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黔散记 　　（1939年10月16日） 　　资水 　　在行踪无定的生活中，我有机会在湘省的资水上游，停了四个月零十八天。 　　湘南境内，注入洞庭湖的四道大水，一向是以澄清出名的。资水比湘沉渣三江多险。但它的澄清也比那三道大水更可爱。那一道道清波，可以治育人的性情，且可以在人的理智中诱发真理。接近了这秀美的流水，纠缠在观念中的不正当的渣滓，像灰：尘一样被洗涤，因而觉得但白与正直可骄可做。大自然会使人也自然，会使人的生命增添无限多的活力的。 　　我在资水上，学会了游水，也知道了人生另一面的许多事情。农夫用两手翻土，插秧、车水；他们一身破衣，永远是辣椒拌饭，就这样长年地打发日子；我懂得，一个农夫，望着碧波，一天一夜打一斤鱼卖两角钱，是怎样的生活下去并养活一大家人。但，不是两脚插入泥水种稻摸鱼，而是拖着泥脚走在光滑石板上的人，却把五元、十元的法币，双手送给手持算盘生得满面胡须的人。虽然他们的两眉之间，为生活的重压刻上根深的皱纹，但这时却在面上装出微笑。 　　湘中、湘西，离战地还很远，在这些荒野的小地方上，人们大半还不知道抗战是怎么一回事，仿佛也没有人愿意教他们知道”这些事。“团结打敌人”，”守住自己的家乡”，这些话由极少数青年的口中说出，说向极少数人的耳朵，成了极陌生的字眼。日本强盗们，魔手伸得长长的，为压迫我们屈服，要破坏每一个中国人的安宁；这里的人，依靠着保卫自己的，不是抗战力量的发动，而是那些起伏婉蜒，重重包围着他们的山峦。 　　所以，这道清碧的资水，若能在湘西、湘南的群山中带来真理，这真理，我想一定该是最先启示人们，对生活有新的体验与新的估价了。 　　我怀想资水，不仅是那一道道清波和它教我知道了许许多多书本子以外、想象不到的事。资水还教我认识了一大群有着茁壮的体魄的年轻人。我和这一群年轻人，结伴走了三千多里路。一开头就在资水的小船上，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 　　有青年朋友作伴，水程虽远也不觉得苦。小船成队的在柔波上滑。碧水可爱，青山也可爱。船过险滩时，水手照例要招呼客人留点神。在两边岩石突出很窄的激流中，船像箭，急速的冲下去，船边溅着白色的浪花。 　　在雪峰山的山脚下，一个抗战后才繁荣起来的小城，是我离开资水的地方。这小城是那个山口工厂所在的地方，看到工厂，我从心底里感到诀慰。在高山滋长着抗战的力量：中国伟大啊！ 　　不过，这寄托人的希望的地方，却也有听厌了的“磨擦”。工作在这带有严肃性的单位里，大家居然也以不工作为竞赛，哪一个多做了事情，哪一个就是不安分，连带着工作的位置也就不稳固。仿佛有一种力量在支配着，工厂里的工人，南方人和北方人不和睦，打起私架，可以把工作全丢开，漫山遍野呼喊着打起来，每每见到打死人。他们把抗战的力量，漫无节制的在消耗着。 　　敌人的炮火还没有震醒人？抗战的力量，还没有推动到这儿来？颓唐和私斗，怨我们自身，还是另外有可怨的原因？我带着这些疑问，望着悠悠的资水，资水的碧波却只顾滔滔的向北流。 　　一群年轻的朋友 　　长长约三千多里的路程，长长约六个多月的时间，我有机会和一大群年轻朋友，结伴坐船、乘车、步行在一起。吃饭、睡觉，作事情也在一起。我不仅接近了他们，而且认识了他们。认识了他们坚实的体格，和他们坚实的体格所包藏着的坚实的心。 　　这一大群年轻的朋友，都是从中国的东北和南北各沦陷区域里——敌人血腥的魔手指缝中逃出来的人。流浪使他们更爱自己的乡土，也使他们更懂得深爱自己的国家，为生活得自由，为生活得充实，为生活得合理，他们不避艰难的在找寻适合于自己的知识。而在艰难中就锻炼成了他们健壮的身体，和任什么都不伯的精神。他们是一大群在摸索中追求真理的人。 　　