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俞平伯先生是在1964年9月。那时，我刚从上海复旦 　　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工 　　作。在学校时，我已考上了赵景深先生古典戏曲专业的研究生，并参 　　加了由赵景深先生任社长的上海昆曲研习社，向赵先生学习昆曲。记 　　得我当时学会了《长生殿》“小宴”一折中的“粉蝶儿”，以及《玉 　　簪记》中“秋江”一折。本来我应留在母校读研究生的，可是当宣布 　　分配名单时，我却意外地听到我被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工作。离沪前， 　　我向恩师赵景深教授辞行。我问老师：“您怎么不收我这个学生了？” 　　老师慈祥地笑了，说：“不是我不愿收你，是因为你有更好的去处。” 　　他说，他招研究生，可是没有分配权。现在本科的分配方案中有文学 　　研究所，这是全国文学的最高学府，是许多学子梦寐以求的单位。 　　“你读我的研究生，将来毕业后，也未必能分配到文学研究所。正好 　　你师兄邓绍基为文学所到复旦来招人，我就把你推荐给他了。”我这 　　才解开困惑一时的谜团，更为老师对我的一番良苦用心而深深感动。 　　我至今记得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到文学所工作，能得到深造和 　　锻炼，比读我的研究生强。我相信你在学术上定会有所建树。” 　　 　　　　我对老师说，我喜欢昆曲，离开了上海昆曲研习社，我无法学昆 　　曲了。老师说：“文学研究所的俞平伯先生在北京也办了个昆曲研习 　　社，由俞先生任社长。你到了北京后，可以去找他，加入他那个昆曲 　　研习社。”说着，他写了两封介绍信，一封给邓绍基先生，请他关照 　　我这个师弟，另一封给俞平伯先生，介绍我加入北京昆曲研习社。我 　　接过这两封介绍信，感到老师慈父般的关爱暖遍了全身。 　　 　　　　1964年，正处于“文革”前夕，那时候，极左思潮已如乌云般翻 　　滚在中国大陆的上空，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据消息灵通人 　　士透露：张春桥在内部一次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两条批 　　示，并说批判封资修是当前思想战线上的重要任务。和我一起分到文 　　学所的同学劝我别去加入什么昆曲社了，“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政治 　　形势！昆曲，那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可是，我太喜欢昆曲了，不顾 　　同学的劝告，还是去拜访了俞先生。 　　 　　　　那时俞平伯先生住在皂君庙一处四合院里，称老君堂。那是一个 　　秋日的下午，我推开虚掩的院门，走进院中，只见庭院里左右两边各 　　有一株桃树和梨树。正是初秋季节，树影婆娑，阳光斑驳，回廊杳无 　　人迹，四周寂无声。我还在观望，一颗黄黄的熟透的梨子“啪”的 　　一声掉在青色方砖地上。此情此景历历如画，在我的记忆中一直留存 　　至今。 　　 　　　　见了俞先生说明来意，并呈上赵先生的介绍信。俞先生摘下深度 　　的近视眼镜，把介绍信凑到眼前仔细观看。我端详着俞先生，只见他 　　个儿不高，瘦瘦的身材，方方的脸庞，头发稀疏，几近秃顶。我心想： 　　这就是被毛主席批判过的大名鼎鼎的俞平伯！ 　　 　　　　俞先生看过介绍信，向我询问赵景深先生的近况。最后，他不无 　　惋惜和遗憾地告诉我：北京昆曲研习社解散了！ 　　 　　　　看来，这也是因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所致。 　　 　　　　不到两年，一场空前的劫难“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 　　 　　　　尽管俞先生在各种场合一再恳切地表示，心悦诚服地接受毛主席 　　的批判，决心努力改造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但是在“横扫一切牛鬼 　　蛇神”的时代，他岂能幸免于难！他的罪名从“资产阶级红学家”上 　　纲为“反动学术权威”，罪证就是毛泽东批判过的《〈红楼梦〉研究》。 　　他被揪了出来。 　　 　　　　那时，外边来的红卫兵常常要到我们学部揪“黑帮”游街示众。 　　每逢此时，便是“牛鬼蛇神”们最揪心、最痛苦的时候。古话说： 　　“士可杀而不可辱”，而他们却必须忍受人格和尊严遭到粗暴的侮辱 　　和践踏。记得有一次红卫兵押着“牛鬼蛇神”们游街示众。“牛鬼蛇 　　神”们被强迫戴上各式各样的纸帽子。所长何其芳，“保皇派”保的 　　“皇”，戴皇帝的冕旒，平顶冠，挂着流苏，手拿一面纸旗，上写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英国回来的吴世昌先生，被斥责为 　　“假洋鬼子”，给他戴上博士帽。还有的戴上乌纱帽、员外帽等等。 　　而俞平伯先生，则从“资产阶级红学家”一变而成为“封建余孽”了， 　　给他戴上伞形清朝官帽，把扫帚抽下几根插在帽后当翎子。