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纪略 　　2009年6月30日 陈英贤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最早提出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号召有志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建设祖国，并提出“农村是个广阔天地，那里是大有作为的”的号召。彼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多为自愿前往，规模较小，邢燕子等先进青年便是当时的杰出代表。而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则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8年至1978年。 　　 　　1966年《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全国大、中、小学校纷纷组织红卫兵，开展“停课闹革命”，并进行公费全国大串联。红卫兵在运动中成为先锋力量，其间出现了批斗校长、教授、教师及各单位负责人的极端现象，工厂工人也停工参与夺权活动，致使社会生产秩序遭受严重破坏，各地武斗频发，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惶惶。至1968年，学校仍未能复课，大学也早已停止招生，全国积压的初、高中及大学毕业生达400余万人，且逐年递增。当时工厂无法消化大量劳动力，若这些青年继续滞留城市，将进一步加剧社会动荡，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 　　 　　为缓解这一困境，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由此，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从北京、上海到各省、市、县，初、高中及大学毕业生陆续被安排前往农村，这些青年大多十几二十岁左右。尽管出发时的欢送场面轰轰烈烈，敲锣打鼓如同送兵一般隆重，但当真正告别故乡与父母，奔赴偏僻异乡落户时，青年们心中难免充满惆怅与悲凉。 　　1966年之前，我们余朋公社曾迎来两批知青，但均未安排到蛟坑村。1968年，几十名来自泉州的知青被安置到蛟坑，每个生产队分配4名；1973年，我所在的第八生产队又迎来了4名清流城关的知青。生产队为他们安排了住宿和煮饭的地方，下乡第一年政府月发放生活费每月8元。休息两天后，生产队长便安排他们与社员一同下田劳动。这些知青都是地道的城里学生，从未有过田间劳作经验，一切都需从头学起。即便生产队尽量分配较为轻松、简单的农活，他们干起来依然辛苦吃力。尤其是傍晚收工后，还需自己生火做饭，有时柴火潮湿难以点燃，一顿饭往往要花费一两个小时才能做好，饥累交加，生活异常艰苦。好在他们年轻力壮、充满朝气，经过半年多的磨砺，基本适应了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一年多后，也逐渐学会了不同季节的各类农活。 　　 　　知青与社员实行同工同酬，生产队采用工分制计算劳动所得。初来之时，知青每天仅能拿到6分左右（成年男劳力一般为10分/天），这已是照顾性的待遇。后来随着劳动技能的熟练，工分逐步提高，但最高也未超过10分。而当时的工分价值极低，我们生产队多年来的分红始终徘徊在0.04至0.045元/分，也就是说，知青一天的劳动所得仅0.25至0.45元，根本不足以维持生计，大多需要父母寄钱补贴。这样的艰苦程度，是90后出生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有一位曾在我队插队的知青，近年重回蛟坑时，跟我们说起过一段与儿子的对话：他想以当年的艰苦经历教育儿子改掉挑食的习惯，便告诉儿子，插队时常常带着一盒饭去山垅里干活，中午吃饭时没有菜也没有汤，冰冷坚硬的盒饭难以下咽，只能用山溪水冲泡着吃，这在当时是家常便饭。没想到儿子听完后却责怪道：“爸爸，您真傻，怎么不知道带瓶矿泉水呢？常喝生水会得胃病的！”父亲哭笑不得地解释：“那时候矿泉水还没问世，就算有卖的，爸爸一天工钱才三毛多，也买不起啊！” 　　 　　从1968年起，每年的高、初中毕业生都要响应号召上山下乡，但他们到农村后的出路与前程却毫无明确规定，甚至有“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倡导。知青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微薄收入与渺茫前景传回城市后，青年学生及家长普遍产生了不愿插队的情绪。但这是当时的政策要求，无人敢公开反对，只能偶尔通过隐晦的方式抒发不满。据闻，某城市火车站的知青欢送仪式上，当知青们进入车厢，与送行的亲友即将离别时，车厢内突然响起了整齐的歌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大家反复吟唱着最后一段：“那年，那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儿行千里母担忧，本就依依不舍的父母们听到这凄凉悲壮的歌声，无不泪流满面，有的甚至嚎啕大哭。列车呜咽着高亢的汽笛，伴着知青们悲愤的歌声缓缓出站，这一幕让在场的知青永生难忘。 　　 　　知青插队期间，曾发生过一起闻名全国的《知青之歌》冤案。南京五中高三毕业生任毅插队到江苏省江浦县农村后，结合知青群体的普遍心声，创作了歌曲《可爱的家乡》（后来被知青们改名为《知识青年之歌》）。这首歌以忧郁的曲调，抒发了知青们的伤感与无奈，道出了他们作为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特殊群体的失落感，精准契合了广大知青的心境，因此深受欢迎。尽管歌曲未正式出版，却以惊人的速度在全国知青群体中悄然流传，成为远离家乡、在艰苦环境中挣扎的青年们缓解精神压力、寄托思乡之情的载体，不到半年，全国有知青的边远山村都能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其原稿歌词如下： 　　 　　《知识青年之歌》 　　词曲：任毅 　　 　　蓝蓝天上，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 　　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啊，彩虹似的大桥， 　　直耸云霄，横跨长江。 　　雄伟的钟山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 　　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史册， 　　一去不复返。 　　