任什么都不伯的精神，自然也不伯苦，赤脚穿草鞋，穿带补丁的衬衣、裤子，他们自己知道那并不是寒沧，而是给他们带来刻苦的严肃和光荣。所以，在一天路程结束后，江边就熊熊地燃起烧饭的火，一齐动手，一起吃饭。天黑后，野地里留下剩余的火焰。江风吹来，燃得更旺，我从这红色的火焰中，望见了强烈的要求着向上的新生之力。这是水程。在陆程。到晚上，倒在空落的教室里，倒在紊乱的破庙里，倒在村民的屋顶棚上，一片雄 　　壮的歌声唱起来了。把生命放置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们，仿佛只有音乐才能把胸怀舒展开。疲倦在歌声中消失了。 　　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在万里的长途中锻炼出结实的身体和虔诚的心，也给他们带来点粗直。这属于有点野性的粗直，以及想求真理却不觉违背真理的行为。除了应该发展下去的之外，是要教育，改正。改正的不够，就歪曲地把生活弄得颓唐不堪。这自然是少数，然而少数不也是抗战力量的减损吗？这是过失，可这过失是属于谁的呢？ 　　这一群青年，身体结实，多数的心灵却不免空虚。他们强烈需要用知识填满这空虚。现实是伟大的教育，但他们找不到通向现实的路。所以，他们为不知正常的生活而苦闷，为找不到真理而悲伤，为不知读什么书以及怎么读书而厌弃现实的生活。然而在另一方面，对于知道应该做的事，不伯重重障碍，不伯任何艰难，抱定了决心，做一点是一点，遇到知道是不合理的事，不避开且也不伯牺牲地坚决地去反抗。这生命却是活跃的。 　　在感情上，这生活的朴素，成就了朴素的感情，比如把用自己的给养做成的饭菜，盛在洗脸的盆子里——这洗脸的盆于是一定不用来洗脚的——说是请人尝尝，实际却是要人省下吃一顿饭的钱，用漱口杯子放人一点水，或是一些饭菜之类的东西，却没有一般待客的体面和雅致，但是从受敬或被招待的人，流露着扑素感情的面孔上可以看出，他们是得到了比体面的招待与雅致的敬意更多的愉快。感情是真实的，愉快也是真实的。 　　我和这一群热情、但白、粗直的年轻人们，厮混在一起既然已有长长的时间，感情不觉也就单纯了。我瞧不起大学生的骄做。我鄙薄社会所重视的礼仪。生活在这一群年轻的朋友当中。我也回复到中学生时代了。 　　如今，我和这一群可爱的朋友分手了。长长的时间，长长盼路程，给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我怀想这一群青年。怀想的原因，不仅是爱慕他们旺盛的生命，不仅是忧心他们摸索着的前途，我在这个生活之群中，知道了许许多多以往来曾知道的事和人情。我跟从他们重新学了作人。 　　我怀想淑浦 　　我从湘中跨过雪峰山，经过湘西，再跨过武陵山和娄山，穿过贵州，到了四川，看见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城镇，但我却单单盼怀想淑浦。淑浦在我的记忆里，留下的痕迹是顶鲜明的。 　　淑浦位于湘西淑水之滨，是一个小山城。从雪峰山流下来的活水，直注沉江，靠了这道水，包围在群山的这个小城，交通就很方便了。 　　山秀美，水秀美，配合这些秀美的山水的淑浦，却没有秀美的建筑物。但这并不妨碍真正的秀美，这个小山城有磅礴的朝气，充满了后力。 　　活力，自然是由活人产生的，这不关系颓废得有如死了的人们的事。淑浦有文化有生命，全靠着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几个年青苦干的人来推动。 　　这里的教育，是和抗战联系起来的。学生们在课堂里学习的是什么，虽无从知道，但他们表现在课外的，全是救亡工作。中等学校，小学校，都有张贴到街头的大壁报。淑浦的一道大街，就为这些小朋友们的抗战宣传点缀得极为艺术。他们募捐，他们慰劳，他们宣传节约，并从自身做起。这在小学生表现得最活跃。