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亲 　　陈英贤 　　母亲黄玉招，1930年生于连城县北团镇溪尾村。外公黄隆贵（1909—1986）、外婆王赛金（1921—2003）皆是商人，主要经营本地土特产与大城市工业品的互通贸易——将连城的木材、毛边纸、香菇等土特产运至福州等地销售，再将大城市的布匹等工业品运回本地批发。彼时交通闭塞，山路崎岖，往返皆需走水路，而水路艰险异常，沿途暗礁险滩密布，单是清流通往永安的九龙江段，便有“九龙十八滩”之称，每一处都堪称鬼门关，翻船、翻排（运载木材的木排）乃是常事，令人胆战心惊。加之民国政府腐败，社会治安混乱，险要隘口常有土匪出没，一旦遭遇，不仅钱财尽失，人身安全也难以保障，往往需重金赎身。因此，那个年代经商，不仅要有过人胆略，更需几分运气，方能来去平安。外公经商经验老道，高薪聘请的水运梢公技艺精湛，水上行程几乎未出过差错；偶尔遇上土匪，也能通过关系疏通，不惜钱财消灾，得以逢凶化吉。几番经营下来，外公积累了不少财富，在当地小有名气。外公一生曾数次成婚，母亲是其第一任妻子（战乱中失踪）所生，也是外公当时唯一的亲生女儿，自幼便被教文习字，视若掌上明珠，百般宠爱。 　　父亲陈忠钦，又名陈邦，字寅嘉（1927—1984），排行四兄弟老二，清流县蛟坑村人，出身书香门第。祖父知识渊博，书法造诣深厚，且精通中医，是远近闻名的郎中，同时还兼任私塾先生。家中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祖上传下的十几二十亩田地，部分雇人（仅1名长工）耕种，部分出租；祖父行医、教书的收入虽不丰厚，但祖母勤俭持家、精打细算，一年下来，除了日常开支，仍有结余，日积月累，家中逐渐殷实起来。 　　父亲自幼聪颖，在连城读完小学四年级后直接跳级至六年级，在宁化读完初二后，借用清流"陈邦"的初中毕业证，直接考入长汀师范。1947年师范毕业后，被县教育局分配至嵩口小学任教，半年后，便被委仼为清流县梦里中心小学校长。1948清流县修撰县志时，还以"陈邦"之名载入其中（当时读书人很少，高中、中专学历均被载入县志）。 　　父亲少年得志，风流倜傥，风度翩翩，才貌双全，惹人羡慕。经朋友介绍，他与母亲相识，二人郎才女貌、相互爱慕，且门当户对，双方父母均十分满意，这桩婚事很快便促成。婚礼办得极为隆重，尽管两地相隔百余里山路，送亲队伍仍备有鼓手、大轿、小轿，随行送嫁者达数十人。因当时社会治安混乱，永安安砂一位绅士还特意派出民团一个班护送，一行人浩浩荡荡，从半夜零点过后出发，一路跋涉，直至傍晚才抵达蛟坑村。清流蛟坑村陈氏家族底蕴深厚，后来还曾修订过详细的族谱，记载着家族的变迁与传承，父亲的家族事迹也在其中有所体现。 　　 　　新婚燕尔，夫妻恩爱，沉浸在甜蜜之中。不久，母亲便身怀六甲，1949年7月，家中喜添男丁——便是我，全家人欣喜不已，共享天伦之乐。可好景不长，1950年，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和平解放清流，随即成立各级人民政府，并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我家因祖父是郎中兼私塾先生，家中有雇1个长工，从事种菜、砍柴等杂务。家中有土地出租，购成剥削，被划为地主成份，家中房屋、田山、粮食等所有财产均被分给贫下中农，家人一夜之间沦为专政对象、斗争靶子。父亲虽出身教书先生，从未做过对不起人民和社会的事，却仍被集中到永安县的一处劳动教养所进行劳动改造——彼时政局尚未稳定，周边几个县内，够不上判刑但有文化的地主成份青年，均被集中在此改造。父亲当时便是此类人员。祖父除了遭受批斗，还曾险些被枪毙。母亲则从锦衣玉食的富家小姐，一夜之间沦为人人可欺的“地主家属”，每天被强迫参加劳动改造，还要向指定的贫农代表汇报情况。一个从未干过体力活的女子，无论刮风下雨，都要下地从事重体力劳动，实在难以承受。加之家中财产被分光，一家人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不仅大人们吃不饱，年幼的我也常常忍饥挨饿。尤其是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村里已有五六名成份不好的人被枪毙，母亲愈发担心父亲能否平安归来。 　　 　　此时，村里有个叫陈林清的老油子，其养子陈贤生刚因妻子难产去世。他见母亲情绪低沉、内心苦闷，便趁机怂恿挑唆：“你得好好考虑自己的后路，地主家庭的人永远会被人压制，抬不起头，日子也只会艰难困苦，看不到尽头。再说你丈夫在永安劳改，他是村里文化最高的地主，就算不被枪毙，也得判无期徒刑，你再等下去，也只是枉费心机。不如趁早离婚，嫁给我儿子，立马就能结束这种苦难日子。”结合当时的处境，母亲觉得他说得有理，便开始认真考虑离婚之事，并将自己的想法告知外公、外婆，征求他们的意见。