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光离开我们已经半年多了，去年，在沈阳，向他的遗体告别时，见到他那仿佛安祥入睡的面容，我的心好象被人揪了一把，感到一阵彻骨的痛。他走了，没有感到丝毫痛苦，可是，他却已无法知道，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哀思。今天，握笔写这篇悼念文章时，心潮起伏，不能自己…… 　　我记得，我和石光相识于1936年，那时，我在北平东北大学读书，他在北平《东方快报》社担任副刊编辑。 　　“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北平的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成立了北平文艺青年协会，参加的人有：李雷、白晓光（即马加）、碧野、黄既（黄树则）等。我分工负责联系出版事宜。大家研究决定，在报上辟一副刊，定名“文艺青年”，每周出刊一次。在校时，我常阅读《东方快报》。听说该报是张学良校长出资兴办的，报社的许多工作人员是东北大学的校友。于是，我径直到报社去联系。接待我的人就是石光。我说明来意后，他慨然应允，当即商定，我们协会提供稿件，一切编辑事宜均委托他代办。第一次会面，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和蔼、热情、亲切，好象是一个大哥哥。这第一个印象便永远刻印在我的心版上了。每次送稿件时。我都和他交谈一阵子，从此，便播下了友谊的种子。 　　“七七事变”后，我随平津流亡同学到了济南。我做为一各民先队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响应民先队部的号召，留在山东工作，并参加了第三路军政训处（处长是进步人士余心清）主办的辛庄训练班。在这里，我与石光相遇，一同受训一个月。结业后，我被分配到陵县，他分配到鲁北，从此我们二人又劳燕分飞了。 　　同石光再次相遇是1939年在重庆。我们同在党领导的群众团体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工作，都是东总机关刊《反攻》半月刊的编委。 　　《反攻》半月刊的主编是于毅夫同志。他忙于联络重庆文化界和各团体，负责组稿，至于具体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则由石光、郭仁和我全包了。郭仁是延安抗大毕业的，比我大一岁。石光比我们二人年长，是他带领我们工作的，我们的工作是：分头看稿，对稿件加工、送审稿件、编排、发稿、校对、对外寄发、办理代售等。 　　最使我们头痛的也是最为气愤的是国民党政府设立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审稿：在国统区，任何书刊必须经该会对原稿进行审查通过发给许可证方能印刷。我初每次送审的稿件，全部完整地退回来是没有过的。一般是都有改动，有时重要稿件或被扣下不准发表，或被砍杀得面目全非，已无法使用。有时稿件被勾勒得驴唇不对马嘴，我们只好再加工，有时稿件被胡乱批改得狗屁不通，令人哭笑不得……我们掌握了规律，便事先搞了备用稿件，一旦有的稿件被砍掉，我们立即补送稿件审查。我们就是这样保证刊物按时出版的。 　　每期的编辑计划都是石光先提出，我们三人共同研究决定的。版式是石光画的。当年，没有现在这么复杂，需要印好的一定格式的发稿单。那时，只用一本过期的杂志，用红笔标出每篇文章的位置，在原稿上注明标题和内文的字体和字号即可。石光多才多艺，写得一手漂亮的美术字，凡有重要稿件需要突出标题时，他就写成美术字交印刷厂木刻后印刷（当年没有用锌版）。每次到印刷厂校对都是我们三人同去。印刷厂在化龙桥，是重庆《新蜀报》的印刷厂。校对时，遇有问题，石光即带我和郭仁到车间去，同老工人商量。老工人有丰富的经验，常帮助我们改版或串版。我们和车间工人的关系十分融洽。下车间的这种良好作风是石光带领我养成的，我一直保持着。解放后，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时，每年十月革命节和二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周年时都要举行庆祝会，我总是负责印刷多种文字的大会纪念册。每次我都是下车间和老工人共同商量排版问题的。 　　现在，办一个刊物，至少需要十几个人，有的多达数十人。