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见王汶石，大约是70年代初的事。记不清是谁家举办的一次业余作者会议，我也参加了。那时候的时代用语为“工农兵业余作者”，会议也称为“学习班”。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小说大家出席了会议，成为业余作者们最大的兴奋点。 　　 　　读高中二年级时，我和另外两位同样喜欢文学的朋友组织起一个文学社，我们三人合资订了一本《人民文学》杂志。王汶石的短篇小说《沙滩上》在杂志上一发表，三个人几乎是接力式的、迫不及待地阅读了，相约着走出学校后门和后门外的操场，翻过灞河长堤和柳树林带，在灞河水边的沙滩上围坐下来，讨论起《沙滩上》来了。这样的讨论连续有三四次，都是在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里进行的，每一次都持续到熄灯就寝的钟点。处于艺术创造鼎盛期的王汶石，大约不会料想得到，在星光朦胧的灞河滩上，三个读高中的农家学生正在热烈而动情地谈论着他的名字和刚刚出台的人物——大军和囤儿的方方面面，正在把他营造的这幢瑰丽的艺术建筑拆卸开来，窥看一柱一梁以及其中的窍卯……多年以后，每当我见到他的时候，阅读和讨论《沙滩上》的这一幕就首先浮现出来。 　　 　　1979年6月，我从西安北郊参加夏收劳动归来，第二天到《西安晚报》参加一个座谈会，见到杜鹏程。老杜一见面便说他看了《陕西日报》刚刚发表出来的我的短篇小说《信任》，多所赞扬，一派喜形于色的神态，令我感动。老杜又告诉我说，汶石也看了，认为很不错。这是这篇小说见报几天来，我第一次听到的文学圈里人的反应，而且是我崇敬而又崇拜着的陕西文学两棵大树的评说。 　　 　　当天晚上，我回到西安南郊的郊区文化馆，门上贴着一张纸条，是《人民文学》编辑向前留的。我找到向前的住所时，她说她已经见过王汶石了，老王一见面就谈《信任》，而且建议由《人民文学》转载。随之告诉我，她已经找到《信任》读了，已经向编辑部打了长途电话，转达了老王老杜们的意见；编辑部已经找到《陕西日报》，看过了《信任》，决定7月号转载。当时已是6月中旬。7月号的《人民文学》怎么来得及转载呢？向前说，这很简单，抽掉某一篇已排定的稿子就成了。骑车重回南郊的路上，我的心里一直不能平静，直到推开我的那间破烂的房子的门。那时候我已37岁，此前已经发表过一些小说和散文，对于某篇作品的好话好评虽不敢说超脱，但也不至于得意忘形。我的难以平静的心潮，完全是被老王老杜们的关爱冲击起来的。此前三年，我在刚刚复刊的《人民文学》上发表过一篇迎合当时潮流的反“走资派”的小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以及一切领域里的拨乱反正，我陷入一种尴尬而又羞愧的境地里。经过大约两年几乎是自虐式的反思和反省，1979年春天我重新铺开稿纸写小说了。在这样的处境和心境里，老王老杜们的一句关爱的话和关爱的行动，必然会铸就我心灵里永久的记忆。我更想到另外一层，他们早已是文学大树，这样关注一个走了弯路的青年作者，在他最需要支持和处于羞愧心境的时候，做出如此热诚的举动，足够我去体味《风雪之夜》（编者注：王汶实短篇小说集）创造者的胸怀、修养和人格境界了；具有这样的人格境界的人，才能酿制出《风雪之夜》这样的蜜来。我要接受的显然不单是《风雪之夜》书的艺术，而是创造者本人的人格魅力了。许多年以后，我经历了更多的创作实践，也多多少少经历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进程，也许是增长了不少的年岁；愈来愈觉得作家自身精神境界和人格修养对于创作的关键性作用了。制约作家感受生活挖掘素材深层提炼的因素中之最关紧要的一条，便是人格精神；人格精神的错位，往往会把良好的艺术天性矮化了，令人惋惜。 　　 　　王汶石对《信任》的关注只是这气氛中的一缕，而自50年代以来所营造而成的这种惟文学是尊的气氛，正是王汶石那一代陕西老作家们力行垂范的结果。想来其实也很简单，如果文学团体里不说文学，那说什么呢？如果作家协会里没有了文学气氛，那么还有什么呢？中篇小说《初夏》在《当代》发表后，王汶石写了一封长信给我，评说这部篇幅较长艺术上并不圆润的小说。我那时仍住在乡下，以通信的方式回答。我在祖居的老屋写这封回信的时候，总是想到19岁时灞河滩上与同学讨论《沙滩上》的情景。