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 　　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 　　沉重地修地球是光荣的神圣天职， 　　我的命运。 　　啊，用我们双手绣红地球、赤道宇宙。 　　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1969年，这首歌被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用华语播出，并更名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当时正值中苏边境争端加剧、意识形态对立严重的特殊时期，莫斯科广播电台被视为“敌台”，其播出该歌曲的行为，让任毅陷入了绝境。加之当时“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导向，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将此歌定性为“反动歌曲”，认为其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随即下令上海成立专案组，抓捕歌曲作者。 　　 　　1970年2月19日，任毅在插队的农村被捕，以“现行反革命罪犯”的罪名被押回南京审判，江青曾直接指示要“从严、从重、从快”判处。同年5月24日，南京法院判处任毅死刑，报请上级核准后立即执行；6月6日，南京市革委会核准死刑，再报江苏省革委会审核。当时的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将军在审核25名死刑犯材料时，对其余24人均同意判处死刑，唯独看到任毅的材料后拍案而起。他认为任毅年仅22岁，是青年学生，无任何前科，仅因创作一首歌便判处死刑实属不当，于是在任毅的材料上画圈，刀下留人，将其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最终，任毅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直至“四人帮”被粉碎后，此案于1979年1月4日得以平反昭雪，任毅被无罪释放。 　　 　　“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这一论断本身具有积极意义。知青具备文化知识，若能在农村发挥专长，助力农村经济发展，确实能有一番作为。但在当时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农村以“阶级斗争为纲”，盛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错误导向，就连养鸡、养鸭、种菜等日常生产活动都被视为“搞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成为农村的重要工作。当时农村并非缺乏劳动力，而是由于集体化生产模式下，农民负担重、收入低，生产积极性不高，劳动效率低下，常常出现十个人能完成的活二十个人也干不完的情况。 　　 　　彼时全国推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学习大寨人战天斗地的精神，每年都要开展修公路、平整土地、建电站、修水库等大量耗费劳力的工程，这些工程的用工全部摊派到各生产队，由农民（包括知青）承担额外负担。由于缺乏机械设备，这些工程全靠人海战术，劳动力投入越多越好，让大家疲惫不堪。在这样的环境下，知青根本无法发挥自身专长，所谓“大有作为”也难以实现。 　　 　　对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知青们也逐渐产生了困惑。他们到农村后发现，许多农民普遍文盲、观念陈旧、见识有限，有时还会为半个或一个工分争执不休。每当此时，他们便会想起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提出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不禁疑惑：到底是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是我们要教育农民？当然，贫下中农作为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是阶级斗争的主力军，他们身上具备的吃苦耐劳、诚实憨厚的品质，也确实值得知青学习。 　　 　　经过多年的农村磨砺，知青们不仅学会了各类种田技术，还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练就了健壮的体魄。这些经历为他们后来回城招工后胜任不同岗位、承担重任奠定了基础，不少知青还成长为社会精英和国家栋梁。同时，在与农民并肩劳动的过程中，知青们深刻体会到农民的疾苦与困境，与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将插队的农村视为“第二故乡”。回城后，他们依然牵挂着第二故乡的建设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有的引进项目，有的筹措资金，有的直接向困难户捐款捐物，为第二故乡的小康建设出谋划策、慷慨解囊。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自1968年开始至1978年结束，全国参与的知青总数达2000余万人。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知青成为高考的主要参与群体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业机会不断增加，开始逐步安排知青回城并招工到当地企事业单位。至1983年前后，全国上山下乡知青基本全部得到回城安置或就业安排，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就此落幕。 　　 　　时隔四十一年后的今天，当年的知青们已步入知天命或花甲之年，但那段刻骨铭心的上山下乡经历，依然清晰地镌刻在他们的记忆中，难以忘怀。过去的已然成为历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前后历时十五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却让一代人的宝贵青春在田间劳作中流逝。为了让后人了解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场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全国性运动，特作此文以纪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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