当年，我们只有三个人。办一个半月刊，真是很紧张的工作，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发完一期稿件，马上就得准备下期稿件。我们是利用刊物付印后的间隙稍事休息的。每次都是到小酒店（类似北京的大酒缸）去喝酒，酒菜是煮花生米，喝完酒，吃一碗加豌豆苗的阳春面。有时郭仁付钱，但，大都是石光付钱的。然后，我们便到江边去，坐在江岸上聊天。听江水哗哗地流淌着，看月亮照射在江面上闪着片片鳞光。有时我谈去晋东南战地采访的情况；有时郭仁谈他在延安抗大的学习生活，每当此时，石光总是显出一种神往的表情，充满渴望；有时我们谈到关于东北的新消息，大家不免产生怀乡的情绪，而这时，石光的目光中就隐含着淡谈的优郁；谈的更多的是国民党的腐败、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免口诛一番。郭仁性好激动，每次谈及，他都气愤他说，国民党反动政权不灭亡实无天理！我在大学读书时就反对国民党的腐败，观点一直未变。我和郭仁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我的言词没有他那么激烈。石光则象老大哥似地给我们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他虽然也同意我的看法，但并不随声附合我们，而是引导我们深入思考。有时我们谈的是很严肃的问题，即如何更好地宣传党的政策，如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活动；如抗战到底的“底”是打到鸭绿江边，解放全东北等。这时，江边的谈心仿佛变成临时的编辑会议了。 　　石光对党的政策理解得比我深。当年，在重庆，和东总对立的一个东北人团体是东北协会。这个协会是由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操纵的。东总的活动，东北协会的人不参加，有时还和东总唱对台戏。东北协会搞了一个《时与潮》杂志，译介英美报刊上的文章，很受欢迎。业务发展了，随即成立印刷厂和出版社，后来还出版了《时与潮文艺》杂志。时与潮出版社的负责人是金长佑（字仲颐）。金是东北大学毕业学生，和石光有同窗之谊，常来看石光，一再邀请石光担任该社小龙坎印刷厂的经理。我知道，这件事拖了很长时间，最后，石光还是答应了，但是，条件是，不能影响《反攻》半月刊的工作。每周只到印刷厂去几个半天。一次，在江边谈天时，我对石光说，金仲颐是东北协会的人怎么和咱们东总来往呢？石光说，咱们是搞统一战线工作的，对于东北协会的人，我们也要做工作，争取他们，团结更多的东北人。咱们可不能存有门户之见。我接触过东北协会的人，进行了分析。我觉得，东北协会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它的成员是各不相同的：有的人由于历史原因和国民党一直有着联系，有的人为了保住职业寻求当权的人的支持，有的人是被拉进去的，有的人虽然参加该会，可是心中却另有想法……我反复想过，对他们可以做工作的基本点是，他们流亡在外，都想回家乡，当然会同意坚持抗战，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的主张。在这一点上可以同他们取得一致。此外，我还想到，东北协会中有些成员是东北大学校友，可以用同学关系同他们来往，顺理成章。这些想法我和毅夫同志谈过，他完全同意。金仲颐曾多次邀我出任时与潮出版社的小龙坎印刷厂经理，我没有立即应允。我和毅夫研究过此事，他赞成，认为这样更便于工作。毅夫同意后，我又拖了些时日，主要是让金仲颐感到我是出于同学友谊勉为其难的，这样才好和金仲颐讲条件，不至于影响《反攻》的工作。石光在如何深入贯彻党的政策上给我的启迪和他事事汇报服从组织决定的严格守纪律的精神，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和石光都爱好文艺。他写的散文，文字朴实无华、素雅，情感自然流露，不修饰，不拖沓，仿佛山间的溪水扫汩汩地流淌。我说，你的散文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两个字：清丽。他听后开心地笑了，说，你是我的散文的第一位评论家。这个评价，我愧不敢当。清或可说，丽则未必。石光为人谦虚，我理解他，即使我说对了，他也不会率直承认的。石光在北平《东方快报》编辑副刊时，很注意发现人才，培养青年作者。