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甘共苦五十年
白晶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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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光，你离开人世一年多了。在这一年里，我日夜思念着 你！几乎无时不在回忆过去。记得，你曾说过，回忆往事多是痛 苦的。现在，、我已深深地体会到这种滋味。我们共同生活的五十 年，凤风雨雨，坎坎坷坷，有过苦难，也有过欢乐，往事一幕幕 真是令人难忘呵！我是在痛苦中回忆往事的。 1940年4月，我正在东北中学就读，由于出现紧急情况，领 导我们的地下党支部陈平同志，通知我立即撤离，以免遭到逮 捕。我马上星夜兼程地逃到重庆，去投奔邓育华（邓爽）学姐和 他的胞兄丘琴大哥。那时，他们兄妹都在重庆领事巷十四号东北 救亡总会（简称东总）工作。他们亲热地欢迎我。育华姐拉着我 的手向你介绍说：“这是我在中山中学读书时的患难朋友白晶泉 妹妹。”你满面春风地笑着和我握手，说：“这回育华有伴了， 该不寂寞了吧！”从此，我们和你及丘琴、郭仁等人在一起读 书、学习。有时，你们从外面带回关于国民党腐败和消极抗战的 消息，议论起来，很痛心，又愤恨得坐立不安。特别是你的发 言，充满了爱祖国，救人民的火热心情，使我很受感染。 我在重庆时期，日寇飞机常来轰炸，每次空袭警报响时，你 总是拉着育华和我的手，像大哥哥似地把我们送人防空洞，随后 又去照顾其他同志。炸弹轰响时，你把我们俩搂在怀中，安慰我 们：“不要伯，这个洞很安全。”防空洞中挤满了人，空气很污 浊，长时间不解除警报，闷得我喘不过气来，你就把随身带来的 行军水壶递给我，让我喝冷开水，还用冷毛巾给我擦脸上的汗。 后来，我们早早乘船过江，到南山树林中躲警报。我们在林中， 可以读书、读报、学习、讨论。在谈到青年人的出路时，你说： “要做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要站着生，决不卑躬屈膝地苟 且偷生。有志气的青年，应该到抗日的前线去，到革命圣地延 安去！”我早就想到延安去，苦干无路费，无引路人。你知道我 的愿望后，便征得干毅夫同志的同意，派我到东总成都分会去和 陈环学姐一道做妇女工作，等待去延安的时机。七月底，你给我 买好车票，送我上汽车去成都。临行前，你又塞给我五元钱，以 备零用。你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使我深受感动，泪水涌上限 眶。汽车开动后，我闭上眼睛任泪水流淌，也仿佛看到你的手在 挥动…… 同年九月底，晚问我正准备睡觉，你突然敲门而入。我高兴 地抱着你，说：“石光大哥，我真想你们呀！什么凤把你刮到成 都来了？怎么不早来个信哪！”你笑着说：“是随于炳然同志去 榆林视察，路经延安，正好达到你去延安的目的。汽车今天刚到 成都，明天下午走，抽空来看你。”又说：“丘琴和育华都惦念 你，要我无论如何也来看看你。”听说你要去延安，我想这是个 好机会，便要求和你们同行。你说，得取得于炳然同志同意。于 是，我和你连夜去见于，于慨然同意。他说：“离重庆前，董老 让我把刘振华带到八路军办事处。这个女孩今年才十七岁。正好 你跟她一道走，也是个伴。” 一路上，我和刘桔华同你坐在一起，车上还有作家舒群、逯 斐，诗人厂民（严辰），东总的秘书卢广声（卢广绩的弟弟）及 其爱人张琳、陈凡等十亲人。车行很慢，公路既窄又凹凸不平。 汽车常抛锅，边走边修，走了十余天才到西安。在路上，每到住 宿地点，你就带领我们外出散步游览，还给我们讲三国演义的故 事。我记得，你对诸葛亮非常赞佩，说他克己待人，品德高尚， 是个才智过人的大学问家。在西安，参观王三姐的寒窑时，你讲 了王宝铡苦等薛仁贵十八年的故事。这个爱情忠贞的故事给我留 下了很深的印象。 到西安后，于炳然和你送我到东总西安分会，见到了高崇 老，知道经高老营救，傅彬已出狱。她是我姐姐的同窗挚友。 “七七”事变后，我逃到天津，是傅彬帮我住到法租界，然后我 俩一起逃出虎口。到西安后，傅彬去了延安，我到武汉进入东北 中山中学读书，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别三年，我急于见到她。 