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徐欣轮下含冤全家悲；肇事方草芥人命有“办法”。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李委员长： 　　您好！ 　　我是一名现役军人，在驻沪松江区部队工作。九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江主席曾亲自来到我们部队视察。那天，江主席向我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和我们合影留念，还视察了我们的工作房。江主席在讲话中赞扬了我们两次战备工作做得好，而这两次战备我都很荣幸地参与了，并尽了我微薄之力、军人之责。我把合影挂在墙上，爱人和儿子都为我自豪。事业上的成功、家庭的幸福使我对一切充满了信心。 　　可是，去年（98年）十月十一日，如晴天劈雳、五雷轰顶，厄运骤然降临我家。这天，我爱人骑自行车送儿子到松江少年宫学习二胡，途中一辆大客车违章抢进非机动车道载客，从背后撞向我妻儿，车轮恶狠狠地碾过我儿子幼嫩的身躯，夺走了他年仅１０岁的生命，并使我爱人受重伤，住进了医院。 　　大难临头，五脏惧焚；噩耗传开，人人痛心。十多年来，我们夫妻俩几乎将全部心血投入在孩子身上。由于成功的早期教育，孩子虽然只有十岁，但在松江已“小有名气”。仅二胡，业余考级已考到七级，上海音乐学院吴之珉教授、王永德教授都曾指导并给予好评。他曾参加上海市广场音乐会、松江大型文艺会演、向来松领导汇报演出、中日文化交流、部队文艺晚会等活动。在去年庆祝建军七十一周年的“八一”联欢会上，他作为部队家属代表，在座无虚席的松江剧场，登台表演刘天华的二胡独奏曲《空山鸟语》，受到全场军民阵阵热烈掌声的鼓励。在学校里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少年，通过竞选当上了少先队中队长。他健康、活泼、聪明、可爱，学习成绩又好，老师和同学们都喜欢他，推选他为“方塔好少年”。去年“六一”，他荣获“上海市少年和平奖章”。虽然只有十岁，他英文打字、英语口语已有相当水平，２０多首英语歌曲唱得相当好听，电脑操作和应用也已经很熟练了。他喜爱下棋，曾与松江棋手们一起同胡荣华大师“对阵”。虽然只有十岁，但从他的活动和表现来看，他已是一个“社会人”，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委员长，您想：我们培养出这样的孩子，付出了多少心血，又寄托着多少希望啊！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我们的成功教育令人羡慕和称赞，也成为他人教育子女的榜样。 　　现在蹦蹦跳跳的孩子转眼惨死，孩子的生命被剥夺了。我们生活中最引为自豪的儿子瞬间化为乌有，儿子的美好年华似昙花一现，家庭的幸福和欢乐荡然无存。我们蒙受着人生最大的悲哀和痛苦。面对病床上悲痛欲绝的妻子，我肝肠寸断，绝望了。车祸无情人有情。各方面的领导、同事、孩子的老师和同学的家长、亲朋好友、还有许许多多我们不曾相识的人都来看望和劝慰我们，他们也都禁不住流出同情的眼泪。 　　可是，上海大众三汽公司对完全由他们造成的这场悲剧、人命关天的大事，无动于衷，他们的领导从没有来看望过我们。期间他们的安全员例行公事至今也只来了三、四趟。他们对我家造成这么大伤害为什么还如此麻木不仁、惨无人道？ 　　原来，他们有一套“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做后盾。在处理我儿子的案子中，我发现，他们根本不把害死一条生命当作一回事，无视我们培养教育一个十岁的孩子花去的心血，更无视他们伤害了孩子对我们造成的巨大痛苦。人命关天的大事，他们处理起来又是何等地轻松：人死不能复生，人不比道路、树木、牲畜等毁坏可以折价；人是无价之宝，人死了就“一文不值”了。他们造成死亡的，就赔偿2000元丧葬费、3个人误工费、3万多死亡补偿费就了事了。他们还说，“由于职业的原因，我们轧死的人多了，每天车子出去，出事故、轧死人是正常的。不出事故、不轧死人倒是不正常的”“不客气地说，赔1元钱是我们的心情，赔10 元钱也是我们的心情。