我记得，在副刊上看到有一个署名“李曼霖”的作者写了许多文章。我和石光谈起李时。石光说，他发现这位青年作者很有才华，所以，特意给他多提供发表园地的。当年，在重庆，我的文学创作活动也是受到石光的支持和鼓励的。从晋东南战地归来，我有所感受，写了几首诗。第一首的题名是《向北方》。石光看后，很欣赏，便把它介绍给于毅夫同志看，于也觉得写得不错，就把它推荐给重庆《大众报》副刊“战线”的编者陈纪滢。诗在“战线”上发表了，石光很高兴，鼓励我再写。于是，我又写了《歌郎壁》，也在“战线”上发表了。这里有一个小插曲。诗发表后，次日，我突然接到重庆地下党文委钱俊瑞同志的来信，对《歌郎壁》一诗很赞赏，语多鼓励。我当然很兴奋。石光看过信后，特别高兴，满面光彩，眉眼都充满笑意，他那高兴劲儿不仅不亚于我而且还超过了我，他那火一般的热情烧灼着我，使我感到无限温暖。除了我的至亲的人之外，谁能这样真心地分享我的快乐呢！之后，我写的诗大半是在他的督促下草就的，如发表在《反攻》上的《新年献诗》，就是急就章。因为缺稿，他急等着我写就以便发排。诗写得并不怎么好，特点是充满激清。石光认为很好，为了鼓励我，特地写了美术字标题。关心他人，胜于关心自己，这就是石光的品格。在石光的支持下，我步人了重庆的文坛。不久，便参加了重庆《文学月报》的工作，任编委，和力扬同志分管诗歌稿件。 　　我们曾在一起阅读了毛泽东主席的《论持久战》一书。石光很赞赏这部著作，谈到书中的犬牙交错的战争那一小节时，说，也许毛泽东熟读了孙子兵法，师承了它。但是，对现代战争，特别是持久战中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所做的精辟分析，如内线与外线、有后方和无后方、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都是古人所未道及的。他学问渊博，观察深邃，概括力强，逻辑严密，特别是富有创见，几乎是前无古人的。中国有这样一位伟人，可以无愧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了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幸福，也是中国的希望。言下对毛泽东无限钦佩和崇敬。我和郭仁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当年，毛泽东的著作征服了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我们三人对他的心折堪为佐证。我知道，我理解，正是由于对毛泽东的钦敬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石光才到延安去的。他是怀着虔诚的朝圣心情去寻求真理的。 　　1940年7月，我爱人傅彬在西安被捕。她是延安抗大毕业豹，奉组织调遣，来到西安东总陕西分会工作。分会被国民党查封后，她转移到西北工会（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简称）所属的西安东北妇女缝纫生产合作社，任理事主席。她被捕的消息传来，我因一时急火攻心，突患昏睡症，整日嗜睡。病中，石光守护着我。后来，于炳然同志出资带我去南温泉疗养，石光一直陪伴着我，陪我散步，陪我洗温泉浴，和我聊天，缓解我精神上的焦烦，照护得无微不至。我没有哥哥，石光却象亲哥哥一般地待我，给我以友情的温暖。我从他的目光中读到，他完全理解我的心情，而且愿意分担我的痛苦。 　　重庆东总工作期间，我们的吃住是组织上负责的，吃的是糙米，熬白菜，每月打牙祭一次，有时两次，没有报酬（原说每月有三块钱零用费，因经费困难始终未发放），可是大家却干劲十足。那时，思想上的支撑点是为抗日救国而工作，为此而努力是自己的责任，因此，是光荣的，也是进步的。坚定的信心所产生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在重庆，石光、郭仁和我三人团结一心，搞好工作。我们在思想上一致，经济上不分彼此，我们过的几乎是共产主义生活：有钱大家花，有衣服大家穿，有东西大家用。受实惠最多的是我，因为，石光担任经理后有了收入，郭仁有时收到从沦陷区家中寄来的汇款，我没有经济来源，偶有稿费收入，也为数甚微。 　　石光为正直，至诚待人，危难相助，从不望报。作家舒群和他同路去延安。二人在延安常来往，产生了友情。反右后，舒群被打成右派。当时，石光是本溪市委宣传部长。做为当权派，他无力回天，帮不了朋友。