小朋友们发动把“压岁钱”献给国家，或救济受难同胞，慰劳负伤将士。在校里有壁报，互相勉励，好好作人，将来打敌人。并号召课余服务社会，不让有空闲时间。他们说那是学习。他们唱歌，歌是抗战的。他们跳舞，跳的舞也表现了向上的情操！在一个会场上，两位初小的小朋友，跳“农夫舞”、“小岗兵舞”，这反映现实的艺术，曾震动在座的全体来宾。 　　这里的文化馆，宣传抗战，提倡捐献，发起义卖，对抗战应向老百姓扩大宣传的，他们都在尽力的做。淑浦晚报三天一出刊，有报道群众行动的消息和对时事的讨论和分析。民教馆有新书，不只市民来读，学生也来读。民众话剧团，刻苦而努力的为市民演出抗战话剧。 　　文化界的几个能克服困苦的工作者，不只自己苦干，还赞助别人而且帮助别人。只要是抗战的，哪伯是二群过路的青年，在这里演剧救济难民，慰劳伤兵，他们也会从早到晚跟着跑，不停脚，帮忙布置会场，帮忙管理灯光，帮忙为演员化装。工作紧张而严肃，完全像做自己的事。对向他们致谢的人，他们谦逊的回 答： 　　“帮的忙太少，而且这是抗战的事，不分谁帮谁，帮助了别人，也就是帮助了自己。” 　　我爱淑浦，我更爱这些在淑浦工作的人。 　　我们内地，抗战情绪高涨，如能都像淑浦，自抗战起到胜利，我想时间的距离，定要缩短一大截。 　　在许许多多的城镇中，我愿为淑浦的发扬光大而祝福。 　　淑浦城小，但却蕴育着伟大的抗战力量！我怀想淑浦。 　　杀头 　　 湘西多匪。有大帮的，有零星的。这匪，据说大多数都有家有产业。有产业，没有证明。也无法证明，因为既不能问土匪是不是有产业，也不能进到哪个有产业的宅院去，问这家是不是上匪的家。有家可是事实。我在沉江的岸边，看见一个板杀土匪的尸体，有一位老太太，是死者的妈妈，有一位年轻的妇人，背着一个孩子，是死者的妻儿，在旁边烧着纸，抚着血污的尸体，悲惨地哀哭。 　　此处山野的农家，据说在农闲时，就有去做匪当副业的。干这事的当然是年轻人。这里有个规矩，外出干这勾当的，无论离家多么远，在阴历除夕之前得赶回家。所以在除夕，是父母盼儿，妻子望夫，等待着他们放出去当“大王”的亲人回来的时候，若除夕不回来。那一定是被打死，得赶快烧纸、哭祭。这是传说，也许言过其辞。不过湘西的群山中，民众生活之困苦，有的乡下人，是不以当土匪为耻的。 　　匪，不论大帮的还是零星的，抢劫时从枪枝、金钱、衣服到挑夫的草鞋，一律都要。我们的队伍，动身时本来应向西北出发，就为了避开这些连草鞋都要的“大王”。却由东北转了一个大圈子，这圈子至少转了八百里。某某总站，某某厂，也是为这原因，冤任地转了八百里的圈子；那些笨重的机器，笨重的器材，笨重的成品，完全用人力在险峻的山路上运输 令人慨叹。 　　地方当局，处理匪的问题，有的地方剿，有的地方抚，有的地方剿抚并行。抚是要土匪改编，剿就是杀戮。 　　二十年前，湘西的政权在军人手里，对剿匪和戡乱，一向用杀头的办法，衙门口杀头动辄几百。有时杀的大多了，把彼杀的人，当成看热闹的乡巴佬，丢下不管，那“乡巴佬”也就糊里糊涂回了家。为什么被捉，为什么被放，他全不明白。有的居然认为官家捉他来，是要他看杀头，看热闹。——这是过去的糊涂事。 　　如今，杀土匪，在杀的执行上，仿佛也因袭二十年前的办法，要杀头。所不同的，现在是把土匪先枪毙了然后再把头砍下来，挂在街上示众。 　　土匪劫人，细大不拘，实属可恨，而妨碍了后方的交通，更是杀不可赦。不过人头砍下来，血淋淋地挂起，看来却凄惨异常。重点是不错的。而枪几角钱，枪一双袜子、草鞋的小“大王”，实在也大多了。真是不胜“砍杀”了！ 　　听说湘西匪多，老百姓避灾逃祸，挺而走险也是原因之一。不伯死去当土匪抢劫过活，就不能不伯死去当兵打敌人吗？我认为这是抗战力量推动如何问题，办法不仅仅是在剿或抚。 　　在湘西也见到砍下的人头，给我留下了顶不舒服的印象。 　　晃县 　　到了贵州境，我在湘黔边境上的晃县，勾留了一些日子。