可外公、外婆得知后，当即斩钉截铁地表示反对：“你千万不能离婚！你的丈夫是你自己选的如意郎君，人才、素质各方面都十分优秀，如今他落难，你怎能落井下石？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人生哪能没有灾没有难？更何况，你身边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他已经暂时失去了父爱，再也不能失去母爱。你是我们唯一的亲生女儿，若是你不听劝，执意要离婚，就别再认我们这对父母了。”听了外公、外婆的话，母亲心中十分犹豫，但现实的苦难实在太难煎熬。有一次，她在打田塝时，因田埂狭窄，加之心神不宁、无精打采，一不小心摔进了两米多高的烂冻田里，满脸、满头都被烂泥糊住，再也忍不住，失声号啕大哭。洗净脸上的烂泥后，她坐在田边休息，心中反复思索：这样的苦楚，我还能熬多久？又要熬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陈林清的话再次在耳边响起，她实在撑不住了，便下定决心，考虑自己的出路。 　　 　　后来，在陈林清的几次“开导”下，母亲最终决定与父亲离婚。她在陈林清的陪同下，步行一百多里山路，前往永安劳动教养所找到父亲。陈林清说明来意后，父亲十分震惊，始终不愿相信母亲是来离婚的——夫妻二人多年恩爱，他不相信母亲会因一时磨难便变心。于是，父亲亲自询问母亲，是否真的决意离婚，母亲含着泪，轻轻点了点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父亲深知母亲的难处，没有过多挽留，当即办理了离婚手续。 　　 　　母亲离婚后，便与陈贤生结了婚。可相处一段时间后，她才发现，陈贤生除了成份是贫农、能免受欺凌外，人品、性格、能力均不尽如人意，与父亲相差甚远——他性情暴躁，目不识丁，还缺乏谋生能力。母亲嫁过去没多久，便常常遭受打骂，生活也日益贫困，尤其是在大集体时期和三年困难时期，家中更是贫苦到了极点。母亲与陈贤生婚后，生下了二子一女。因外公、外婆坚决反对她与父亲离婚，母亲再婚后的三年里，始终不敢带着陈贤生去见自己的父母。 　　 　　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政局逐渐稳定，那些被集中劳动改造的人员全部被释放回家。母亲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与父亲离婚仅几个月，父亲便平安归来，心中充满了悔恨，懊悔自己当初太过草率。她亲自来到父亲和祖母面前赔礼认错，表明自己愿意与陈贤生离婚，重新与父亲复婚，只要父亲能重新接纳她。可父亲却温和地拒绝了，只对她说了一句：“若知今日，何必当初。”母亲无言以对，心中的悔恨难以言表，一切都已无法挽回。1954年，父亲经人介绍，与我现在的继母陈银娥结婚，婚后二人又生了二男三女。继母嫁过来后，父亲分别在1955年和1970年前后两次蒙冤入狱，继母没有像母亲那样“大难来时各自飞”，而是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地撑起整个家，将我们兄弟姐妹一个个拉扯长大。因此，我们全家人都十分敬重她。 　　 　　我出生在改朝换代的社会变革之际，不到三岁，家难便接踵而至：家产被分光，生活陷入极端贫困，父亲被劳教，并与母亲离异后不久，还在蹒跚学步的我，被一个小青年赶着的大公牛挤入了蓄满水的池塘。那个小青年既不施救，也不喊人帮忙，赶着公牛若无其事地离开了。事后有人问他，为何不救被牛挤下池塘的孩子，他竟慢条斯理地说：“地主仔淹死了也活该，救他干什么！”我被挤下池塘时，正值中午，一位来我家帮忙插秧的亲戚回家吃饭，看到池塘里不断冒泡，塘水浑浊，看不清水里的情况，出于好奇，下塘查看，才发现了沉入水底的我。此时的我早已奄奄一息，可谓九死一生。经过紧急抢救，我虽保住了性命，却祸不单行，更大的磨难还在后面。 　　 　　我本身体质虚弱，再加上被池塘里的春水浸泡受凉，当天便感冒发烧，病情日渐加重，还引发了多种并发症，双眼逐渐被白疔覆盖，不到一个月，便彻底失明。失明一年多后，我早已瘦骨如柴、有气无力，病入膏肓。许多人都认为我时日无多，劝祖母不要再在我身上费心，说“慢死不如早死”，还说我就像晒干的咸鱼，不可能再活过来。但祖母念及我是父亲唯一的亲生骨肉，即便我半死不活，也实在舍不得抛弃，只能听天由命，尽力照料。天无绝人之路，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位亲戚介绍了一种治疗疳积的偏方，说能治好我这种由狗头疳引发的失明。祖母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我服用了偏方，没想到果然有效果。