我和田长山合作的报告文学《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在《陕西日报》刊出以后，王汶石又以写信的方式予以评述。我读着那热情洋溢的文字，脑海里又浮现出在灞河沙滩上研读《沙滩上》的情景。19岁时在灞河滩上、在星光下所崇拜的文学之“神”，现在以既是文学前辈又是兄长般的真诚，对一个后来者的脚步和舞蹈不厌其烦地评点着、纠正着，影响很自然地便挣开了艺术的层面，让我一步一步感触和体味那艺术创造者的胸襟、内宇宙和人格精神。 　　 　　许多时候和许多的作家交谈起来，谈到陕西文坛的时候，他们都谈到王汶石，谈到王汶石的短篇小说，几乎通用的一句话都是“那真是写绝了”！我在这种交谈中便会滋生出一种自豪感，便会加深和这些作家的交流和理解，毕竟我也在家乡的河滩上热烈讨论过《沙滩上》。一次又一次的这种交谈，也给我以最切近的启示，作家凭什么活着？作家这种特殊职业的本质含义是什么？这样简单的事，往往弄出许多复杂的、纷繁的文坛现象和怪事来，无一不是非文学因素搅缠的结果。作家凭作品活着，作家活着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创造艺术；作家创造的艺术比作家自身的生命更恒久，无论做到了或没有做到都应该持续追求；如果游离或转移了艺术创造的兴趣和心劲，那么作家这个职业就没有任何意思了。 　　 　　这种启示在我每一次见到王汶石的时候都有所验证，无论是在他的家里，抑或是在医院的病床上。退休在家的王汶石，给我的如一的感觉是沉静，沉静里折射出经历过高境界的艺术创造的气象和风范。而这种时候，看着那张慈和而又有力度的方形脸盘，我又想起头一回见面时产生的狮子的印象。即使在病床上，即使到了生命的垂危境地，我看到和感到的仍然是狮子的雄威和狮子的沉静。 　　 　　面对这位老人，我总是忍不住叹惋，如果他不是那样的年纪而是与我们同龄，能生活在更为开放的当今中国，凭他对文学的专注和痴情，凭他对现实和历史敏锐的感知和深刻的理解，凭他对艺术的敏感的天性和才华横溢的表达能力，当会创造出怎样瑰丽的诗篇，远远不止一部《风雪之夜》。面对极“左”的文艺政策以及发展到摧毁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天才又能如何？更多地留下的只是令他的崇拜者长久的叹惋了。 　　 　　面对这位老人，我常常有一种幸运感甚至满足感，发展到今天的中国文坛的气象，可以让百花都有选择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和空间，这是在70年代以前所不曾奢望的事。在我步入中年时赶上了，虽然稍有点晚，毕竟还是赶上了。在这样的催生文学绿色的气象里，如果还不能实现自己的创造理想，只能默认自己的无能了。在这样的文学环境里，我的满足感也促成一种宽容心理，对那些已经发生或继续发生着的非文学性质的事，都可以做到不辩不怨，出于一种最基本的考虑，搁在20年以前当会如何？况且，文学也和国家一样，继续着改革，也必须继续去完善尚不完善的诸多体制。处在这个过程之中的我，满以为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写作之事了，而不必过多在乎那些作为发展完善过程中的非文学因素。在乎了势必耗费精力浪费生命。这恰恰是我最浪费不起的东西……我比王汶石们幸运多了。 　　 　　王汶石经历的病痛折磨，是我所经见的最难忍受的。我不想叙述他的令人惨不忍睹的病痛的折磨，也不想宣扬他顽强的生命力以及痛苦折磨下的狮子般的沉雄和幽默，这一切总归是令人心酸的事。而无论作为19岁时便形成对他崇拜的青年，无论是作为一直受到他关注、关爱的一个作者，无论是作为后来在作协管着点事的我，对于他在病卧期间为着医疗费用而受的额外的折磨，业已成为我无法化解的一块良心的死结！ 　　 　　（陈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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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6/5/31 17: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