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自:史海钩沉 一 我要来为一个“汉奸”翻案了。 他可以说是八年抗战里产生的第一个汉奸。“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北 平落入日军的掌握之中,他便在那时走马上任,当了第一任北平市长,兼冀察政 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冀察绥靖公署主任。 他所代理委员长的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本身即有相当的“汉奸”嫌疑。为 了抗议它的成立,还在1935年12月9 日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游行,就是号 称与“五四”齐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这场运动的意义,或曰胜利成果,便 是“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1] 学生们为什么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呢?这是因为它是在1935年“华 北事变”后,为了适应日本“华北特殊化”的要求而成立的半自治组织,是中国 政府对日本让步妥协的结果。是年7 月,日本通过“何梅协定”的签定,“攫取 了中国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平津大部分主权”[2] ,国民政府已难以在华北立足。 当时,华北最大的军事集团是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他们过去是属于冯玉祥的西北 军集团,和南京政府的蒋介石集团一向貌合神离,日本人觉得有希望把他们拉离 中央政府,最终实现华北独立,成为第二个满洲国。于是在这种特殊的局势下, 以二十九军的军事首脑为主体,成立了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冀察政务委员会虽 然名义上还从属于南京政府,但它“变相自治”的性质,路人皆知。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这个“汉奸”却仍然嫌它亲日的程度还不够。在代 理了委员长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改派张允荣、张 壁、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陈中孚、杨兆庚等人为委员,并任命潘毓桂为北 平市警察局长,指定陈觉生、潘毓桂等人负责对日交涉。”[3] 这些人,“大多 是汉奸或亲日派”[3]. 由是,他的“汉奸”名声,乃成铁铸。其实,在此之前,人们就普遍认为, 他“无疑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离汉奸只有一步之遥。”[3] 在卢沟桥事变 已经发生,日军向平津大举进攻、驻防的二十九军奋起反击的危急时刻,二十九 军内部却出现了“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3] 的奇怪说法。而他,正是三十 八师的师长。 甚猎? 月9 日,事变后的第三天,三十七师一部“准备会同其他部队向丰 台日军发动突袭,歼灭该敌”,他竟说:“现在尚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你们要大 打,是愚蠢的。”通过军部下达了“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使前线部队 丧失了一次歼敌良机。[3] 在“七七事变”之前,他也一向是这种态度,即与日本“和为上”。冀察政 务委员会成立时,他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甫一上任,日本人就送来一份“礼 物”:派伪蒙军武力攻占了察北六县。[4] 而他对此国土沦丧居然毫无作为,把 这份“礼物”照单全收了。 到了1937年3 月,日本人邀请宋哲元访问日本。宋哲元不愿在这个敏感的时 候去,于是,他去了。这一次的访问据说是毫无结果,但当时很多人都怀疑,他 和日本人签定了密约。而按日本人的说法,则是“代表团在日期间受到各方面热 烈的招待,满载而归,每个人都满脸喜气,亲日气氛的造成已收到相当效果。” [4] 再往前呢,他的历史记录也相当不佳。他的军事生涯开始于北洋军阀系统的 车震部。该部奉袁世凯之命入湘讨伐护国军,结果被护国军打得大败,全军覆没。 他得到同乡的资助,才返回了家乡。[5] 然而他并没有死心,三个月后,他又投入了另一支军队。