也是你冒着生命危险，拿着国民党军委会的护照，带我去看傅彬 的。当我看到她的两条腿上因受电刑被电火花烧得一块块黑紫色 的斑痕时，不由得失声痛哭，我劝傅彬，如不能回延安，也要早 日离开西安。她在狱中并未泄漏党的秘密，也没有损害西安地下 党组织和同志，我答应她，到延安后要求党组织设法救她。你也 再三安慰她争取早日康复，逃脱虎口。傅彬还为你赶做了棉军装 和羊皮大衣御寒。 高崇老得知我和你曾去看望傅彬事，大为吃惊。他说，傅彬 周围都有特务监视，你们不该前去。于是，立即把我送到西安八 路军办事处，请周子健同志照顾我去延安。 10月底，我到了延安，你已先期到达。随后，你和于炳然同 志去了榆林，直到1941年初才回来。经组织分配你到边区文化界 抗敌协会（简称“文抗”）任副秘书主任。在“文抗”有你许多 熟人和朋友，如舒群、罗烽、白朗、黑丁、曾克、马加、雷加、 王彬等。由于你工作勤奋，认真负责，克已奉公，半年后即被批 准为中共预备党员。我那时在延安行政学院学习，院长是林伯渠 同志，每逢星期日我都带着魏克等同学去看你。你总是那么和蔼 可亲地照顾我们，让我们饱餐一顿。你还常给我们讲解诗文，批 改作文。我遇有不顺心和为难的事，和你谈过，也就烟消云散 了，那时，我把你当成最关怀我的老大哥。在你面前，有时我也 象小妹妹一样任性，耍小孩子脾气，你总是温柔地指点我怎样做 人做事。我觉得，我和你建立了真正的兄妹关系。 1942年秋季的一天，马加约我到延河边去谈话。我们二人走 了很长一段路，马加才慢吞吞他说出想为你和我撮合的事。他 说，他和申蔚、黑丁、曾克等一些人都认为你和我的感情最真 挚，结合在一起比较合适。我问他，这是不是你让他来说的。他 说，不是，是关心你们的人希望有情人能早成眷属。当时，我是 一口回绝了的。我说，第一，我和你纯属东北老乡，兄妹之间的 感情；第二，你大我十二岁，我还年轻，不想过早解决个人生活 问题。接着马加又针对我的意见说，石光和你已相识多年，感情 深厚，你不应该让他再苦等了。最后，马加笑着说，你好好考虑 考虑吧！兄妹感情和爱情之间没有什么不可超越的高墙。 同马加谈话后，我的心就翻腾起来了，许多问题都找不到答 案。我想：难道男女之间真的没有纯真的永久的兄妹之情吗？你 是真的有所求吗？我不同意，你会恨我吗？我爱唱歌跳舞，性格 爽朗，你文质彬彬，沉着稳重，两人能长期生活在一起吗？问题 越是想不通，越要想，我不唱也不跳，哑默了一个多月。我的心 事被魏克挚友发现了。她和申一大姐，还有在行政学院时的好友 蓝曼同志一起来劝说我。他们三人的一致意见是，你是一个心地 善良、感情深重的人。你对我早就埋藏着一颗爱心。因为你比我 大十多岁，伯我不高兴，所以来敢当面提，才让马加来传话，这 就更说明你爱我之深，他们相信，我们俩人的结合会是幸福的。 我想起马加的那番话，以及他们三人的忠告，我被说服了。仔细 回想，每到星期天或假日，你就给我上文化课，讲《红楼梦》、 《水浒》等中国的四大名著。每次我和同窗女友魏克去你那里， 你总是站在山坡上等我们。我因事不能去则，总得写信告诉你不 要在山坡上等我，你把我的信也象改作文那样，指出不通顺的句 子，不恰当的形容词，错别字，乃至标点符号，都作了批改。你 对我的学习要求很严，有时我爱玩，偷懒，没有完成你安排的作 业，你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不抓紧时间自学，将来怎么能为 人民服务。要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哪！最使我难忘的是，1941 年秋，我在延安行政学院学习时，中央组织部决定派我回东北做 地下党工作、我和你告别时说，我家是小地主兼搞榨油买卖，没 有好的社会关系做掩护，深怕不能完成任务。我已向组织上提出 了上述困难。这时，你说：“你有困难，我可以替你去。在东 北，有不少人是我在东北大学时的同学，我还能当个中学教员， 可以掩护我，给党做好工作。”我没有同意，而是生存听中组部 的调遣。后来，组织考虑我太年轻，就没让我去。那时我是多么 敬重你，出于真情地把你唤做石光大哥。这些年来，你的确很爱 我，只是我没有往那儿想，我自己多年来对你的敬佩。尊重、亲 近、信赖，一经点破，也就成为爱的深渊。我自己想通了。我也 是爱你的。于是我便去看你，直率地对你说：“你过去那么关心 照顾我，你对我的爱太深了。我年轻、幼稚，不懂得，那就是真 诚的爱情的表现。多日不见你，我感到孤独、空虚、甚至痛苦。 