此后，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疗，再加上祖父母的悉心照料，我的眼睛终于得以康复。 　　 　　幼年时发生的这些事，我自己并无印象，多半是后来听家里人讲述的。等到我上学后，生母和她的家人对我都十分关照，她家离学校更近，我常常在她家吃午饭——或许，这是母亲对我幼年时缺失母爱的一种补偿吧。生母改嫁后虽然家庭成份好，不必遭受欺凌，可生活却每况愈下，十分清贫。她的续夫陈贤生去世得早，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是独自一人生活，日子过得格外清苦。我感念母亲十月怀胎，终究是她给了我生命，因此，自从我成年能赚钱后，便一直从经济和生活上给予她关照，尽一份子女应尽的责任。直到2010年，她的小儿子在余朋买了房子，才将她接过去一起居住，让她得以安享天伦之乐。 　　 　　去年春天，母亲不小心摔了一跤，伤势很重，当时大家都以为她时日无多，她也常常叮嘱后事：百年之后，要为她做纸屋，这样到了阴府才有房子住；要请和尚超度，才能引路转世。她对此深信不疑，我每次去看望她，她都会反复叮嘱一遍。我一一答应她，让她放心，这些事我都会帮她办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调养，母亲的身体渐渐有了好转，去年冬天，她已经能拄着拐杖上街走动了。可天有不测风云，今年二月，母亲再次摔倒，这次的伤势比上次更为严重，她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神志也变得迷糊不清。直到二月二十五日早晨七点三十分，母亲停止了呼吸，享年86岁，走完了她漫长而又短暂的一生，永远闭上了那双安详的眼睛。 　　 　　我们办理母亲后事时，既遵循了当地的习俗，也兑现了她的叮嘱：请了和尚和风水先生，也做了纸屋。三月初三出葬那天，母亲的亲属和房族里的亲人们都前来送葬，场面也算风光。初三傍晚化屋（烧纸屋）时，村里的许多老人都围过来看，看到我，他们便不由自主地谈起了当年母亲与父亲离婚的往事。大多数老人认为，父亲蒙难劳教没多久，母亲便不顾往日夫妻恩爱，提出离婚，未免太过绝情；尤其是在我年幼失父、最需要母爱的时候，她毅然抛夫弃子，让我的整个童年都蒙上了阴影，心肠太过狠毒。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替母亲辩解，他们说，当时正处于改朝换代之际，到处腥风血雨，地主、富农被定为阶级敌人，沦为专政对象，被迫劳动改造，受尽欺凌，财产被分光，生活极度贫困，而这样的局势才刚刚开始，谁也不知道要持续到什么时候。若是身临其境，或许任何人都难以承受这样的煎熬，都会为自己考虑后路。 　　 　　是啊，土地改革时划定的成份，中央原本打算在土改结束后便取消，可这项政策却被长期保留下来，每次运动，地主、富农及其家属都会成为斗争对象。即便后来地主没了土地，富农不再富裕，这项成份划分依然没有取消。这些人经过无数次运动的教育，早已变得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可他们的子女却被划为“另类公民”，不能升学、不能招工，更不能入党、提干、当兵——口头上说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实际上却被当作未来的阶级敌人看待。这项人为树敌、划分人的等级的政策，直到1979年才被取消。据史料记载，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且尚未改造好的人外，地、富分子一律摘帽，给予社员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也享受与其他社员同等的待遇。这项决定，让上亿名九类份子及其子弟、亲属得以“解放”，其人数比林肯当年解放的美国黑奴还要多好几倍，堪称丰功伟绩。 　　 　　试想，当年母亲若是没有离婚，即便不久后能与父亲团圆，可成份划分还要持续三十年，阶级斗争不断，再加上后来父亲两次蒙冤入狱，全家人势必还要经历更多的磨难，或许还要遭受批斗，那样的狂风暴雨，母亲又能承受得住吗？如此看来，母亲当时选择离婚，或许算不上绝情，而是在绝境中为自己寻找出路的无奈之举，或许，那份看似“抛夫弃子”的决绝，实则是走投无路下的理智选择。 　　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母亲也已离去，过去的恩怨是非，再争论也没有意义。愿母亲在地下得以安息，从此再无苦难，再无煎熬。 　　 　　儿：陈英贤 　　 　　二零一五年三月初八日于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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