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石光同志是1947年2月问在桓仁县城。当时桓仁二次解放，我随韩先楚的部队进入桓仁县城。我们这些“散兵游勇”由县政府接待，就住在县政府里。当时石光同志是副县长，负责接待工作。因为刚解放，事情千头万绪，只见石光同志里里外外忙得团团转，但是，事情总是办得有条不紊。我们虽然接触不多，但是石光同志给我的印象是热情、谦虚、诚恳、忠厚，有长者风度。部队在桓仁县城住了五、六天，稍事休整，就转到敌后去，我也就随着部队到敌后活动。但是，我对石光同志的印象却一直延续下来，在安东（今丹东），在东北局，在乡下插队落户，随着时间的推移，接触的增多，了解的加深，这些印象越来越丰满、越鲜明、越完整，越光彩照人。 　　90年8月，我从大连休养回来，路过沈阳，因为孩子们要开学了，在沈阳只停了三天，而且日程排得很满。别的凤志都可以不看，但是我必须去医院看看石光同志。晚饭后，我送孩子们上了电视塔参观，我自己急急忙忙坐车来到医院。因为事前晶泉已向老石打了招呼，说是我要去看他，希望他振奋一点，不要激动、伤感、落泪。所以，我们见百时／他的情绪很好，坐在床上，像平时一样慈祥、善良、忠厚，只是说话不清楚，有时手动一动，有时微微笑笑，我握着他的手，劝他好好养病，不要着急，他的身体素质好，可以战胜疾病，下次来沈阳，一定再来看他，他都听得懂，点点头，时间太晚，我怕他太累，坐了半个多小时就告辞了。这是见到石光同志的最后一面。 　　石光同志为人忠厚，这是熟悉他的同志的一致评价，这忠厚具有丰富的内涵，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具体体现。石光同志光明磊落，是非分明，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石光同志看人总是先看优点看长处，从不背后议论别人的缺点和短处。和石光同志相处，在那个”左”的出奇以至动乱有加的年代，可以有一种安全感。不用担心他打你的小报告。他永远不会干这种缺德的事情。我非常痛恨“打小报告”之风，而且深受其害。文化大革命中插队落户的时候，本来要把我留在于校，但是看当时的架势不是要我好好工作，而是要把我当作批判的靶子，因此我在于校政工组就“表演”了一番，最后还是叫我下去括队落户。但是到哪里去，却费了一番斟酌。原来听说石光同志到凤城插队落户，我想去凤城。后来听说去凤城的人大多而去了内蒙昭乌达盟的宁城，这更好，更合我意，我明确告诉他们。“种地我也远一点走，不在你们眼皮底下！”我坚决要求去宁城。就这样，我便同石光同志到了一个县插队落户。在插队落户的两年中，彼此经常有些来往，得到一些安慰和鼓励。 　　我同石光同志工作上直接接触最多的是1964年东北地区京尉现代戏汇演期间。当时东北局宣传部的领导干部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主持工作，而我在部里分工是管理论和新闻出版工作，对于东北地区京剧现代戏汇演工作，我只是原则地过问一下，完全依靠石光同志去办，从制订计划，审查剧目，组织演出，观摩评论，到生活安排，都由石光同志负责领导和指挥。虽然成立了领导小组；吸收三省的负责同志参加，但是各省的负责同志主要精力忙于自己省里的演出，领导小组起个协调作用，最后还得由石光同志拍板。石光同志工作细致、周到、认真、负责，虽然每天都要忙到半夜才能休息，但是工作井井有条，从不叫苦，而且经常关心下边同志的休息。汇演结束，从三省借调来的同志要回去了，对石光同志都有点恋恋不舍。 　　当时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是评论。三省有个竞赛，都希望自己的节目占上风，看法有时很不一致。但是石光同志以他丰富的文艺理论知识为基础，好或不好都能讲出个道理，令人信服。他很注意听取各方百的不同意见，既听专家的意见，也听普通观众的意见。每期简报他都亲自审阅稿件。 　　石光同志看人总是看他的优点和长处。他常说，一个人，总是优点多长处多。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很注意听取别人的批评意见，真正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五七千校的整党小组会上，有一位同志自己长期养病，却说石光同志“意志衰退”。别的同志听了卜认为这个意见太不公平，而石光同志自己只是一笑置之，不加申辩。事后有的同志问他为什么不申辩，他说，那是他个人的意见，又不是组织上的结论。 　　石光同志知识渊博，勤奋好学。他有丰富的文化、历史知识，在东北局宣传部里是最有学问的人之一。他谈问题总是有根有据，从不幸强附会。和他一起出差的同志，有时间总是愿意听他讲故事、讲掌故。这不仅是日为他平易近人，体贴群众，而且以他的智慧和知识吸引着同志们。这次整理他的文稿，看了他的日记，才更深刻地认识到石光伺志的学问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勤奋学习的结果。他游三峡时记下的日记，对历史故事记得那么详细、清楚，实在是难能可贵。看了他有关访日的日记，有关社会科学院内部斗争的记载，不仅事实清楚，而且是非分明。以古稀之年而又勤奋不辍，令人衷心敬佩，充分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党性、事业心和责任感。 　　我和石光同志相处多年，但是他在延安“抢救运动”中为何蒙冤的情况，只是“文革”期间在于校劳动时才略知一二，也没有深问。因为在那个“左”得出奇、蠢得可悲的年代，连在国民党地区坐火车都可以成为国民党特务的证据，不然，国民党为什么能叫你坐他的火车？“抢救运动”中受委曲受折磨，都是意料中的事情，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我也就没有多问。但是，现在感到内疚的是作为部的领导成员之一，我没有问清楚，当时为什么任命他为文艺处代处长，而不任命为处长，是不是“拾救运动”中留有什么“政治尾巴”，还是什么原因。而石光同志自己，对这些事从来不提意见，没有半句怨言，听凭组织上的安排，当时在本溪，石光同志是市委常委，在本溪时在他下边的同志调来东北局都任命为处长，而他仍然是副处长、代处长，他都泰然处之，从不计较。东北中学从北平迁到鸡公山后，石光同志受东北救亡总会党组派遣，到东北中学当教员，而部的一位领导同志当时是东北中学的学生，名正言顺的师生之谊，这些情况我也是在五七干校时才知道的，石光同志自己从来不谈。 　　石光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他没有死，他的光辉形象是永生的。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值得我们景仰，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原文1992年 发表于[石光诗文纪念集]  浏览：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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