装车拉车，砸石头，石头大者上百斤，小者数十斤，一般都在百来斤。当时并没什么感觉，回来后腰疼的利害，整整在家躺了五天，稍好一点才回干校。看到你妈妈的信并转来你9日给她的信，知道你最近的情况，也多少解除了一部分我对你的思念之情……” 　　父亲那么大年岁了，还要干那么重的体力活，我除了为他的身体担心外，心里亦非常难过。我不能为他分担和解除哪怕一点点的劳苦，反而因了我的疏懒，竟没有及时写信给他们，让他们还为我操那么多的心。比起父亲所受的苦，我的劳动量是无法和他相比的！ 　　我赶紧利用工休的间隙给父亲回信，详详细细地汇报了这里的情况。父亲在回信中说： 　　“我读了你写给你妈妈的信，觉得信写得很好，文字表达能力很强，不像你自己说的你不会写信。只是你的字写得不好，缩头缩脑不展脱，你有空还要好好练练字，否则，你劳动时间长了写字机会少了，字会越来越写得不像样子。” 　　关于这个问题，父亲在七一年六月十日的信中还谈到：“最后还有件事要对你讲，我一直觉得你写的信，文字水平还不错，爸爸很高兴，但是字写得不好，不展脱，不流利，不端正，特别是最近越来越写的不好了，令人忧虑。希望你努力练习改正。 　　当然爸爸知道你劳动紧张，平时写字少，因此写不好。但希望你能尽量用心练一练，字是可以随时随地练习的。休息下来，就可以随手捡个小柴棍在地上练习。爸爸在上小学、中学时就是这样经常不断地练习写字的。要上班了，再谈。” 　　在父亲多次的批评、教诲下，我便开始用心练字了。果然字写得有了长进。除了写字，他对我学习其它知识也格外重视。先后寄来一些马恩列斯著作，如《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还有一些文艺方面的书：叙事诗《金训华之歌》；小说《海岛女民兵》《沸腾的群山》；报告文学《南京长江大桥》、《钢铁运输线》等等。他谆谆告诫我： 　　“你劳动时间多，希望你挤时间读些马列著作，开始读不懂，读进去就慢慢读懂了。你们那里山大沟深，交通不便，消息一定很闭塞。可以订一份《解放军报》，可及时了解国内国际形势。” 　　有了这些精神食粮，在艰苦的劳动中，我自觉生活的很充实。休息时，我便咀嚼这些教诲，沉浸在亲情深深的关爱中。 　　随着鸿雁传书，转眼到了一九七二年，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地微微暖气吹”。大批干部从干校和“牛棚”里走了出来，又回到各自岗位上工作。这也是我最关注的问题，我询问了父亲，他在七二年三月五日的信中这样答复： 　　“省文化局要调妈妈和我回文化局工作的计划依旧未变。看来爸爸离开干校回西安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干校收假的日子到了，爸爸又请了几天假，没回干校去。直到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六点，才同你妈妈、妹妹一起乘火车北上。晚八时到永乐店，爸爸下车，出站台后，又在铁道旁为妈妈和妹妹送行。爸爸一直用手电照着你妈妈和妹妹所坐的火车窗口，她们挥着手，直到火车消失在夜幕里，爸爸才独自一人踏着月色回到干校。” 　　这一天正是元宵节，家家团圆的幸福日子。而此时爸爸送走亲人，踽踽独行在乡间小路上。此时此刻，他心里一定是祝福着他的家人们，期盼家人早日相聚。为了减轻父亲的牵挂，我详细的把我在三线过春节的情况告诉父亲：这一年的春节，我们在三线过得也很丰盛，可以说是“豪华了”：吃了饺子，还吃到了清蒸鸭子、金华火腿、红烧带鱼，破天荒的喝上了酒，全连都很高兴。 　　一九七二年三月九日，父亲终于离开生活了两年的干校回到西安，他迫不及待的在第一时间就以电报的形式将这一重大喜讯告诉了我。当时的西安文艺界，正忙着进行戏剧汇演，准备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献礼。陕西省文化局给尚未正式分配工作的父亲任务就是看戏。 　　“我晚上看戏，白天开会评论。爸爸以特邀观摩评论代表的身份参加这一活动。这次全省文艺创作调演大会从十一日开幕，要到四月中旬才能结束。 　　弟弟也很好。他现在已经像个大孩子了，早晨我起床后，他躺在被窝里，总要问：‘爸爸，你下午回来不？回来的话，给我弄张票吧！’