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也奇怪，我最初结识《红楼梦》并不是先读了原著，倒是由于读了蒋和森先生的《红楼梦论稿》。大约是在五十年代我读中学的时候，那时，我课余喜欢泡校图书室。一天，偶而翻阅一期《文学评论》，上载有蒋先生的薛宝钗论，读着读着，不觉入了迷。蒋先生那清新流利的如诗一般的语言和带有哲理性的评析，使我不忍罢手，直到图书管理员下班关门时，我方如梦中醒来，口含余香，恋恋不舍地离开。 　　 　　　　当时我想，既然评论《红楼梦》的文章都写得如此美妙，那《红楼梦》定是人间第一的绝妙好辞了。于是我仿佛着了魔一般，四处寻找《红楼梦》。学校图书室没有，而我又生在小城，家境贫寒，就是周围的同学，也是如我一般的人家子弟，谁能有此书呢！ 　　 　　　　当我一脚跨进大学的门槛后，高校正在“拔”教授们的白旗，搞教育革命。我可不管这些，进校伊始，就到图书馆借本《红楼梦》来读，实在想得太苦、太馋了。终于借到了日思夜想的《红楼梦》，我东躲西藏，读了两遍，以至忘了“除四害”打蚊子、灭苍蝇的任务，结果落了个“白专”的恶名。 　　 　　　　我一直向往，有一天能拥有自己的《红楼梦》。终于有一天，我这个穷学生得了一笔稿费，发财了。尽管那时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常饿得肚子咕咕直叫，但还是怀揣稿费直奔书店，去圆我的梦。上帝似太眷顾我了，竟然在古旧书店里，让我淘到了一套凸版本的《石头记》，还是解放前出版的。啊，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红楼梦》了！ 　　 　　　　《石头记》伴我毕业参加工作。然而1966年那骄阳似火的夏季，忽然一场革命的暴风骤雨，把我打成了“黑帮分子”，罪名多得说不清，大字报铺天盖地。紧接着就抄了我的家（寝室），把我心爱的《石头记》连带其他的书籍都给抄走了。我伤心得泪往心里流。运动后期，我平反了，被抄了的书归还了部分。天哪，我的《石头记》呢？我急了，四处哀求，八方诉说，希望找回我的《石头记》。然而此时革命正酣，文化更在加剧荒漠化，没有人回应我。 　　 　　　　有一天，我与本校同事李老师闲聊《石头记》之事，不觉将胸中的块垒宣泄了出来。李老师十分仗义，拍着胸说，我给你去搞一套！我哥在香港，叫他从香港寄一套来。我将信将疑地望着他，不置可否。谁都知道，那时谈香港，无异说另一个星球。于是我开玩笑地说，真能如此，那我就感谢你的再生之德了。当然事后我没放在心上。也不知过了多久，李老师手托包裹，兴匆匆地来叫我，搞到了，你看。我当时真傻了眼，盯着他打开包裹，果真一套散着油墨芳香的《红楼梦》展现在眼前。我一把握着李老师的手，不知说什么感激的话好。我展开书仔细一看，竟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前言”则为李希凡先生所撰写。我惊讶不已，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出口转内销？ 　　 　　　　由于有了前车之鉴，所以我对这套《红楼梦》做了精心的伪装，藏在别人不易发现的地方，秘不示人。80年代了，我才去掉该书的伪装，大大方方地放在书架上。现在，各种不同的版本的《红楼梦》都相继出版了，但我仍钟爱我的这套《红楼梦》，因为她毕竟在那动乱的年代曾慰藉过我，填补过我心灵的空缺。 　　 　　　　说也奇怪，我最初结识《红楼梦》并不是先读了原著，倒是由于读了蒋和森先生的《红楼梦论稿》。大约是在五十年代我读中学的时候，那时，我课余喜欢泡校图书室。一天，偶而翻阅一期《文学评论》，上载有蒋先生的薛宝钗论，读着读着，不觉入了迷。蒋先生那清新流利的如诗一般的语言和带有哲理性的评析，使我不忍罢手，直到图书管理员下班关门时，我方如梦中醒来，口含余香，恋恋不舍地离开。 　　 　　　　当时我想，既然评论《红楼梦》的文章都写得如此美妙，那《红楼梦》定是人间第一的绝妙好辞了。于是我仿佛着了魔一般，四处寻找《红楼梦》。学校图书室没有，而我又生在小城，家境贫寒，就是周围的同学，也是如我一般的人家子弟，谁能有此书呢！ 　　 　　　　当我一脚跨进大学的门槛后，高校正在“拔”教授们的白旗，搞教育革命。我可不管这些，进校伊始，就到图书馆借本《红楼梦》来读，实在想得太苦、太馋了。终于借到了日思夜想的《红楼梦》，我东躲西藏，读了两遍，以至忘了“除四害”打蚊子、灭苍蝇的任务，结果落了个“白专”的恶名。 　　 　　　　我一直向往，有一天能拥有自己的《红楼梦》。终于有一天，我这个穷学生得了一笔稿费，发财了。尽管那时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常饿得肚子咕咕直叫，但还是怀揣稿费直奔书店，去圆我的梦。上帝似太眷顾我了，竟然在古旧书店里，让我淘到了一套凸版本的《石头记》，还是解放前出版的。啊，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红楼梦》了！ 　　 　　　　《石头记》伴我毕业参加工作。然而1966年那骄阳似火的夏季，忽然一场革命的暴风骤雨，把我打成了“黑帮分子”，罪名多得说不清，大字报铺天盖地。紧接着就抄了我的家（寝室），把我心爱的《石头记》连带其他的书籍都给抄走了。我伤心得泪往心里流。运动后期，我平反了，被抄了的书归还了部分。天哪，我的《石头记》呢？我急了，四处哀求，八方诉说，希望找回我的《石头记》。然而此时革命正酣，文化更在加剧荒漠化，没有人回应我。 　　 　　　　有一天，我与本校同事李老师闲聊《石头记》之事，不觉将胸中的块垒宣泄了出来。李老师十分仗义，拍着胸说，我给你去搞一套！我哥在香港，叫他从香港寄一套来。我将信将疑地望着他，不置可否。谁都知道，那时谈香港，无异说另一个星球。于是我开玩笑地说，真能如此，那我就感谢你的再生之德了。当然事后我没放在心上。也不知过了多久，李老师手托包裹，兴匆匆地来叫我，搞到了，你看。我当时真傻了眼，盯着他打开包裹，果真一套散着油墨芳香的《红楼梦》展现在眼前。我一把握着李老师的手，不知说什么感激的话好。我展开书仔细一看，竟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前言”则为李希凡先生所撰写。我惊讶不已，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出口转内销？ 　　 　　　　由于有了前车之鉴，所以我对这套《红楼梦》做了精心的伪装，藏在别人不易发现的地方，秘不示人。80年代了，我才去掉该书的伪装，大大方方地放在书架上。现在，各种不同的版本的《红楼梦》都相继出版了，但我仍钟爱我的这套《红楼梦》，因为她毕竟在那动乱的年代曾慰藉过我，填补过我心灵的空缺。

原文2001-07-26 发表于光明日报·书评周刊  浏览：522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1/12/30 16: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