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汾与我完小[下注]同窗，文革中父母又同样运命多舛，后17岁上同去巴山修路，在同一线上却千山阻隔不曾相见，再回城市，分手两家工厂，后我下海经商，小汾则以体以力为国做事，至今我们年事已长，一次偶然，有了我们36年以后的相遇……2003年后，我们各自在走过自己的半生之后相逢。三年来，虽仍各自北京、西京两相隔，却基本年年会面。 　　 11月，我说要去西安拍摄一部记录片，小汾于网端提醒我有先父王汶石[1921-1999]著作相送，我不禁欣喜，知道此礼之厚，非我所该得，但想到我的写字（我说过我的写字只是配叫写字）是曾祗受小汾之父王汶石先生的教诲，就愿意把此礼做了先生对后小儿的重要嘱托，我便去了。 　　 23日，于西安南郊某地获王汶石先生“文集”四卷。 　　 25日返京后，稍事休息，立刻展卷初读《王汶石文集》…… 　　 最早读王汶石的著作是收藏于小学图书馆里的《黑凤》，想到那书是同班同学的父亲所写，因此好奇就更大于阅读其本身。有趣的是两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记有一笔的作家的孩子都在我们班里，另外一位是柳青的儿子小凤，我在很多年以后，当自己也有了文学的朦胧时，就想过这多少是有了作家的真人与真书的感召和启迪吧。 　　 作为那一特定时期的中国作家，比如李准，比如周立波，还有柳青、王汶石等，反映自己生活的周围是他们遵循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创作宗旨，中国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必然成为他们的文学生活基点。忠实地反映了那些，就其本身已是巨大贡献，敢说真话的巴金何尝不是也有过那样的经历。 　　 王汶石先生的创作态度在我印象中是严谨的，以至可称丝毫不带含糊。这些从他的小说作品里相关风景描写中可以看出，他亦注重人物灵魂的刻画而非曲折情节的营造。1980年12月间，我在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第一期读书班——为基层工作的青年作家提供的三个月脱产专业读书机会——结业典礼[见下黑白照片]上聆听王汶石先生讲话，他就讲到过自己一生中始终随身携有小笔记本，专事记录灵感闪现的事情，令我感动。 　　 小汾虽与我三十余年不见，但我因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在陕西作协机关刊物《延河》上，因此有机会常去西安建国路71号《延河》编辑部交稿改稿，也便有了机会与小说组组长高彬阿姨见面，高彬阿姨正是王汶石先生的夫人。后来当高彬阿姨知道了我是她的孩子的同班同学的时候，就尤其关心我的每一篇作品。高阿姨为人爽朗亲切，那正是四人邦倒台后不久，作家们正焕发出巨大活力要挽回被耽误的时间，高阿姨对年轻作者的热情与关怀正让我感受到了老一代作家对祖国文学事业的责任之心。我却不知刚刚过去的文革时期里王老爷子和夫人以及他们的孩子遭受着多么大的苦难。 　　 《文集》中收有1970年王老爷子在陕西杨梧干校被审劳动期间诗一首—— 　　 　　妻女北去儿去南/老夫杨梧种大田/稚子留作长安客/千里关山相见难[《杨梧“五七”干校夜思》四卷690页] 　　 　　 诗中所写正是高阿姨和13岁的女儿下放陕北瓦窑堡，小汾和我同去陕南修战备铁路，只留五岁小儿在西安托他人照看，而王老爷子独自被关押在关中农村的情景。一家人被逼跨陕西北、中、南三地散居。实在是对待一个老革命文学家的最大不公。王汶石于1971年在干校愤而疾书—— 　　 　　……忽儿天地暗，那堪风雨狂/封我黑线人，贬我饲牛郎/牛也知我枉，垂头泪满眶。[《饲牛郎之歌》四卷614页] 　　 　　 1983年，我在西安开办文学书店“天籁书屋”，《人民日报》等做头版消息报道，亦引起海外舆论关注——被认为是中国资本主义信号，且认为大陆有开放政治舆论工具为个人把持的的迹象。高彬阿姨那时候就数次带领作协人员前来看望我那小店。直到后来一次我策划在书屋里举办文学讲习类活动，登门拜访王汶石先生时，都得到了高彬阿姨的热情引见。 　　 在建国路71号原高桂滋公馆改做的作协家属楼上，那是我最后一面王汶石老先生。他的慈祥、温文，以及山西老人的淳厚形象都给我留下了深刻不能消泯的印象。直到今天，在他去世数年后的一个日子里，我有幸从王汶石后人手中接到这一套老爷子逝世后才得以出版的文集，您说我能不激动和感念么？ 　　 　　【注：完小】指含有初级和高级两部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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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6/10/31 16:3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