可是，他却甘冒风险，继续与舒群来往。大家知道，那时，只要给石光戴上一顶思想右倾和阶级界线不清的帽子，他就会丢掉乌纱帽的。我是挨过整的人，很理解挨整人的心情。挨整时，深恐连累亲朋，主动断绝联系。但是，思想上又很矛盾，很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一句话也好，即使是一个表情，一个眼色也好，更不用说期盼他们来探望了。在这种情况下，石光的精神支持在舒群身上所产生的力量是很难估量的。舒群对此感会殊深，临终前还呼唤着石光的名字。 　　可是，同时，石光对别人给他的点滴相助却牢记不忘。他去延安途经西安时，曾和白晶泉前去看望出狱不久的傅彬，那时，傅彬身边周围还有特务在监视着。甘冒风险去探望的这种珍贵友情是令人难忘的。傅彬知道延安物资缺乏，特为他和晶泉制作了御寒冬衣。这本是一件小事，不足挂齿，可是石光却念念不忘。他到延安后，我留在重庆。后来，我去了西北。多年阔别后，他的第一封来信提的就是这件事。信中写道：“记得当我北行时。傅彬赠我温暖的皮外衣，朔风中藉以取暖，这感情是难以忘却的。古人情感，有‘不苦行艰苦相思’之句，记得是唐鱼玄机的诗句。我在向北方走去时，天天在荒山窄路中行走，情感仿佛如此。”时间隔不断友谊，深情还跃然纸上。 　　解放初期，我患肺病。石光来信，倍加关注。信中写道：“你身体不好，这是应该注意的一件大事。在工作中，好好掌握作息时间，有计划地把病养好。我想，心胸放得坦然，是可以打败病魔的，自己得有信心。”石光不仅一如既往在生活上关心我，而且在思想上帮助我。我给他去信，常提到在西北入狱的事，流露出“出污泥而不染”的思想。石光针对着我的思想病根，在信中写道：“我反复看你的来信，觉得你高傲的情绪仍然是溢于言表的。我们对敌人高傲，这是我们高尚的品质。但对今天的党，对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下的共产党，我们都是小孩子，如果高傲，那就是无知。丘琴，虚心工作，虚心学习，对共产党，就是要克服自觉了不起的思想。亲爱的同志，愿你多想一下我的话。”知我者莫过于石光。他的这番话真是切中要害。这种在政治上的严格要求，又加以提示和启发，可是千金难买呵！这番话，对我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使我猛然醒悟。后来，我检查和批判了过去想当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的想法，以及重视个人奋斗的思想，重新认识自己。俗话说，得一知己，可以死而无憾。我得到石光这样的知己，是我一生的幸运。 　　“文革”初期，白晶泉在辽宁大学任党委副书记，受到冲击。石光全家（小利除外）都来我家居住。那时，我住的是二居室：一大间一小间。我把大间让给他们全家住，床上住不下，就打地铺，我们仿佛又过上“七七事变”后到后方去时的流亡生活。当时，我是承担着窝藏“走资派”的罪名的。但是，我管不了那么许多，室外的风云变幻随它去，我们只生活在友情的交融之中。 　　 那时，我理解石光。他的思想上存在着疙瘩，心头苦涩：对毛主席的崇敬和对党的信赖是不变的，但是，“文革”中的一些作法，他却感到迷惑不解。既然是一场政治运动，怎么没有党的领导，而一任群众随意行事呢？这个思想上的结他解不开。白晶泉是他的亲爱伴侣，都无端被打成“走资派”，被揪斗。一个干革命几十年的人竟然一无是处，黑白如此颠倒，怎不令他心头作痛？他只能怀着愁苦的心情，默默地静观事态的发展。当时，我能做到的，也只不过是不去引发他心头的隐痛，尽量减轻他精神上的烦恼而已。 　　十年浩劫做为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已经掀过去了。横行霸道，为非作恶的人受到了应得的惩处，人们无不欢欣鼓舞。石光和白晶泉都恢复了工作，我也得到了平反。劫后余生，相见甚欢。石光曾一再问我，何时能给调整住房。他极愿每次来京都落脚在我家。直到他逝世前，他的这个小小愿望也未能实现。如今，我迁人了新居，可是，石光走了，这个信息已无法传达给他了！ 　　石光呵，我的好兄长，我的老朋友，我多么想念你。但愿你能常在梦中和我相会，畅叙衷情，漫谈过去，欢呼现在，展望未来…… 　　1991年5月15日于中关村

原文1991年5月15日 发表于石光诗文纪念集  浏览：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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