这时，我才感到我真的不能离开你，在我的内心深处也早已埋藏 了爱你的种子。让我和你更幸福更快乐地白头偕老吧。”1943年 “三八”节那天，我们到边区政府办理了结婚登记。当天，由罗 烽同志主持在边区文委食堂会餐祝贺。罗烽同志热心关照你，替 你干怀，喝得酩酊大醉，是白朗把他背回窑洞的。婚后，你更加 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当时我确感很幸福。可是好景不长，我们的 蜜月刚过不久，你就被关起来了。1943年4月的一个星期六，我 去你住的窑洞，只见门锁着。我看到罗烽和白朗，他们满面忧伤 地对我说，你去问问柯仲平（支书）就明白了。柯仲平同志对我 只是说你被紧急调走，去做秘密工作，要我把你的常用衣服和被 褥送到他那里，其他东西要全收拾走，说你不一定什么时候回 来。我满怀疑虑地回到延大俄文系。我发现人们都用惊讶的目光 看着我，谁也不多说一句话。隔了一天，召开全系大会，要我交 待历史，说明我和你及干炳然是什么关系。从此我就成了重点审 查对象了。 我的历史很单纯，每个历史阶段在延安部有证明人，尽管如 此，还是对我进行了半年多的审查，和我们一同参加抢救运动大 会的还有鲁艺文学院的同学们。我被审查时，一连七、八天，天 天是二十四小时不停的审问，不许我睡觉。他们就是用这种车轮战 术，硬逼我承认是特务，是树梢。他们说，于炳然、高崇民、于 毅夫都是大特务、是树根，不好拨。先叫我这个树梢承认后再去 拨那些树根。他们说“东总”是国民党的红旗政策的特务机关。 我们从“东总”来的就都是特务了。无论他们怎样逼问，我只有 一句答话：我不是特务，我决不做违心的事。不过，后来我知 道，我们延大社会科学院的外来知识分子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 都被打成特务、汉好、叛徒。更可悲的是，原来审问和规劝我的 人有十几个，到后来，只剩下五、六个长征和陕北地方干部不是 特务和汉奸了。一天晚上，在鲁艺的抢救大会上，我亲耳听到大 会宣布鲁艺的一位著名歌唱家不承认是特务，自己割喉咙，想要 自杀。大会批判他畏罪自杀就是叛党。康生搞的这场抢救运动， 如果不是毛主席及时发现问题，发出指示加以纠正，真不知道还 要出多大乱子，死多少革命的好同志。我是在周总理由重庆返 回，证明“东总”不是国民党的红旗政策的特务机关，才得到甄 别平反的。 1944年夏季，我的政治结论做出之后，我到保安处去看你。 你激动地对我说，你不是特务。为了抗日救国打回老家去，拯救 水深火热的东北同胞，才投到共产党的怀抱。你说：“我不怕 死，不伯任何艰险，不伯任何摧残和折磨，愿为捍卫真理而斗争 到最后胜利。到延安来，是想更坚定地将革命进行到底。”关于 于炳然，你说：“我只听他说过，他是中共派他到国统区做国民 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的。他是拿着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的护 朋到榆林去视察的，职务是少将视察员，护照上注明带两个人， 三支枪。唐坤是警卫员，我是以他的副官名义随行的。从榆林归 来，我和于都要求留在延安，唐坤不愿留下，回大后方去了。唐 带的是一支大枪和一支匣枪，而我带的是一支小手枪，全都由于 炳然交给组织了。康生在《抢救失足者》小册子中说于炳然带着 人和枪到延安来，是准备勾结胡宗南进攻边区。从他这段话，我 才明白，我就是小册子中所指的干带来的人，怪不得我遭受牢狱 之灾。 你沉默了一会，声音低沉的说，现在边区受国民党包围和封 锁，于炳然的问题，短时间恐怕搞不清楚，你决心经受住审查和 考验。只是叫我不要傻等你了。你不愿我为你而受连累，你流着 泪说：“我最痛苦的是感到对不起你，愿你忘掉这段感情，去寻 求快乐和幸福的生活。你年轻，还有前途，有希望。这样，无论 我在保安处呆多久，也心安。”你的这一番话深深地刺痛我的 心。我泪流满面地对你说：“我的身心都交给你了，我不会离开 你的。我的心中只有你。从我刚知道你彼捕，在保安处的那天 起，我就下定决心等你。王三姐的故事是你亲口对我讲的，王宝 铡能在寒窑苦等十八年，难道我还不如古人吗？无论你在保安处 受审多么久，我也一直等着你。你不要胡思乱想了。”你听后。 眼泪顺着面颊向下流，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半晌才吐出一句话： “你受苦了！”