不服气，可以到法院去。”“你要公平去找李鹏，这些文件都是李鹏签发的。” 　　委员长，您听听，害命之人竟敢如此猖狂、振振有词！难道法律真的给了他们杀人特权，让他们如此草芥人命不成？害死了人只要付点处理后事费用给其亲属就了事了？这种处理对不起无辜丧命的孩子，更没有有效惩戒侵害人和保护受害人。有人说，中国人就是不值钱，还谈什么权益。但是，中国人也是人。法律赋予了我们人身权，任何人都无权侵害。中国国情并不应该是草芥人命。中国法律要全面地、公平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军人，党多年培养出来的干部，出于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和社会责任感，斗胆向委员长您直陈己见：现行的“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关于致人死亡的“损害赔偿”没有能够体现法律的“公正”、“严明”，对社会的危害也日益严重。 　　随着经济的发展，道路上车辆增多，交通死亡事故也越来越多；而那些有“轮子”的单位和个人丧失社会责任心，对司机管理不严，要求不高，司机队伍的素质普遍下降。为了钱，他们敢于把交通法规置于脑后。究其根源，是现行的交通死亡事故处理“办法”对致人死亡的侵权者缺乏惩戒性，也成了害命之人恃强凌弱的“法宝”。侵权者有恃无恐，这样的“赔钱”偿命对一个企业并无多大震慑，仅仅是保险公司在为他们理“赔”后再掏几个小钱而已。所以为数不少的司机甚至还有这样的说法：撞伤一个人还不如轧死一个人赔偿省钱、省力。轧死了人，他们在赔偿的时候还可以傲慢、嚣张，随心所欲，受害人让他们开心，他们可以多赔点；他们不开心就少赔一点。你要不服气上诉，他们也不怕，会让你越诉越少；反正他们有“办法”可依，有钱请名律师辩护。 　　正因为如此，无数无辜的公民成了轮下的冤魂； 　　正因为如此，无数无辜的公民只好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忍气吞声，承受着这无边无际的痛苦； 　　正因为如此，有无数的“不理智”的公民铤而走险，以“自己的方式”索赔，甚至走上不归之路。 　　从法律的普遍教育、引导和规范公民的行为的角度来看，现行的交通死亡事故处理“办法”实际上是在藐视《宪法》赋予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人身权，对社会起着极大的负面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侵权人，把受害人引向法律的对立面。交通死亡事故越来越多，社会稳定正受到严重的威胁。 　　我国在“独生子女”政策指导下，独生子女基本上是一个家庭的主体，是家庭物质财富的体现和精神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夫妻工作生活基本上围绕着孩子转。而我们军人又非常注重家庭气氛、注意孩子教育和培养，孩子健康成长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因此我们不仅不遗余力把全部心血花在孩子身上，而且视孩子为一切。孩子是我们生活的希望、精神的支柱，也是生活的动力和力量的源泉。我们的收入除了用于基本生活以外，都毫不心痛地用在孩子培养和教育上。我们虽然不富裕，但是生活有希望、很幸福，也很充实、充满信心；孩子健康成长，出类拔萃就是我们的自豪和骄傲。我们从来没有因为没有钱而苦恼。但是这场车祸却夺走了我们精神上赖以生存的儿子，毁了这个幸福、安宁的家庭，使一个很有出息的孩子和我原本美好的家庭再也无法获得社会、他人正确评价的权力，置我于人财两空、永无宁日的境地。这种日子那怕是一天也没有人愿意去感受，而我却要在这种无法磨灭的恐惧和回忆、回天无力的惋惜和失望中痛苦地终其残生。这种人身伤害是何等地残忍？而“交通事故处理办法”避重就轻，只对所谓直接经济损失进行赔偿，无视最基本的人身权利伤害。因此肇事方竞以“生命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一句空话逃避侵权的血债，从事草芥人命之能事。