这些日子，我知道了荒僻的县份，是怎样的荒僻。 　　晃县汽车站在湘黔公路的旁边，交通不算十分困难。但汽车站所在地的老晃县，只有饮食店和旅馆。距老晃县城五里路的新晃县，只有杂货铺和首饰店。街上时常可见从深山中来的苗族妇女，担着烧柴，担着竹笋、鸡蛋，泡好了的酸菜之类的东西，到城里卖。再有，就是赶场的日子，人山人海挤得很。除了这些，这里可说是什么也没有。 　　关于教育，这里只有小学。在街里还可见到写在木牌上的标语： 　　“不给敌人领路！…” 　　“不当汉好！” 　　“好铁打钉，好男当兵！” 　　“不吸烟！不吃酒！不打牌！” 　　 汽车站旁的墙上画着一张大漫画，两份壁报，那是过路人在这里留下的。 　　 店铺里有纸笔出售，可就是没有书。这地方的人，仿佛不需要这类”食粮”，也没有人想起购置这类食粮。吃饱饭，纳好税，什么也不必知道，什么也不必做。大家相安，天下太平。 　　 人一定要看书，等一等也会有机会。每逢赶场日，在备色各样的货摊中，有书摊。有《孝经》、《论语》、《古文观止》、《秋水轩尺赎》，上海铅字报多的一折八扣的书，三本两本而已。生意也很忙，因为这书摊还带有小学生课本。小学生部来这里补充教科书。 　　里文化食粮这么缺，也许是因为这里的人，对书有选择，选择大费时，就不要吧。短期间停下此地的／调团，一位工作者看一本《大众哲学》，就被县中的某部没收，并对此人不满。一位从前线负伤回来的军官，官衔是少枝营长，这个武夫却关心起文化来，出资开了个书店，不求谋利，照定价加一成邮费。一间门面。摆着重庆新出版的书报杂志。我曾在此买过两次书，见到这个人。他穿着黄色哗叽军衣，样子很威武，但指点购书或回答客人的问话却很和气。可是不久，他便被县长找去。县长问，一个国家的公务员为什么干这闲事？军人莫明其妙，就反问，一个公务员闲着为什么不能干这类事？县长就直接他说，要卖书，不肯：卖这些书。军人气质粗一点，这时发了火，气愤他说，重庆允许出版的书，他就可以卖，且非卖不可，如果这里不许卖，他就到重庆去卖。过几天，这个书店被封了。这军人不知道是不是真就到重庆去卖书了。 　　新书在这里从此又绝了迹。 　　我旅行——权当作旅行吧，从严冬起身，到晃县已是游泳的时侯了。旅途时间既久，和一群结伴的青年人，也就更熟知。他们天真，和人交流感情坦诚。他们可爱，尽管有时有的吵叫得也教我烦。但我觉得在这长长旅途中，离开他们生活就空虚了。 　　我们的队伍，在路上拖得很长，从前边贵州省的贵阳，到后边湖南省的辰溪，足有一千四百里。我和这群年轻人，熟识既久，自然就产生点感情，行将分别就常通消息。因此我在晃县，不必看报，就可以知道好多的事。如辰溪被敌机轰炸的惨状，贵阳苗族青年每年一次的选婚大跳舞，如何热闹，如何被汉奸造谣说有警报，而挤死人；苗族女青年穿着花裙，走路摆起来，如何好看；险峻的山道上，哪里弯子最大，哪里最险；哪里风景最好，哪里是宿站，哪里住处方便；以及他们在哪里作了些什么事。这一切都写在文章里，字里行间充满十分丰富的感情。 　　在晃县，我一边享受着青年朋友们的好感，住在那上边落尘土下边地板也不结实，斗大旅馆里，生活得很幸福。 　　 因此，晃县给我留下了这样一个记忆，边城文化是荒漠的，而与那些青年的感情是真挚的。 　　哑针 　　经一位友人的介绍，我访问了在贵州东部的“和平村”，那里是收容俘虏的地方。就此我知道在沦陷区里，被敌人捉去的壮丁，强迫入伍，事先给注射哑剂——就是所谓打哑针——是怎样残酷的一件事。 　　我先会见了所主任，主任是一位朝鲜革命党人。我们抗战后，大批的朝鲜同志以朝鲜义勇队的名义来参战。这位主任，就是参战的一员。朝鲜人一般是会日语的，因为做俘虏工作得会说日本话的人。他被我们的政府派到这儿来。 　　这位朝鲜同志，个子不高，面部的表情，有点迟呆，在迟呆掩盖不住他坚决的精神。正如我在各地见到的朝鲜义勇队的队员，从寡言少语中让人见到他的严肃。由于所中整理得整齐洁净，并有朝气，说明这位同志是很能干的。 　　