我带他看了好几晚戏，他是只要有票，不管啥戏都要看，真是个小戏迷。” 　　接到电报和这封信，我非常欣喜。不管怎么说，父亲总算是离开干校了，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回到了西安。虽然每天只是看戏，但这是他熟悉的工作。环境好了，对于他的身体恢复大有好处；再就是弟弟也能得到悉心的照顾了。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父亲在来信中提到我所要的治疗关节炎的药品： 　　“你要的药品，买了三种，你试试看哪一种效果好。两种中药，一种西药。你可先试用西药‘培林片’，是匈牙利进口的，据说效果不错。我们的意思是，你的腿病如果短期治不好，就请假回西安来治，可千万不要拖。看来你患这病也不是几天了，你小时侯就患过关节炎，夜里疼得大哭，妈妈抱着你的腿给你暖、给你揉，半天才能消痛。” 　　随着隧道进度的延伸，隧道顶、隧道壁不停的渗水，简直成了“水帘洞”。整天站在没过小腿肚子的水里施工，时间一长，我的腿关节便很疼。连里卫生员给的止疼药不管用。我又不敢讲的太详细，只是给父亲写信说腿有些疼，请他们寄点消炎止痛的药。很快药寄来了，服后果然见效，至今再未犯过。 　　千里关山是地理上的客观存在，它可以阻隔亲人见面、相聚、团圆。但父亲对我的那份疼爱之心，它是无法隔断的。父爱是一坐山，牢牢地跟随在游子的身边，带给我的是亲情和温暖，尤其是在艰苦的环境里。 　　到了七二年下半年，我们三线学生中广泛流传着即将分配工作的消息。七二年十月五日父亲的信中写道：“最近我们听说，并经各方面证实了一个消息：你们就要分配了。……总之，再有一两个月你就会回家来，全家就要团聚了。我们正办学习班（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调回人员学习班）爸爸妈妈都参加了。这个创作研究室还正在筹备阶段，成立了领导小组（由我和其他两人组成）我们现正忙于搞筹备工作。” 　　七二年九月，我母亲和我妹妹也从陕北调回西安，家人就盼着我能尽快回来。还没等我多高兴几天呢，父亲七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又来一封信：“关于你们分配的消息，可能向后延迟半年，到明年春天，同七○级一起分配，为了不影响七○级同学的情绪和工程的进度。究竟哪一种说法准确，也不知道。总之，如果延长半年，你也不要闹情绪，要有始有终，把工作做好。特别是在同学中要注意，不要起哄。在最后分配时，可能某些同学情绪波动，你可要注意，不要有什么不好的表现。……” 　　父亲总是细致入微的关注着我的每一步成长，及时的、超前的指引着我的思想和行为。 　　杜甫在《春望》中就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名言。我们在三线参加襄渝铁路建设，何止三月？而是近三年啊！在那九百多个日日夜夜里里，我们学生三连修建了耸立在石门沟的一百四十五米长，高五十三米的石门沟大桥；贯通了三千多米长的小米溪隧道。我其所以能顺利的完成那艰辛的任务，都因有父辈的言传身教及字字千钧的家书，这些书信，陪伴我经历了炮声、硝烟、飞石、塌方的洗礼，战胜了饥饿、苦累和病痛，这将是我用之不竭的一笔巨大精神财富！ 　　从三线归来，我成为一个大小伙了，不仅个头长高了，也从“姣姣一朵花”变成一个“翩翩青少年”了。（摘自父亲增我诗句）自觉思想也逐渐成熟了。 　　附记： 　　在那铁与血的日月里，共有两万五千名来自西安、咸阳的初中毕业生组成一百四十多个学生连参加襄渝铁路建设，其中有一百一十多名同学在各类事故中献出他们年轻而宝贵的生命，长眠在秦巴山麓了。在他（她）们的脚下，汉江滚滚的涛声，是陪伴英灵的赞歌；在他（她）们的身旁，隆隆驶过的列车传颂着他（她）们的不朽业绩！ 　　祖国不会忘记，战友们也不会忘记。至今常有战友们去祭扫他（她）们的长眠之地，献上一束鲜花，共同回忆那些刻骨铭心的艰苦生活和辉煌的岁月。 　　 　　 　　 　　2006年12月19日---2007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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