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红楼梦》的译本，私下意见各不相同。其实多数人的结论不是一己阅读心得，无非是以耳代目，道听途说而已。说来有些心虚，因为我也一度怀疑杨宪益的译本：中国人会有给外国人译书的能力？除去《圣经》不谈，又有哪部世界名著，靠外国人替我们译成中文且影响深远？我似乎有些偏向于相信，霍克思的译本更有魅力。 　　 　　　　等到看见刘绍铭的有关评论，我的疑心就愈发得到加强。他曾坦言，“杨宪益夫妇译《红楼梦》，呕心沥血，若无霍克思（David Hawkes）译本同时出现分庭抗礼，杨氏文彩不足的地方，常人也不易看出来。可是拿霍氏译文对照一下，不必专家也可以看出杨译技逊一筹。”（《遣愚衷》，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7年1月初版，页150）然而，刘的评点没有特别大的说服力，因为他没有给出杨译何以逊色的具体例证。周珏良也厚爱霍译，并曾说“霍译本最大的好处在于它能传原书之神，读来往往使读者不觉它是翻译品。……若不是有Baoyu，Daiyu这两个面生的名字，读来简直像是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小说里的章节，可是同原文对读又可看出并不失原意，确是佳译。”（《周珏良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5月初版，页219，《读霍克斯英译本〈红楼梦〉》）他还说，“……自来读翻译文学作品的，不外两种人。一种是不能读原文的读者，他们要求译文读起来大体象是原著，因之就要求译笔流畅而不晦涩，林（纾）译小说之所以风行一时，就在于他能以当时人们习惯的古文译西洋小说，至于译文对原文有多忠实，此类读者是不大在意的。另一种读者是能读原文的，他们除了要求从译文里得到艺术享受外，不免还要注意到它是否忠实于原著，译笔的特点，要求从这里看出些‘门道’来。我认为霍译本《红楼梦》对这两种读者的要求都是能满足的。” 　　 　　　　周珏良不同于刘绍铭，他虽有心褒霍但无贬杨之意。在英文札记《近年来〈红楼梦〉研究概述》（同上，页350）里，他对霍杨二译品评恰当而且公允。他说： 　　 　　　　这部小说现有的两个全译本，即霍克斯的《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和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红楼梦》（A Dream of Red Mansions），风格迥异但各得其所。虽说霍译本藉雅致取胜，杨氏夫妇译本则以准确见长，但却并不意味一个译本不精确，而另一个欠典雅。其实，两个译本不仅互为补充，而且放在一起，就能让所有无法阅读中文但却对这部书有兴趣的好奇者，得到更加真实和完整的图景，如同披揽原著一般。 　　 　　　　想来轻信某种评判的人闻之，偏见应会得到纠正。就个人来言，我则越发觉得，自作聪明猜疑的实属多余，两种译本比较阅读确有必要。 　　 　　　　周文尽管已经说到，霍杨翻译曹雪芹所取风格有别，但却没有缕述缘何书名翻译不同。我本以为，杨的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能够给出答案。孰料他的书对自己翻译几无任何学术性回忆，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白，“很多在国外的朋友不明白我们的处境，他们想，我们的译作有好几百万字之多，一定赚足了稿费。其实我们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从来没有得到过报酬，也不享有任何版权。惟一的例外是我们翻译的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那时因为《中国文学》杂志后来从外文出版社分了出去，成为一个独立机构，而我俩是《中国文学》杂志社的人，我们翻译《红楼梦》是在为外单位做事，于是《中国文学》杂志社的党支部书记就要求外文出版社付给我们稿费。这是我们获得工资外稿费收入的惟一一次。”（页191）他没有解释选《红楼梦》舍《石头记》做书名的因由。 　　 　　　　1973年企鹅版《石头记》英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Also Known a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录有霍克思所撰长篇导言。他开诚布公承认，自己对曹雪芹原著的理解和翻译，获益于吴世昌和赵冈的著述。吴不把如今通行的《红楼梦》等同于《石头记》。他说，“发现曹小说的两部十八世纪手抄本的消息，是在1927年和1933年公布的。两部抄本上都有脂砚斋的评语。第一部十六回，第二部七十八回，都以《石头记》为题，亦即《红楼梦》的旧名。……本书对作者本意和小说结构进行了一些钩沉，它们和现在流行的‘全’本《红楼梦》很不相同，后者是在乾隆朝文字狱的政治压力下，由另一位作者高鹗加以删削、增续和编纂而成的。”（《红楼探源》，北京出版社2000年10月初版，页I－IV）霍从吴说，故选《石头记》而不是《红楼梦》做译本书名。他要译的是曹雪芹，不是高鹗。补续部分译者是他的女婿闵福德（John Minford）。 　　 　　　　刘绍铭和闵福德多年共事，曾著文雅谈霍闵翁婿合译金庸轶事。他的一篇文章说，“英译《鹿鼎记》的试行版（两回），1993年在澳洲国立大学学报《东亚史》发表。闵福德私下相告，译者挂的虽然是他一个人的名字，但实际的翻译工作，霍克思教授一直参与其事，第一回《纵横钩党清流祸／峭茜风期月旦评》就是出自他的译笔。”（《情到浓时》，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3月初版，页205）我对他的说法坚信不疑，前些时又在短文中旧事重提。没想到霍克思见后不以为然，并于3月27日来信“纠偏”： 　　 　　　　战争期间，我离开牛津参军从事文职工作，先是学日语，后来教士兵和即将开赴战场的人学日语。那时我没在牛津，也不是把专业改成日语。1951年从中国回来后，我继续做研究生，两年后即到1953年才结束学业，开始当初级讲师。 　　 　　　　你问我金庸时，我本意是说，我替我的女婿翻译出相当一部分《鹿鼎记》，并非“只译出第一章”。书译得很开心，但我确实不是很喜欢武侠小说，最终撒手罢译。我没有小看金庸的意思。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但当然没法与曹雪芹相提并论！ 　　 　　　　约翰·闵福德1968年回到英国时，并没提出要与我合译《红楼梦》。他说想自己一人翻译。因为我已与企鹅签订约，要为他们翻译，我就提议他兴许愿意翻译后四十回，而我翻译前八十回。我们分头独立翻译，虽然他有时也来看我，同我讨论他完成的部分。他那会儿不在牛津住。

原文2001-07-25 发表于中华读书报·书里书外  浏览：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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