这次,他虽然依旧 没有选择南方的革命军,又选择了北洋军,但他那个旅的旅长,是后来鼎鼎有名 的冯玉祥。在随后的十年几内,冯部逐渐由一个混成旅发展为三十万之众的西北 军集团,他也由一个见习官升到了师长。在蒋冯阎桂中原大战里,他“勇猛果断, 指挥若定,显示了大将之才”,[6] 连蒋介石也对他另眼相看,在张学良通电拥 蒋、西北军败局已定后,给他空投了第二十三路军总指挥的委任状。当时,其他 接到蒋介石委任状的西北军将领,如宋哲元、吉鸿昌、梁冠英等人,无不是方面 大将,只有他,是个小小的师长,可见蒋方对他的看重。[7] 但是他没有接受。 可是,就是这位在内战里“勇猛果断”的“大将之才”,面对着日本侵略者 的时候,却表现得那么软弱,一再声称“和平解决为上。”七七事变“后,我军 战事不利,二十九军被迫撤退,军长宋哲元、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三十七 师师长冯治安等人都走了,他却留了下来,在日军的刺刀下当上了北平市长,并 且主要的”政绩“就是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大量招纳汉奸、亲日派。南京政府 军政部派驻北平的简任参事在给南京的电报里也说:”日人提出此间要员更动, 艳实现。ZZ(他的名字缩写)、燮元、允荣、毓桂、张璧、仲孚、觉生将主要政, 汉奸全获胜利。“[3] 除了他做了汉奸,还能怎么解释呢? 爱国华侨陈嘉庚说:“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23]. 以前 的我们不说了,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战争已经正式打响,他身为 守土有责的军人,却还在那里言和,难道不是八年抗战里的第一个大汉奸吗? 二 后来,很多人为他的“汉奸”名声翻案。 有人举出了他以前的抗日业绩。1933年长城抗战时,在喜峰口大展神威的大 刀队,就是他三十八师所属的赵登禹旅。他也曾“亲临喜峰口前线,视察阵地, 慰劳官兵。”长城抗战虽然失败了,但他却因此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还有 人写诗称颂他:“军称模范久驰名,誓与倭奴苦战争。深夜出兵来杀贼,刀光闪 烁气峥嵘。”[6] 反驳的人会说,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汪精卫以前也是主张抗日的,曾有过 因为张学良不愿意抵抗而通电邀张学良共同下野的近于幼稚的壮举。一直到长城 抗战的时候,汪精卫听了前方的报告,得知中日两国在军火、战力上的差距,才 慢慢地有了主和的倾向。[9] 这个“汉奸”的心理说不定也是这样转变的。尤其 他是个军人,和汪精卫那样的政客还不一样。那时候的军人,手上的部队就是他 的一切,有了部队就有了说话的资本,没有部队就什么都不是。在这样的思想下, 他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而不肯积极抵抗日军,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但为他辩护的人则认为,他也许确实对日军的炮火震惊不已,由此生出了避 免武装冲突、和平解决为上的想法。但他的主和,不是无条件的一味主和,而是 在双方尚未完全破裂的情况下,尽量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争取最大的利益,至 少也可拖延时间。这种想法,不仅他有,宋哲元也有,而据二十九军副军长、时 任北平市长的秦德纯回忆,蒋介石也对他指示说“务须忍辱负重,委屈求全,以 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10] 所以,当他在察哈尔省主席的任上,日军指使伪蒙军武力攻占察北六县时, 他并非不想以武力再夺回,“但未获宋哲元批准。”[4] 他访问日本,是因为当时宋哲元必须和日本人打交道,不能拒绝这个邀请, 但宋考虑到“如果自己亲自出访,一旦日方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我方势必失去回 旋余地,”于是决定从部下另挑一人,这样“在日期间如遇类似情况,可以须请 示宋为由而不作答复。”他因为当时担任天津市长,和日本人的交道打得比较多, 所以被选中了。有朋友对他说:“为什么要去日本呢?这于你的名誉是不利的。” 他回答说:“我知道。但是在和平未绝望以前,我希望能够打开一个局面,维持 一个较长的时间,而使国家有更充实的准备,其他毁誉我是不计较的。”[4] 在访问日本的时候,他“言行谨慎,态度坚决,并多次对日方的不友好行为 进行了抵制。”日本人为了离间,才故意放出“亲日气氛的造成已收到相当效果” 的谣言。抗战结束后,从“日本公布的档案资料看,找不到任何ZZZ 访日期间有 负职守的记载。”