我先问所里的情形。 　　这里收容约百人，其中三人是东北的同胞，其余都是日本人。有军官、有兵，有五十多岁的老头，有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学生。这位主任回答我感化如何的向话时，就笑着说： 　　“成绩小得很，年轻人好接近，容易接受劝告，明白的快。老年人脾气大，又受了很深的法西斯教育，他们看不起一个朝鲜人和他们讲话，他们就用一种不屑的态度不理人，很倔强，要他明白侵略战争的错误实在难。” 　　他停了一停接着说： 　　“不过得努力，能做多少做多少，他们迟早会明白的。青年日本人，自动成立座谈会，我们就利用这个让他们进行自我的教育。现在已决定演新剧，我正在准备内容正确的剧本。” 　　我因为听到俘虏中有三名东北人，且都被注射了哑剂。我忙着去看这三位可怜的老乡。 　　我进到他们的房间，他们像没有看见我一样，没有理会我。问他们话，只是眼睛直呆钓望着人，一点表情也没有。变换看视的方向，头部得随着颈项很费力地转，原来眼球突出，不能转动。我以为他们不只是哑了，而且已经聋了。看看他们口的内部，舌头也很完整… 　　听说有一位哑人，能写字，我以为既不能听，不能说，可以用笔来谈。于是我们用笔写： 　　“你是那儿的人？” 　　“徐州。”字很整齐。 　　我奇怪他怎么会是徐州人。又问： 　　“你在那儿彼日本人打了哑针？” 　　回答还是徐州。再问他什么时候被迫入伍。还是写上徐州，问别的，依旧是徐州。我明白了，这种哑剂，不只使人哑，还破坏人整个的神经和思维系统，人不但不能说话，且完全变成了傻子。他们除了简单动作外，记忆里的事情，什么都忘掉了。那位会写字的哑人，原来当然不仅会写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大约不知为什么刺激他特别深，还可怜的潜藏在意识中。 　　看着这三位老乡，心里忧伤得很。我对他们要略尽一点安慰的好意，都是不可能的呵。 　　科学家的发明，本应带给人幸福。现在，科学在破坏和平的法西斯主义者手中，却成了比杀人的东西还厉害的凶器。 　　这三位哑人，让我比见到三具尸体还难过。 　　日本强盗残暴的本身，即是他们埋葬自己的墓穴！等着吧，真理终有战胜邪恶的一天！ 　　马车的第五个轮子 　　一部马车，装置上第五个轮子，轮子的速度不会增加，且会使速度降低，完全是一个累赘。所以驰骋在路上的马车，从未有装上第五个轮子的。 　　马车的第五个轮子，可以和在时代中阻碍前进的人作对比。 　　用马拉的车子，没有多余的轮子。在社会中，由人的活动而组成的那部“大车子”，在时代的大道上向前驶去，却每每很愚妄地装置上这第五个轮子。第五个轮子，在车子很洒脱地社驶行时，也许不觉其多余，看作装饰，但在日路遥，必须加紧赶到宿站，正用到李子的速度了，却十分明白这轮子的拖累，是车子前迸的阻得。它不但不能称助向前，且向后拖。 　　走向时代的车子的第五轮，和马车的不同处，一在主动，一在被动。时代的车轮，那第五个位置，是给自己安排的。 　　在社合比较安定时，这拖累还不觉得太可厌。到真理的大道被忍魔一手遮蔽，光明需把黑暗打退，即如我们爱好和平的民族，反抗法西斯的侵略的现在，要生存得努力，不努力就得灭亡，这拖累，不但要人觉得太可厌，且给人以很深刻的苦楚。 　　要生活，要自由的生活，驱逐强敌，得每个人都把力量施展出来。有人颓废、懒惰、自私，那并不单纯是自己的事。现在有一个新口号：“浪费即是贪污！”对抗战不用力，也可以说就是障碍抗战。这类颓废、懒惰、自私的障碍抗战者，把斗争向后拖，让人痛苦难堪，用马车来比，那正是第五个轮子。 　　这第五个轮子，在抗战的后方，我见到了许许多多。抗战胜利的时间，被这些拖累的轮子拉长了。 　　陈述道些事情，作力一个例： 　　农村的民智不开化，在内地哪里都是如此，这是事实。贵州也不例外。