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树厂的难忘岁月 　　陈英贤 　　1965年，我从清流一中初中毕业，因家庭成分问题未能被高中录取，遂回乡到清流县余朋公社蛟坑大队第八生产队务农。彼时我年仅十五六岁，身材瘦小、体力孱弱，参加生产队劳动样样都要从头学起。全劳力一天记10分工，我只能得5分；全劳力挑一担谷子能达110斤，我最多只能挑60斤，算是典型的半劳力。经过四五年的磨砺，我逐渐身强力壮，犁田、插秧等各项农活都已熟练掌握，成为标准的全劳力，工分也自然按全劳力核算，每天能挣10分。 　　然而，我们生产队年终结算时，每个工分的价值始终徘徊在0.04—0.045元，属于中等水平——有的生产队最高可达0.06—0.07元，最低的仅0.02—0.03元。如此算来，一天10分工仅能挣4毛多钱。即便全劳力在插秧、夏收等“双抢”时节加班加点，一年的工分总值也超不过160元。当时生产队分配给农户的稻谷，每百斤定价9.5元，每人全年分配的粮食（含地瓜、黄豆等杂粮）仅300多斤。我家有7口人，作为家中主劳力，即便加上辅助劳力的工分，全年总工分收入仍不够购买分配的粮食，这便是当时所说的“超支户”（实则一分钱都未曾借过）。 　　像我这样因工分不足买不起口粮的超支户不在少数。若未能缴清超支款，生产队便会扣发相应份额的粮食。那个年代粮食极度珍贵，青黄不接时，几乎家家户户都面临不同程度的缺粮困境。因此，超支户必须千方百计凑齐超支款，才能领回属于自己的口粮。彼时不允许搞自由副业，谁若在田间地头种植经济作物，便会被定性为“搞资本主义”，作物不仅会被没收，本人还可能遭受批斗。家中无其他收入来源，只能变卖养了一年的猪、鸡、鸭等家畜家禽，用以抵扣超支款。我曾想方设法摆脱这种困境，却始终未能如愿。 　　1973年，余朋公社成立“余朋公社林场”，从各生产队抽调劳力集中开展木材采伐工作（余朋公社木材资源丰富，盛产优质木材）。在林场务工的收入，比在生产队出工高出三倍多：若在林场一天能挣10分，可上交生产队约9元，生产队则返还30分工；林场还按实际出勤天数给予“10天加1天”的误工补贴（抵扣往返林场的耗时），另抽取工资的10%作为伙食费补贴，每人每天约能得0.8—0.9元。如此一来，在林场挣10分工的总收入，相当于在生产队出勤5天的所得。 　　但林场工作极为艰辛，每天需从事10小时以上的重体力劳动，且危险系数极高。农村曾流传一句俗语：“好子莫走厂（指木头厂），好男莫当兵。”据老一辈人讲，解放前的木头厂多是流氓浪子混迹之地，从业人员来自五湖四海，彼此不团结、勾心斗角，甚至故意算计同伴受伤——只要有人受伤，所有人便停工，借口“老板的菩萨不灵”，既要求老板照发工资，还得摆酒肉大餐招待。此外，木头厂规矩繁多，若有人不慎说错话、违反规矩，全厂便集体罢工，直到违规者请客并支付停工期间的工资才肯复工。木材采伐本身就风险极高，再加上人为因素，工伤事故频发，这便是“好子不走厂”的由来。若非生活实在难以为继，没人愿意冒这份险。 　　为了摆脱年年超支的困境，在当时的环境下，除了去林场采伐木材，我别无选择。尽管从未见过百余人集体采伐木材的大场面，家人也坚决反对，但我权衡再三后，仍执意决定前往，最终跟着叔叔一同走进了林场。未曾想，这一去便是十多年，直到1985年林场解散，我才回乡创办企业。 　　公社林场设在太山大队的水罗坪，距家约40华里。我和叔叔等人挑着大米、行李，足足走了半天才抵达。水罗坪并非村庄，原是芹口国营伐木场下属的一个工区，区内有好几排土墙职工住房，配套建有学校、医疗室、食堂等设施。而公社林场仅有几座用油毛毡搭建的简易大工棚，住着来自全公社各大队的100多名“树夫子”（对木材采伐工人的俗称）。 　　林场场长由陈昆辉担任（场长、副场长、出纳、会计等主要负责人均由公社任命）。他是蛟坑人，年纪不大，仅25岁左右，却工作勤恳、责任心强，凡事亲力亲为，在群众中有着较高的威信。六年后，陈昆辉通过干部招考调离林场，接任场长的是同为蛟坑人的陈森发。陈森发已有五十多岁，不仅有着丰富的木材采伐经验，组织管理能力也较突出，林场在他们二位厂长的带领下，十余年来经济效益稳定向好，深受上级领导和各村群众的赞扬。 　　场长得知我是第一次进林场，安排我跟着叔叔开挖拖树路。我们采伐的杉木多为十余米长，其中不乏18米长、尾径20公分以上的造船桅杆材，单根木材材积就达1立方米以上。木材从采伐山场拖至公路装车点，全程足足6华里。由于木材长达18米，普通道路无法通行，需沿山坑一路架设木桥，直至公路旁的装车台。 　　 　　余朋公社林场场长陈森发（1928—2004） 　　整个木材采伐流程中，架桥的技术含量最高，通常只有熟练的老师傅才能胜任。架桥前需先开辟线路，随后每隔4米铺设一根横枕，每根横枕由三四根木脚和驼子牢固支撑。直线路段的横枕上，平行铺两根间距1米的杉木，供拖木工人行走，杉木上每隔1米多横扎两根杂木棍，用以承载木材；转弯路段则需用多根木材搭建鱼翅形木桥，桥面宽达十五六米，每隔30公分便扎两根硬杂木棍，确保木材能顺利转弯。木桥高度依地势而定，低处贴地而行，高处则达20多米，像我这样的新手，站在高桥上行走过时，难免心生胆寒。 　　