[4] 在“主和”的思想指导下,卢沟桥的隆隆枪炮声也没有能打破他的幻想。宋 哲元和他一样,在处理这次事变时,仍然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 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3] 在三十七师一部 准备主动出击时,因为抱着这种想法,他才会通过军部命令三十七师不许出击 (他是三十八师师长,不能指挥三十七师,所以必须通过军部)。 到了7 月底,形势恶化,二十九军独力难支,被迫南撤。这时宋哲元认为, “在把实力转移时,在北平必须留人负责与敌周旋,把形势缓和一下”。这个任 务,就留给了他,因为他“与日本人接触较多,留平易于为日方所接受,有利于 缓和局势”[3].为了日后他能向世人辩白,宋哲元还特意写了手谕给他。所以, 他留下来不是要当汉奸,而只是要与日本人周旋,为中国的抗战争取时间。他改 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举动,显然也是为了向日本人故作友善,以增加回旋的余地。 以上的辩护,大家也许会觉得有些面熟——对了,怎么这么象张学良丢掉东 北后,有人说是因为奉有蒋委员长的手谕?那么,到底他是忍辱负重的英雄,还 是自甘堕落的“汉奸”呢? 当时舆论的回答是一致的。他留平的消息传出后,一时盛传是他逼走了宋哲 元,自己留下来做汉奸,“舆论大哗,皆曰可杀。北平街头也纷纷传闻:”出了 汉奸了,仗不打了。‘二十九军官兵得知此信,也纷纷把ZZZ 照片撕得粉碎(当 时二十九军各部都挂有旅以上将领照片)。“[11]全国舆论都直指他为”华北头 号汉奸“,报纸上一律称他”Z 逆ZZ“[8] ,就象后来他们一律称汪精卫为”汪 逆精卫“一样。 他的北平市长并没有当久。8 月7 日,他宣布辞去一切职务。两天后,他化 装离开了北平南下。为他辩护的人说,这是因为他的民族立场坚定,日本人看到 从他那里占不到什么便宜,就去转而酝酿扶植彻底倒向日方的傀儡组织,他再留 在北平已无可为。[8] 舆论却兴高采烈:“他演了一套得意的‘二进宫’以后,委员长的瘾,却拘 束地仅仅度得八天,就被敌人一脚踢开了!”[3] 三 为他的“汉奸”名声彻底地翻了案的,是他自己的行动。 三年后的1940年5 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发动 了“宜昌作战”,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枣宜会战。这时,他已经是国军第三十三集 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又称右集团军)总司令,下辖除了他自己的 第三十三集团军外,还有第二十九集团军、第二十八军团、第二十六军等部,总 兵力达15万余人。他的任务是担任襄河河防及大洪山之守备,于是留了一部兵力 固守襄河西岸阵地,将主力配置于襄河东岸,以迎击敌人进攻。[12] 从5 月1 日日军发动进攻,到5 月6 日,激战六日下来,因为形势严峻,他 决定亲自到襄河东岸去督战。部下纷纷劝阻,认为总司令应当坐镇指挥,不应该 亲临前线,他执意不听,带着手枪营和右翼兵团的预备队第七十四师的两个团在 7 日拂晓渡过了襄河。在河东转战三日,他和河东各师陆续取得联络,逐步控制 了局势。河东将士闻知总司令也在河东,士气大振,战斗行动更加有力,几乎将 日军后路完全截断。[12] 日军调集了两个师团(总共参加枣宜会战的日军也只有四个师团),集中攻 击他。他直接指挥的部队加起来只有2 万余人,仅相当于日军1 个师团,装备则 远远不如,但他仍然坚持要留在河东和敌人周旋。战至15日,他在南瓜店十里长 山被敌人包围。当时,他“手中可战之兵仅1500余人,而包围之日军则有五六千 人”[12](注一)。部下数次建议他转移突围,都被他拒绝。 因为敌我众寡悬殊,到16日下午4 时左右,他“身中七弹”[14](注二), 战死在杏仁山脚下,成为“抗战以来,以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职亲临前线,战死 沙场”的第一人[14](注三)。时年49岁。抗战期间,殉国的集团军总司令共有 两人,一个是1944年5 月战死于黄河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16],另一 个就是他。 他叫张自忠。 他的身后备极哀荣。“噩耗传出,举国震悼。当时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以 张自忠与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共享国葬殊荣。”[14]蒋介石亲自主祭,同时“通 电全军,表彰了张自忠一生的勋绩”[12],并题词“勋烈常昭”[16]. 冯玉祥题 词“荩忱不死”。