但在民智不开花的地方，动员抗日力量要宣传，让老百姓明白抗战与他们自己的关系，自动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总比强迫好得多。我们的一个演剧对，就在贵州省贵阳市做这工作。他们演完了轰动筑垣的《凤凰城》，成立了一个宣传团。除了这个团之外，还包括一个过路的青年团体和本地的××部。他们手执旗帜，挺着胸脯，在大雨滂沱中亳不退缩的下乡去，很艰难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其中一个团体，到的人数既不多，而这不多的人又中途退了出来。中途撤退，用军队的名词是开小差。第二天检讨会上，这一团体受到极严的批评，并为此批评到他们过去工作不够之处她，比之马车的轮子，这个轮子上的胶皮是太厚了，他们的脸并不珩红。 　　颓废、懒惰、自私，把人养得怕艰难，一遇苦头就退缩，只管自己的私生活的舒服，而不管为民族争生存的抗战。 　　抗战到现在的紧要关头。这类使人痛苦的累赘——马车的第五个轮子，还耻辱的存在着，这是抗战的障碣。我愿第五个轮子，自觉自动地把自己安置到增加前进速度的位置上。拖累是不会永久存在，驰聘在路上的马车，是没有第五个轮子的啊！ 　　 　　工作的严肃 　　 　　一个今女工为战士缝寒衣，一群牡丁在后方修公路，沉默的辛勤的工作着。如果人把情感放得宽大点，在这沉默中会觉得严肃。这严肃让人明白了人生。若说音乐表现了人生的秘密，那还是抽象的。工作的严肃，是实在的写出了人生。 　　劳动的工作如此，青年学生的救亡工作也如此。 　　一群小学生，手执小旗，在街头为伤兵，为同胞，力国家，向行人募捐；几十中学生，拿着笔，给负伤战士写家书；向几个工人，几个农夫，用顶通俗的语句，解释抗战，宣传抗战。严肃的工作，给人也带来了严肃。年轻的人们，在方向正确的路上走着，是让人觉到可爱的。 　　在资水之滨，我看见年轻的人们，于严寒中，傍著巨大的灯光，赶制壁报。冒雨在船甲板上撑着伞绘制宣传品。 　　在雪峰山下，我看见年轻的人们，为群众演抗战剧，白天黑夜的忙，汗水湿透了衣裳，雨水湿透了鞋。 　　在沅江的岸边，几十青年，整天的工作，紧张得忘了吃饭。 　　　　在湘黔的边境上，几个青年，在大热的天气中，很兴奋地挥汗抄写用在街头宣传的文章。 　　 一个男孩子告诉我，自己不能和抗战联系起来，不知道做什么事情，极苦闷，非常着急。 　　一个女孩子告诉我，在紧张的工作中，对人生正视，心胸感觉到了坦荡。 　　严肃的工作者，知道在抗战的时候，要站起来，得把力量发挥到抗战上去，否则只有倒下去。所以青年们，有人为工作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但不工作，生活空虚，产生优愁，产生痛苦。时代这样地安排了人生，这些青年这样地表现了人生。 　　青年人的热情，在正确的表现人生，即正确执行时代赋予的任务，才有价值，才是高尚的。热情离开这个条件，年轻人不但不能称年轻人，就是人的属性也不能算完全。 　　救亡工作，表现了人生的严肃。知识阶层的青年，违反了这个原则，不做工作，反对工作，用歪曲的理由，虚伪地掩饰怠情与不长进。那个青年只剩下人的躯体。 　　人要生活得肃穆与庄严吗？那就情把生活安置到正当的工作上，勇敢地向着正确的方向走。 　　辛勤的工作者，在我的观念里，造成了永不磨灭的严肃。 　　贵阳近郊农村 　　留在筑市短短的几天中，我知道了贵阳附近农村的一些情况。 　　贵州多山，山居的农民，有苗族有汉族。但不论苗汉人民，在那非常的生活中，知识是很简单的。他们日常按着旧规矩生活，多不知道我们现在全民抗战是怎么一回事。有的连“日本”这个名词还不晓得。抗战的力量、我们中国的大西南，还正有待于开发哪。 　　贵阳附近的农村，虽然临近了文明的大都市，但老百姓，多数还是什么也不知道，一个宣传队下乡去宣传，起初老百姓就不敢挨近。