在20世纪 　　60年代中叶，在中国首都北京，在全国的最高学府哲学社会科学部， 　　一群举世闻名的学界精英，戴着各种稀奇古怪的纸帽子，被一批愚昧 　　无知的狂暴的红卫兵驱使着当猴耍，这是一场闹剧，也是一场悲剧。 　　 　　 　　　　游街完了，接着示众。红卫兵小将挨个审问“牛鬼蛇神”。轮到 　　俞平伯先生，红卫兵厉声喝问：“叫什么名字？” 　　 　　　　俞平伯有点结巴：“叫，叫俞平伯。” 　　 　　　　“写过什么毒草？” 　　 　　　　“我，我写过《〈红楼梦〉研究》。” 　　 　　　　因为结巴，“研究”两字，小将们没听清。 　　 　　　　“啊！原来《红楼梦》就是你写的！”冤有头，债有主，小将们 　　总算找到罪魁祸首了。 　　 　　　　“不不不，不敢掠人之美！《红楼梦》不是我写的！”俞老先生 　　更结巴了。 　　 　　　　“刚才还说是你写的，转眼就不认账，真不是玩意儿！”小将们 　　套用了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台词，还往俞老头上抡了一巴掌。 　　 　　　　我看着这一切，真替他揪心。但令我钦佩的是，俞老先生以镇定 　　的态度对待这一切，或者说，以游戏人生的态度来接受这一切。红卫 　　兵把他当猴耍，然而他何尝不是在观看红卫兵的表演呢？ 　　 　　　　在“文革”中，红卫兵破四旧，把原有的街道、胡同名称都改成 　　诸如“东方红街”、“反修胡同”等“革命性”的名称。而不识时势 　　的俞先生却针锋相对地写了一本考证北京街道胡同的书。此事被红卫 　　兵知道后，其后果可想而知，俞先生又被狠狠地批斗。红卫兵小将们 　　说，我们破四旧，你倒在复四旧，可见你复辟之心不死！ 　　 　　　　面对横逆施暴，俞先生面无惧色，总是那么镇定平静。他身体瘦 　　弱，却似乎能经得起最大的风暴。在那深度近视眼镜的背后，他的眼 　　睛只有睿智和坦荡，没有丝毫的乞怜和献媚。俞先生在“牛棚”（指 　　关“牛鬼蛇神”的地方）时写了不少诗，其中有两句最为大家传诵： 　　“三椅拼睡南窗下，黄棉袄子暖烘烘。”“黄棉袄子”指的是太阳光。 　　这两句诗活画出俞先生自得其乐、其乐融融的旷达心情。我从俞先生 　　身上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传统的人文精神。 　　 　　 　　　　下干校后，有关俞先生的趣闻很多，比如他爱吃虾，一次去赶集， 　　问卖虾人：“这虾怎么卖？”卖虾人告诉他一毛五一斤。俞先生不懂 　　行情，还以为是一毛五一对，就买了十对，却付了十斤的钱。卖虾人 　　乐坏了，此事也就不胫而走，流传开来。后来老乡们渐渐知道，俞先 　　生是毛主席点名批判的大知识分子，出于好奇，于是不断有人去他住 　　的房子前面探头探脑，想看看毛主席批判的人是什么样子。为了减少 　　打搅，俞先生买了好多黍杆，用绳子在房子周围筑成篱笆。不料第二 　　天一早，篱笆消失了，地上却渣滓狼藉。原来俞先生买的是甜黍杆。 　　又有一次，干校因老乡经常偷粪，派俞先生去看守厕所。俞老先生端 　　了只凳子，坐在厕所对面的墙脚下，一边晒着太阳，一边远远地看着。 　　眼见老乡们在他眼皮底下公然进厕所，一担担地往外挑粪，而他则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装做没有看见。他也只能如此。他，一个瘦小老 　　头，面对几个身强力壮的青年农民，他又能怎样？真是秀才碰到兵， 　　有理说不清。再说，这地方土地贫瘠，老乡生活也实在太困难。我想 　　俞先生之所以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必是对老乡动了恻隐之心了。 　　 　　　　后来，干校从息县迁到明港军营，不搞生产，只搞运动。那时候， 　　会前会后要唱革命样板戏，这教唱样板戏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那时，八个样板戏的主要唱段，我差不多都能唱。我能教唱老生、老 　　旦、青衣、花脸的唱段。想当年，我向俞先生学唱昆曲，没学成；想 　　不到在明港军营中，俞先生坐在人群里向我学唱样板戏。看到擅长唱 　　昆曲的俞老先生如此认真地、有板有眼地学唱革命样板戏，我觉得这 　　真是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回到北京后，我和俞先生见面的机会就少多了。他搬到南沙沟后， 　　我只拜访过他两三次。有一次，我向他求墨宝，他慨然应允，挥毫写 　　下一律，字体是清秀的行书。诗如下： 　　 　　　　故人邀我作东游， 　　 　　　　喜得年时及早秋。 　　 　　　　三面郁葱环碧海， 　　 　　　　一山高下尽红楼。 　　 　　　　沙温浪软飘情侣， 　　 　　　　烛暗弦低含舞俦。 　　 　　　　此夕凭虚君不见， 　　 　　　　万千灯火占齐州。 　　 　　　　昔壬申年游青岛杂诗之一，丙辰初冬仍录以应士杰同志属正　俞 　　平伯

原文2000-01-19 发表于中华读书报  浏览：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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