[16]“延安各界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周 恩来分别为张自忠将军题写了‘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的挽 词。1943年张自忠殉国3 周年之际,周恩来著文将其誉为‘抗战军人之魂’。” [14] 而当时已被共产党开除、困居四川的陈独秀的题词则格外意味深长:“岁寒 然后知松柏”[16]. 四 很多迹象表明,张自忠的绝境是他主动要求来的。作为一个集团军的总司令, 张自忠完全没有必要亲临前线。另一位在抗战中战死的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将军, 是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撤退时被日军追上,不幸殉国的[18]. 再比如第十四集 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将军,也曾身陷绝境。当时他奉卫立煌之令向黄河南岸撤退, 被紧追上来的日军包围,数次突围皆告失败。幸亏忽然天气变化,雷电交加,风 雨狂作,他才在黑暗和风雨的掩护下,顺利突出重围[19]. 我对李、刘二位将军并无任何不敬之意,但他们都是在撤退时被敌人追上的, 而张自忠则是主动渡过襄河,以两个团加一个手枪营的兵力和敌人周旋。战斗都 发生在东岸,如果他留在西岸的总部里,是不会有生命之虞的。他决定渡河时, 部下就已经一致反对,认为太过冒险。到了河东,他和各部队取得联络后,日军 调集两个师团集中攻击他,双方实力悬殊已显,这已不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了, 这块死地,已无生的希望,应当赶快转移。张自忠打了一辈子的仗,不可能不明 白当时的处境。 当然,从我军在抗战中的很多英勇表现来看,置自己个人安危于度外的中国 将领,绝非只有张自忠一人。比如李、刘二位将军,如果平时总是畏缩不前、望 风而逃,也不会陷入绝境。上面的对比也许说明不了什么,但是,结合张自忠其 他很多的言行,我想,张自忠是带着“求死”的心去打这一仗的。这种心态很清 楚地表露在他过河前给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的信里:“到河东后,如能与38D 、 179D取得联络,即率该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179D、38D 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做好 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 别或永离,不得而知。”[12] 再比如,有人说:“张将军平日衣着十分简便,但此次出战却穿上黄呢军服, 带上中将领章,一反平日所为。”[21]那么,他应该在出战前做了必死的打算, 所以才衣着如此整齐,宛如入殓时的盛装。 甚至早在1939年8 月,他赴重庆述职,事毕回到防区前,到冯玉祥那里去辞 行时,就已经是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态度了:“两人 互道珍重,依依而别。走出去不远,张自忠又停住了。他预感到自己很难再与冯 先生相见,决不能就这样与先生分手,他还要再看一眼自己的恩人,他还有话要 对先生说,便折转身来,怀着诀别的心情回到屋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重重地 向冯玉祥磕了个头……冯玉祥因惊愕而语塞,但他内心明白,荩忱(张自忠的字) 行此大礼,作这样的告别意味着什么。”[21]早在那时,张自忠就已经下定决心 要死在战场上了。 如果这种“求死”的气势激发了全军的斗志,最后取得战斗胜利,那当然最 好。如果失败了,死在了战场之上,他也是心满意足的。抗战爆发以来,他“每 战必预留遗嘱,抱定必死之心,亲临前线督战。大家既为他的英雄气概所鼓舞, 也为他的生命安危而担忧。他的苏联炮兵顾问劝他说:”高级统帅,不宜过分靠 前。欧战那样激烈,总司令进至山炮射程以内,尚无所闻。‘李宗仁也曾不止一 次地劝告过他,但张自忠依然故我。“[21] 诚然,张自忠在西北军时就以勇猛著称(事实上,整个西北军都以勇猛著称, 象常被人说“以勇猛著称”的就有宋哲元、孙良诚、吉鸿昌等人[7] ),但我没 有看到他如此“求死”的表现。当然,那是内战。但就是在长城抗战,面对着日 本侵略者时,他也只是“亲临喜峰口前线,视察阵地,慰劳官兵”,在前线督战 和视察阵地慰劳官兵的区别,我想谁都会看得出来。 抗战刚爆发时,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他所主张的还是“和平解决”。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