视遇害人如草芥，更不顾遭难亲属的死活。他们违法侵权，最终却逍遥法外；公民无辜受害却只能自认倒霉，默默承受，过着这黑暗的生活。法律已经不公正，可我们的执法人员由于不知、不懂法而执法不严，应该追究刑事责任，却从不追究。即使借助非财产责任方式，对肇事人处以三年以下监外执行的徒刑，和孩子丧失了几十年的生命相比，天平的法码还是严重地偏向了侵权人。这一切还没有原始、野蛮、无序的“以命偿命”来得公平和文明。对夺命的强盗行为竞能放过，无辜遭难得不到相应保护；这种“办法”哪有公平存在、文明可言？公民的合法权利得不到充分保护。这又是什么“亡法”？ 我儿是现实社会的牺牲品，是不法治、法律不建全、不公正的现实社会害死了我的儿子。 　　从这次灾难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交通死亡事故给我们的精神打击比财产损害来得直接、残酷，无法修复和弥补。人是社会之本，在当今社会更应该保护人权，法律应该承认精神损害，并借助于财产责任方式确立相应经济赔偿制度，在给受害者补偿和抚慰的同时，重要地对侵权者更为具体有效惩戒，从而使害命之人望“命”怯步。这在国外有成功的立法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强化人身权不可恣意侵犯的理念，教育和引导公民保护自己的人身权利，同时不敢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进而提高社会法律意识，推动社会进步。 　　我儿子被他们害死了，妻子重伤不能下床，现在精神也失常了；岳父母病倒了，岳母精神也失常了；82岁的老父亲听到最小孙子不幸顿时昏了过去。全家沉浸在悲痛之中。作为军人，肩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作为父亲，有为孩子、为家庭申张正义的义务，受责任感的驱驶，我含悲忍泪，要捍卫我们的合法权利。有人说，鸡蛋碰不过石头，一个人力量是不行的。我想全国有千千万万如此受害的人、有亿万同情我们的人、关键有今天突飞猛进的社会，正义在我们一边，我们不相信合法的权利得不到有效地保护，这是每个人的权利，全国人民的权利。我也希望全国人民都能站起来，捍卫自己的人身权利。 　　我要告诫上海大众三汽，他们轮子下面是无辜的可爱的孩子，他们无权夺去他宝贵的生命和美好的年华，他们无权毁灭我们幸福、安宁的家庭，置我们于永无止境的痛苦之中，他们必须承担后果，受到相应惩罚；我将借助财产责任方式，使他们接受这血的教训，对社会负责，尊重生命权，轮下留情，减少象我们这样的悲剧重演。 　　许多人都对我们表示同情，对我的想法都表示理解和支持，可又都束手无策。在以法治国的今天，作为军人我必须相信自己保卫的国家和法律；在法制不建全的今天，我仍然选择了通过法律来解决的途径。那么人民法院能够切实保护公民权利，给予司法最终关怀和救助，惩戒侵权人，告慰无辜的受害人吗？我现在万念俱焚，处在弱者地位，而肇事方还如此嚣张，根本没有公正可言，并且说“要公平，找李鹏。”我只有请示李委员长：我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希望首长能关心一下这件事，使这场悲剧尽早稳妥得以公正解决。 　　此致 　　 　　 　　敬礼！ 　　 　　 　　 公民：徐自 祥含泪呈上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注：由于事情处理不公正合理，你父亲先后向江主席、李委员长、朱总理、徐匡迪市长请示：公民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但是给江主席、朱总理、徐市长的信转到上海市建设委员会，给李委员长的信转到上海市公安局。转到单位来个简函，称收到人民来信，就无下文了。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处理好了人民来信。 　　向领导反映、请示，根本没有解决一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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