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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说,这篇文章里有几句很精彩的话,可以说是只有对历史抱之以“谋道不谋食”态度的业余爱好者才说得出:
1。一般对他们的评价都是反面的,这是站在现今的立场上,我们无法深入到历史人物的内心深处,只能跟据他的行为判定他的忠奸。——这句话里,我认为如果把“他的行为”换成“当时的形势”或者更合适。 2。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只不过是文人附会的书生之见。——很精辟的一句。 3。他带走了最精锐的二十万大军,但这决不是天朝失败的决定因素,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 4。再谈善恶与吴三桂善的标准之一是真,假如是假的东西……(这一段都很精彩)——如果本篇以此作为主要论点,那结果就会好的多。 其次要说,这篇文章却有一大部分我是不能够同意的,就是为吴或石作出的辩护: 1。“汉奸”这个称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它不同的定义。有一阵子历史课本说:为着民族团结,岳飞等不能再称作“民族英雄”,这还有一定道理。但是若反之推出某些人就因此不是“汉奸”,我就只能说荒谬。 看历史,不能要求当时的人物跳出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去以今日的观点处理他面临的问题。在吴三桂生活的时代,后金和大明,在任何人的心里都绝对是两个不同的民族,选择了引后金入关,就是对自己民族的背叛和出卖。打着什么“56个民族56朵花”来为之辩护,就等于在共产主义到来的那一天,历史学家纷纷言道:凡当日中国投降日本侵略军的工农兵学商各界人士,都是在为共产主义事业做贡献!这种场面的出现,是我们今天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所决不能答应的!! 因此,我认为如果说吴三桂不是汉奸,就是对当日历史的最大不尊重,是对当日大明国民的感情的严重伤害。站在这个立场上,以吴三桂去比袁崇焕和史可法,是一种多么残酷到可笑的比较!!我以为,即使当日最无能最颟顸的将军在最朴素的民族感情和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两方面,也是绝对可以向吴三桂傲然以对。你可以说他兵带得不如吴三桂有力,人不及吴三桂机智,但是在大明的这段历史上,他接受并捍卫了自己生命的坐标——大明军人,他就可以在后人的评说面前坦然以对。而吴三桂,他不能,他也不配!!!! 甚至张献忠、李自成、朱由检,也一样视吴三桂为汉奸的资格。张献忠、李自成的起义在客观上确实给明朝对后金的战争拖了后腿捣了乱,但是在当时人口超饱和以及天灾不断的环境里,求生存的农民为了吃口饭也是不得不如此,其理由绝对要比吴三桂更正当更令人同情,况且当时的社会可创造出必要的教育让农民认识到国家大义?这只能是一个客观结果而决非张、李们故意就要清军入关!至于朱由检,千古艰难唯一死,想想蜀国阿斗、北宋二帝,在生死这一人生大事上,他还没有背叛“大明天子”,他也懂得这一历史赋予的坐标有时候即使是贵为帝王也是必须拿出生命来捍卫的。而吴三桂,他同样还是不能,不配!!!! 2。石达开走上起义道路的原因,并非是和大多数天国战士一样出自纯粹的生活所迫,他参加起义自有他的一番抱负和理由,而天国残酷的现实让他深深的失望。投降清军显然不合于他的那一种“抱负和理由”,天国又不可能满足他的初衷,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为他的出走是必然的,是可以理解和同情的。甚至如果他不带走天国的精锐,他的此番行为也很值得我去尊重——毕竟在如此的逆境中能初衷不改,确是大丈夫所为!! 但是,他把天国的精锐带走了,我为此深深遗憾。石达开的这个决定把天国和没有跟他走的将士带入了更快的死亡,即使当日跟他走的官兵也并不能够逃脱这一灾难性的恶果。我想到,毕竟天国和她的将士曾给过石达开那么多的机会、崇拜和荣耀,她曾经和他同呼吸共命运,他有什么权利就把她统统的拿了来为一己的理想殉葬?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中国人普遍存在有一种“麻将心理”,即:就算我不和牌,大家都和牌不成,也算得一种我的胜利。 至于“如果他不出走,天朝还可支持几年,这将对社会造成更大的破坏,太平天国十几年,最后灭亡时江南一带几成废墟,六朝古都毁于一旦,石如果降清,将大大缩短这一进程,减少无数的灾难。”的话,我视之如同“56朵民族56朵花”—>吴三桂不是汉奸的怪论。退一万步说,即使这话有些微道理,也只能是一种客观的结果而决非石达开作出此种选择的主观动因。如果石达开眼里的天国革命会对“社会造成更大的破坏”,以他当日吃穿不愁的生活为什么还要去革命??而如果他真和大多数为生活所迫走投无路的天国战士一样把天国革命当作是一种穷苦人吃饱穿暖的理想,他又为何要走出如此一步棋?都说是英雄难过美人关,我看这正如同作者所说“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只不过是文人附会的书生之见”。真正让英雄好汉们走向灭亡的是一个解不开的“我”——我的理想,我的抱负,我的荣誉,我的…… 最后,我想说:历史并不是没有善恶之分的。无论是吴三桂还是石达开,他们作出那样的决定必然有着他们不得不为之的理由,这有他们的性格因素,也是客观的环境逼迫使然。他们作了历史上的叛徒,只能说是一种个人的不幸,一种社会的缺陷。幸运的人就不会处于他们那样的境地,而完美的社会里连不幸的人都不会有,怎么会造就出她的叛徒?在社会走向完美的过程中,历史上就必定会有种种不公平发生。如果只是站在个人的角度评论属于他们个人的不幸和当时社会的不公,我可以尊重甚至同意这种感情。我们可以为之洒泪为之扼腕,甚至由此发誓要为这不完美的社会更加完善而贡献自己。但是,如果有谁要以吴三桂石达开们的个人不幸作为否定历史善恶标准的理由,我只能坚决反对。因为,历史这门学问是为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而存在发展着,却决不是为了哪一个人哪怕最伟大的人。因此,她的全部规则所能照顾的,只能是大多数的个体存在。在她的理论里,个人的不幸决不能成为大多数人幸福的障碍。在这个角度上忽略掉某些个体的不幸而衡量以大义,我以为这绝不是一种“愚昧”,一种“整齐划一”的善恶观念,而正是历史公义社会公益的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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