下坡路段的木桥称为“流桥”，部分坡度可达60度，最长的流桥超过100米。下雨天流桥湿滑，木材拖拽时极易打滑，若工人无法控制木材溜滑速度，往往会人仰马翻，工伤事故在所难免。小木材通常需三四组人（每组两人）协作拖拽，而大型桅杆材则需十多组（20多人）合力才能拉动，转弯时风险更高。以左转弯为例，前排四组需奋力左拉，中间几组向前拖拽，后排三四组则需配合左拐奋力右拉，若动作不协调、配合不默契，要么前排工人被拽出桥外，要么后排工人失足掉落。据说旧社会的树夫子会利用帮派势力，在转弯时故意算计工友，导致其受伤。 　　木材采伐的其他工序，如砍伐、剥皮、溜山、出山等，也暗藏风险，难怪有人说“搞木头是没有牙齿的老虎，一不小心就会伤人”。因此，林场领导常召开安全会议，反复强调团结协作与安全防范，告诫大家：“我们是新社会的林场工人，都靠出勤挣工分糊口，必须互相保障安全。”安全问题既要靠会议反复强调，更要靠个人时刻警惕，久而久之，大家习惯后便也不觉得那般可怕了。 　　不过，旧社会木头厂的一些习俗仍流传下来，且大家都恪守不渝。例如，从早上起床到上山开工前，严禁随意说话。炊事员天蒙蒙亮叫大家起身时，不能说“起床”，要喊“出巢”；吃饭叫“开宝”，草鞋叫“马子”。若有人违反这些规矩，会遭到众人指责；若当天恰巧有人受伤，对违规者的指责会更为严厉。这些规矩虽带有唯心、封建色彩，但为了不得罪众人，大家都会自觉遵守。 　　我跟着叔叔开挖拖树路、砍伐杂木棍七八天后，每天傍晚都会和他搭档拖拽木材下山，之后又跟着叔叔练习走桥（拖木）十多天。凭借年轻力壮、手脚灵活，我很快适应了林场的生活与生产节奏。后来叔叔回乡，我独自留在林场，一直干到年底。那年林场评工时，我被评为9分。林场评工严谨公正，最高分为10分，每降一级扣0.5分，最低分为6分。10分者为全能师傅，精通每一道工序且能带队施工；9.5分者技术略逊一筹；9分和8.5分者属体力出众的骨干；6分者则仅负责砍柴、送饭等辅助工作。 　　那年我在林场出勤一天，生产队可获约8元收入，全家全年总工分达一万多分，不仅摘掉了超支户的帽子，还破天荒地从生产队分到约150元分红。我在林场生活节俭，年终带回80元结余生活费，总共200多元用于过年。我们全家都添了新衣服，备足了年货，过了多年来最像样、最舒心的一个年。 　　 　　作者1984年于余朋公社林场留影 　　 　　第二年，林场为每个生产队核定2名长期固定劳力名额。生产队认为我年轻力壮、已适应林场艰苦环境，且工分等级不低，是最合适的人选。为了摆脱贫困，我也甘愿留下，自此成为林场固定工人，直至林场解散。 　　从第二年起，我除了全力干活、发挥带头作用，还留心向老师傅请教各项技术，主动要求参与所有工序的锻炼，系统熟悉了砍伐、剥皮、溜山、出山、开号、架桥、走桥、装车、整理桐口等全流程工作，且进步迅速。年底评工时，我被提升一级；又过了两年，成功获评最高等级10分。从第二年开始，我每年从林场能结余约120元生活费，生产队分红最高时可达300余元，从公开账目来看，我家成为全队收入最高的家庭。 　　水罗坪山场的杉木，历经三年采伐殆尽。这片山场的原始杉木林茂密繁盛，是其他山场所不及的；公社境内松木储量丰富，林场遂转而以采伐松木为主业。随着采伐区域不断迁移，公社林场多次搬迁场址，先后在乌龟坑、马面岭、小岩岭、月汤、张地、新桥坂等地设立作业点。 　　林场劳力充足，均来自各生产大队，常同时开辟两处山场作业：采伐乌龟坑山场时，同步推进马面岭山场采伐；开发小岩岭山场时，兼顾月汤山场施工。其中，乌龟坑、小岩岭、张地三处山场各修建了两排土墙平房作为固定驻地，其余作业点均搭建油毛毡临时工棚供人员居住。 　　余朋公社林场自1973年建场采伐，至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各村山场由本村自行采伐，林场于1985年正式解散，前后历时十二载。林场作为全公社各生产队的主要副业基地，每个生产队都有劳力在此务工。每年年终结算时，林场将各生产队务工报酬直接划转至队里，多则万余元，少则几千元，有效提高了各生产队的分红水平，增加了全公社农民的收入。 　　当年，无论是在生产队种田还是在林场务工，我初中毕业的学历都算是最高的。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因家庭成分不好，连记工员都没资格担任。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农村取消了阶级成分划分，我不再遭受歧视，得以被起用，先后担任林场司务长、出纳、会计等职务，直至1985年林场解散。 　　同年，我与几位好友合伙创办“清流县余朋朝阳文体用品厂”，担任厂长27年，兼任余朋乡三厂党支部书记13年，直至2013年因年龄原因退休。如今，该厂已创办40周年，仍在正常运营，是清流县存续时间最长的企业之一。 　　2025年5月1日于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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