我安慰你，说周副主席回来了，我的问题就是他 回来后才解决的，估计不久你也能得到正确的政治结论。 随后，你和我谈了被捕和受审的情况…… 那天夜半，柯仲平来敲门，说有紧急事，需要去对证，我出 门时，立即给我戴上手铐。次日清晨，我才看清窑洞中连我在内 共有四个人，同睡在一个大板炕上。那三个人常被叫出审问。金 浪白同志每次受审回来，混身都是黑紫色的鞭伤。据说是把人吊 起来用皮鞭抽打。他疼得不能平躺着，只能俯卧着，闭目不语。 看到这种情况，我感到无比的激怒，如果不是想念你，我想以死 相抗争的。我痛苦得三天吃不下一口饭。于是李宁同志（李克农 的女儿，是你在延大俄文系的同学）和另一位男同志找我谈话。 李宁态度和蔼，问我是怎样来延安的，何时认识于炳然的。我据 实以告。她听后劝我要经受住审查的考验，并告诉我一定要把来 延安的目的和政治问题说清楚，才能对得住云杨（当年我在延安 时的名字）。我不仅没有受刑，李宁反而请我吃了一碗面条，饭 后，她让我好好想想，把来延安前都接触了哪些人，他们有些什 么问题，写个材料给他们。 回窑洞后，大家都为我高兴。说我遇到好人了，他们用调查 核实的方法办案，问题就好解决。 两个月之后，我们到边区大礼堂去听报告，是几个已经承认 是特务的人现身说法。其中有一个人是“东总”延安通讯处的。 他胡说他曾在国民党的红旗政策机关，“东总”做特务工作，并说 “东总”的凡位领导人都是特务。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要往自 己脸上抹黑，还乱咬别人。我暗暗责怪他不该把水搅混。我认 为，这样做不但不利于审干工作，反而是对党的最大危害，这样 的事我宁肯死也不会去做。同窑洞的金浪白、吉合群和王丕一都 同意我的观点，他们说，宁肯皮肉受苦，也不能诬陷好人，做损 害革命利益的违心事。 谈到后来，你忽然叹了口气，说，若是于炳然的问题查不 清，我也出不去啊。我说，你安心等着吧，总有一天会搞清的， 要相信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周思来同志已由重庆返回延安， 会把“东总”的政治立场搞清楚，于炳然和你的问题也不难解 决。你点点头。 1944年底前，我被调到“延大”行政学院生产合作社工作。 1945年8月15比日本无条件投降了。8月20日，我接到中 央组织部的调令，到中央党校报到，集训后，9月2日出发，赶 赴东北，收复失地，建立民主政权。我欣喜若狂，多年的愿望实 现了。我们大队的负责人是刘澜波同志，他指派我担任一个行军 小组长。8月27日，开始领行装、干粮袋等。一切准备就绪之 后，8月29日我去你处告别。我告诉你，我将在东北等你，请你 放心。随后，我又找到保安处负责你的专案人员，说明我即将出 发，行前很想知道你的政审有无结果。那人异常亲切地对我说： “云杨同志，你不能走，你走了，我们对不起石光同志。他本人 无政治问题的结论早已写好，因属要案，须经领导审批后才。：公 布放行。”当时，我说：“我是行军小组长，出发在即，不能等 待。”那人劝我再等一周，他们一定办好手续，让你我同行。你 得知后，欣喜万分，并说，我正愁着你走那么远的路，又有身 孕，无人照顾怎么能行呢。 9月1日大队部领导说，中组部通知让我于9月9日走。 我等到9月8日尚无消息，以为你又走不了啦。那天晚饭后，我 正在分发东西，你突然来了，笑容满面地搬着白色装行李的马褡 子，对我说：“汪东兴同志签字，批准我个人无政治历史问题的 结论，让我和你一起回东北。”我立即拉着你去大队部报到。胡 松（雷振声，曾任吉林省委副书记）同志说，已接到中央组织部 的通知，让你参加大队部的领导班子。大队部领导共三人，胡松 任队长，苏渤（段永杰）任政治协理员，负责政治思想和党务工 作，你负责后勤总务。 当时，我担心你刚离开保安处，身体尚未恢复，伯你完不成 任务，和你商量请组织另行安排，你坚决不同意。你说：“党派 我们回东北，收复失地；需要我们干什么，就不能顾及个人得 失，不能和党讲价钱，一定要服从分配，一定要干好，照顾好同 志们早日赶回东北去，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感到无限荣 幸。”你的话解除了我的顾虑，给我以很大的鼓舞。 我的那个小组里，有金铁群、王哲、陈放、潘毅、金涛和周 力生（段永杰的爱人），还有潘毅的两个孩子。我和周力生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