对那些手执小旗口唱救亡歌的青年们，只呆呆的远望着。到稍稍熟一点之后，宣传队员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怕生人。 　　他们说：“怕要钱”。这些老实人，是把宣传队看成是耍玩意的，看了听了要花钱呢？还是城里人一来就是要钱的事、把他们要怕了？这就没有人知道了。 　　这些农村的壮丁，是不以逃避兵役为耻的。原因是他们不知道当兵打敌人的光荣。再有，抽调壮丁时，有的地方在土豪劣绅的操纵下，营私舞弊，该服兵役的，花了钱可以免服，不该服兵役的，因为穷，被强拉了去！尤其是抽签不公开，更使那些老实人莫明其妙。这种不公平使老百姓们由于愤怒而对兵役逃避，认为是应该的。极少数土豪劣绅莫舞弊，教老百姓懂得当兵的光荣，都需要把知识输送到乡下去。明白了抗战的重要性，就不会再减削抗战的力量了。 　　“敌机轰炸贵阳后，有钱的人们多搬到了乡下去，而富人的生活豪华，不会因身在荒僻的乡间就减低。这会使农民把抗战理解成是别人的事，与自己无关。富人为谋利，囤积粮食，垄断粮价，也给农民的生活带来了新的苦楚。 　　这里的高利贷是出人意外的，一元钱，一个月竟要交三角到四角的利。不知道为什么，一些敢放高利贷的士豪劣绅，还把这事情假借了合作社的名义。 　　少数土豪劣绅，除了用经济手段压迫农民之外，居然还勾结土匪实行“绑票”。 　　这些都是从乡民口中知道的事。这些事，但愿在农村不是普遍的。 　　把错误自己改正，落后的改成进步的，歪曲的改成正确的。我们的抗战伟大就在于此，抗战的胜利也在于此。农村中的抗战力量，需要开发，需要动员，我们不能静坐着等待。 　　文章下乡 　　在湘黔川沿大道和公路的城镇中，有的地方抗战的情绪非常高。这不只表现在街市上的人们，一切募捐、慰劳，壮丁的训练，伤兵的管理等都进行得有力量，有秩序。支持抗战的后方的力量，是取用不竭的。这些地方提供了一个充分的证明。但这些地方，必定有一份小报，成为一群有知识青年，在用艰苦的工作尽力的发动这力量。相反的，有的地方缺乏这种工作力量，也就缺乏抗战的力量。愚鲁颓废，使这城或镇，暮气沉沉。随着这暮气沉沉，而有了这些现象：壮丁逃避兵役，壮丁训练时每天却死人；伤兵强横；甚至抢劫打死人，据说还不一定是土匪干的事。这比那些有朝气的城镇，伤兵自动的为社会服务，壮丁唱出雄壮的歌声，不知道要差多远了。 　　所以“文章下乡”这个口号，在我们抗战的后方，现在还是十分需要的。 　　在我们的大西南，那雄伟的高山，秀美的水，所养育的抗战的力量，是广大而雄厚的。但发掘这力量，推动这力量的工作者，却是寥若晨星，稀少得可怜。 　　要老百姓把力量用到抗战上，得先让他们明白抗战，明白抗战和他们自身的关系。力量的使用是自觉的，自觉的力量，比被动的力量，效果要大，要可靠。老百姓明白了为国家抗战即是保护自己的生命与财产，那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都是自动的来进行，少数不明大义的人，企图逃避兵役，也必为乡里所不耻。负伤的将士，明白了为民族生存而抗战是军人的天职，自然不会再干扰社会秩序的事，不再强横。这军民的自觉，都有赖于知识阶层的宣传工作。 　　这些都是消极的。积极方面，推动组训员与伤兵管理所，当局负责、认真、公正地处理矛盾，不合理的事情自然会少。 　　人尽其力是抗战胜利的基础。我们抗战要全国总动员，而文化界的总动员，就是要“动”在这些地方上。 　　蕴育在大西南的雄厚的力量，等待着开发、推起，正急需要“文化下乡”。 　　（原载《反攻》1939年10月16日，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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